台灣現在沒競爭力，但中國人的生存力讓你無法想像。他們拚命賺錢沒底線保護自己，但我不希望台灣社會變成這樣，而是要去問，我們到底要建立怎樣的國家和社會？我經常想，如果台灣最後被統一，葬送在我們這代人手裡，你我把台灣丟掉了，一百年後的人怎麼想我們？
2008年，國民黨在總統與國會選舉大敗民進黨，隨後台灣與中國關係走向升溫期，無論通航、通商、留學等交流活動都變得非常熱絡，許多人才隨台商大舉西進，想在「13億市場」大幹一筆。當時，胡采蘋已經透過在《工商時報》與《商業週刊》多年的採訪工作取得一定工作成就，對台灣金融圈也相當熟稔，卻自覺「台灣很小，留下來跑新聞不會再開發成就」，而且許多重大的新聞都發生在北京，於是主動請朋友介紹，希望到北京工作。
2009年，胡采蘋以「降薪」的條件進入中國《財經》雜誌，隨後一路在中資媒體的外資、金融、創業路線打滾至今。8年後，她的薪水翻了好幾倍，同時自豪地說，近幾年中國的科技創業變革，自己也是「推動的一份子」。
胡采蘋並非中國公民，更不可能有記者證，本以為在中國媒體工作會受到影響；事後證明，這部分可以有例外。「因為《財經》情況特別，是太子黨背景雜誌，以前就有台灣實習生，所以知道他們有可能會考慮我，然後因為重要人物都跳槽，我是跑外資線，對他們來說重要，所以我就順利進去了。」
此外，胡采蘋也解釋，為了因應中國國家發展需要，許多產業亟需人才卻還沒培養足夠，但又不需要太多歐美背景人士，所以國家策略性開放很多港、澳、台人士進入中國，這也是台灣人才得以大量在中國工作的原因。
胡采蘋以銀行證券業為例，指出中國在金融開放過程中，台灣的經驗和人才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中國招商銀行就是台灣中國信託團隊整個搬過去，元大證券也是一樣的情況，「他們創造市場時，就是大量使用台灣人。半導體產業肯定也是這樣。中資如果有國際化市場目標時，會偏愛用台灣人。」
她認為，其實在中國工作的法規限制並不多，難的是工作本身，因為媒體市場變動太快，經常煩惱如何保住工作，她也曾經一度非常沮喪，歷經失敗、挫折和沮喪，但熬過後，才能成為更有想法和能耐的人，這是她在中國最大的收穫。
她說：「人沒有發展性，產業就不會有發展性。我的性格適合在中國，很多人跟我一樣，台灣人說狼性；但我覺得我不是，我很照顧後進。我想做跟別人不同的事情，大家都沒做的，我想試試能不能做成。就像我當初到北京，沒有金融記者這樣做，我覺得這很酷，我不想走可以預見的人生。人有發展性，有更多人嘗試不同的事情，產業就會有發展性。過程中膽子會越來越大，贏過一次就會想贏更大的，想做更瘋狂的事情。」
在台灣傳統媒體急速萎縮、新媒體前景蒙昧不明、經濟發展停滯不明的這幾年，人在中國的胡采蘋同時也見證了類似的媒體變革；然而她並沒有因此打消對媒體的熱情，像許多同業轉行去當企業公關。「強國狼性」讓她見識到與台灣不同的積極求生精神，不停在創業領域採訪累積的知識和開拓市場的企圖心，也讓她從記者變主編再到主管，現在則準備積極籌備創業。她發現，自己其實意外地適合中國。
對於一個因為在中國遇上媒體工作瓶頸而罹患憂鬱症，看了半年心理醫生，後來還被成千上萬「愛國小粉紅」痛罵是「台獨狗滾出中國」的人來說，說自己適合中國或許有些詭異，但這個一天到晚在臉書上發表台獨言論，批評中國社會毫不留情（當然對台灣也是）的資深金融記者卻說，其實自己對中國也有不同的感情。這份感情，來自她幾年來在中國見證的創業精神。
她說：「我 2009年來時，世界還不是現在這樣，創業的信仰還不強，但現在的同事相信你懂網路會運營，不用靠跟大媒體老闆吃飯，不用得到百度資源，也可以成功。這是我這幾年經歷的過程，我相信我也是推動的一份子。後來阿里的 slogan 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這是我覺得新一代中國人普遍信仰。現在 p2p 金融就是人對人，把權力分解到每一個人，賦予每個人平等做生意的權利，不用跟銀行打交道不用裝 POS，也可以做生意，騎三輪車貼二維碼就可以做生意。太多這種事情了。」
「我對中國感情和台灣人不一樣，因為知道他們經歷什麼痛苦去改變自己人生，我很在地化。當時美國要對抗的是蠻荒，中國要對抗的是黨，我很擔心這一代人開闢出來的空間會被摧殘。我們從完全自由的地方出來，很多事情會更受不了，比中國人更受不了（限制），雖然知道自己可以跑，但他們跑不了。」
可是正因為她說自己「在地化」了，對中國有感情了，對台灣的處境才更加焦慮。比起中國，她當然更愛台灣，但她也說：「台灣給的薪水，完全沒可能找到人才，沒人投資我的話，我也不敢回台灣，除非我賺夠錢了。台灣人才出走，薪水是最大問題，迫在眉睫是錢，另一個重要的是發展性。」
她認為，人才流失會對台灣造成永久傷害，而且是一代人的傷害，所以吸引人才是台灣當務之急，新創產業也不應該受到過多法規限制，得徹頭徹尾改革產業結構，歡迎大量國際人才。
「現在只能吸引到印度與東南亞的人，這樣一點一點來，逐步開放一步一步做，在量上來討論。開放什麼產業，要由產業自己決定，千萬不要是政府決定，因為我們要用外國人有很多風險，語言、文化、本地環境，公司要僱外國人，一定是考慮好處比壞處多，所以要給公司自己決定，不要給政府，台灣的決策不能再由上而下。」
胡采蘋強調，台灣人應該避免用「競爭」、「搶飯碗」的心態面對開放國際人才入台，因為「跟聰明的人一起工作不叫競爭，很愉快，講競爭都是看可怕的一面。」她認為，過去台灣很習慣只做台灣市場，但國際人才進來可以帶來不同市場，所以更應該要開放。「你如果只看到外國人來就是要搶你工作，它就會越來越封閉。以前 Acer 時代就有外國 CEO，做外國市場，我們是有這種經驗的，為何現在變這麼封閉？」
她以身為台灣人在中國工作的經驗，認為自己最初不了解中國，需要幫助，所以會學習找合適的人一起工作，學會信任工作夥伴，如此就會互補組合，彼此學習到新東西，很快就能學會團隊工作，如果台灣環境也這樣開放，就能慢慢變好。最後，她強調，台灣職場的威權文化還是很重，如果領導者不能改變，就要學會下台，而開放外國人才會是改變台灣職場和產業的一個方法。
「要學習適應新文化，就會改變，可能會很慢，但這是一個開始。講再多都沒用，就是去打架啦！」
台灣欠缺高度的整合，不缺中高階人才。找最高階人才，也要放對位置才有用。
畢業後進了某台灣電子大廠 A 公司工作6年半，小海（化名）看著 A 公司的工程師陣容從 2,000 人一路成長到7,000人，而他所屬的軟體部門也在幾年時間內拿下十幾項專利，自己多半是主要發明人，也帶領很多專案和跨部門整合，升遷快速，可說年紀輕輕就累積不少工作成就。頂著人人稱羨的眾多頭銜和所得，在公司內的發展也很好，小海終究還是選擇離開。
2013 年，無論對 A 公司還是小海個人而言，都還在大好年頭，但他卻將履歷放到 LinkedIn 上，把眼光放向了國際，計畫出走。沒多久時間，蘋果、亞馬遜、Intel 都找他面試，陸續洽談他到歐美、中國工作，未料他最終卻前往韓國首爾，進了跨國 B 公司的手機部門。
即便所有人都認為小海是被高薪所吸引，但他直言：「對大環境前途感到憂心，加上怕自己失去競爭力，這兩個是主要原因。」他觀察，雖然台灣的技術力不輸國外，但當時手機產業已經出現高度同質化現象，競爭激烈導致將利潤下滑，而且 5G 商轉可能要到 2020 年才有機會，自己應該趁這段時間，培養工程技術以外的實例和成績，才會產生出走的念頭。
小海解釋，由於自己不愛美國的飲食與文化，加上提出邀約的部門他也不中意，所以中途就推掉這份許多人擠破頭想要的工作。至於崛起中的中國，小海則認為，兩地文化與語言太過接近，去那裡無法累積到真正的國際經驗，所以最後才落腳「本來不在雷達內」的韓國。
由於 B 公司是有計畫性地在引進國際人才，當然也有專責部門處理外籍工作人士的簽證，而且對於攜帶子女者甚至提供教育補助，所以小海說，B 公司以外的外籍員工可能會遇上的問題，在他身上完全不會發生。
「以前 B 公司有很多外國人，這幾年少了很多，因為之前有段時間不景氣……外國人分兩種，一種是他們會本國人不會的，這種人不太會砍。第二種人是他們會的和本國人差不多，但 B 公司是引進外國人讓工作文化和國際接軌，不要持續僵化的韓國工作文化，所以是策略性改變職場文化，B 公司這一塊相較於台灣企業，是不錯的點。」
雖然落實到執行面上，或許外國人被韓國職場文化改變的狀況會比較多，畢竟韓國人的群體意識和階級制度都很強，但小海認為，B 公司的優點在於策略高度，至少他們很有意識地在援引國外資源來加強企業競爭力，這是非常值得台灣企業學習的。
不只正職工作，B 公司也用非常好的待遇，延攬來自全球頂尖 19 所大學的學生（通常是 MBA）到公司內就職與實習。對 B 公司來說，來自名校的人脈與專業，還有對不同市場的熟悉度，都是值得 B 公司研究、利用的戰力，而且這些表現優秀的實習生，也容易留在 B 公司內繼續發展。小海認為，目前台灣也還沒有類似制度，是非常可惜的一點。
雖然小海認為，當初他能獲得國際企業青睞，或許是和自己的技術能力，還有手上掌握的不少專利有關，但進入 B 公司時，他負責的主要工作比較像是面對中國和台灣的窗口，總有被「大材小用」的感覺。
「來之前會想說要學很多東西，來了以後發現過去自己以為的優勢，他們沒有用到，有點慌張，怕累積不到專業能力。但後來改變想法，如果累積技術，那跟在台灣差不多，專案管理也是，繼續做也是累積頭銜，於是換念頭，台灣人無法得到的是跨語言的優勢，我把韓文學好，回去相對吃香。如果我有跨語言跨國際優勢，比起只有技術的人更好。」
「技術問題老實講，來 B 公司學的比在台灣少，因為這邊是小螺絲釘，不像在台灣什麼都要學，台灣人其實很有憂患意識，怕學得不夠，但 B 公司太大，給我們民營企業（中）的公營企業的感覺，來就要待到老，所以這邊的憂患意識不強，有點像工研院的感覺，工時長壓力大，但不太會離職，會做很久，不擔心學得不夠會失業，他們相信公司終究會幫他們找一個職位待著。憂患意識和主管要求都不一樣，台灣主管要求多思考多涉獵，B 公司的話就是上面要求你去執行，這都是有好有壞。」
目前在 B 公司的外籍人才中，最多的就是印度與中國人，日本可能位居第三，依照小海的觀察，其實台灣工程師的實力，不管與這些國家還是韓國相比，都毫不遜色，而且又非常認真工作，所以在這方面並不需要擔心。
但他也指出，台灣缺乏的其實是創新與策略人才，如果想要透過招攬國際人才加強戰力的話，應該先從這類型的人下手，不是再從印度找工程師來台灣。然而他話鋒一轉，卻也憂心地說，「台灣欠缺高度的整合，不缺中高階人才。找最高階人才，也要放對位置才有用。」
「台灣的策略高度，比較像單兵作戰，一盤散沙，沒有戰略只有戰術。這不是單純找外國人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從策略性引進國外人才轉變職場文化，到集團跨部門的資源與資訊共享，小海認為 B 公司從策略高度、開放世界人才，再加上韓國對在地企業的保護、整體產業對基礎建設（從軟體到平台）的高度整合，有太多值得台灣借鏡的地方，台灣現在要開放招攬人才是對的，但把對的人才放到對的位置只是第一步，後面還有太多制度要改變，才有辦法和國際競爭。
「現在講新創如何吸納人才，我覺得有一個點，韓國對於他們的本土產業發展，有強烈保護意識，比方說以前台灣有奇摩，但後來都是外國的，我們都用 LINE 和 Facebook，台灣的一切都握在別人手裡，但韓國只用自己的東西，有他們自己的 NAVER，地圖也是，很多服務架在本土產業，這其實很重要。」
小海認為，台灣企業單打獨鬥慣了，現在又欠缺基礎平台可以整合，有太多東西掌握在外國企業手上，在現在的國際科技戰爭中處於不利位置，和韓國的條件相比之下就弱勢，這也容易導致大家的夢不敢做大，因為生存就夠困難。
「格局無法做大時，很多東西無法串接，無法整合就沒有價值。現在很多新創都是這樣，所以為什麼台灣新創做不起來，這是很重要原因。韓國就很鼓勵新創，即便最後被大企業買走，但他們至少有這條路走。」他強調，高度戰略思維，和缺乏整合平台，都是台灣除了人才以外的硬傷，這些問題沒改變，就沒辦法創造價值，也沒辦法擺脫低薪，更沒有發展性，轉了一圈，還是對國際人才缺乏吸引力。
小海表示，韓國除了待遇好、生活環境和基礎建設也都不錯，所以要吸引外國人，還看台灣給人的印象是什麼。「這很重要，外國人不懂台灣，只憑印象，所以我們要塑造好的軟硬體印象。像韓國人很多以為台灣像東南亞，但來過就改觀。一開始如果邀請，很多人會拒絕，所以在找人之前，先建立台灣國際形象很重要。」
其實我心裡一直是覺得矛盾的，一方面覺得對企業來說，選用最優秀的人就對了，不用去管這些人到底是哪裡來的。但一方面又覺得，這到底會不會排擠到他們本地人的就業機會？……像有時候我就會覺得我搶了美國人的工作。
陳俊旭在美國羅德島大學念 MBA 時，就喜歡上那邊的環境，但短期唸書與長期工作畢竟不同，想到要留在那邊工作既恐怖又孤單，所以念完碩士後選擇回台工作，在寶成當了一年多的業務開發，專跑 Nike，但每個月薪水大概都只有 4 萬多元。
後來他在偶然機會下，去了嶺東商專教了 3 年的經濟、金融。雖然還得兼做行政、招生等等雜事，不過因為這是一份有寒暑假的工作，自己也喜歡安定，讓他開始考慮以朝教職發展。當年，很多技職體系學校要轉型科大，學校提供補助讓教職人員留職停薪出國進修，之後可以再回去教書，陳俊旭也去了，沒想到後來就沒回台灣，還因此賠一筆錢。
在美國念博士第一年，就幾乎讓陳俊旭花光多年工作的積蓄，後來還得靠留在台灣工作的老婆金援，讓他心裡十分過意不去，本打算一畢業就回台申請教職。「本來想趕快回來找工作教書，從來沒想過要在那邊教書，博士候選人時都沒考慮過，結果最後一個學期回美國時，看同學都找到工作，有些人年薪十幾萬美金，才想說留在美國試看看。」
陳俊旭說，在美國學校中，只要你有辦法，就能談到很高的薪水，即便是同一個系所的老師，有人年薪5萬，但也有人 20 萬，這很正常，但台灣大部分是統一薪水，對高階人才來說，當然缺乏吸引力。
除了薪水，還有一點促使陳俊旭留在美國的，就是對教職人員的尊重程度。「美國是寄申請信去，先電話訪問，再來是安排機票、旅費讓你去面試。但當時我也有申請台灣某國立大學，它是要所有候選人飛回去，都是要配合學校，差太多了……」
「老婆不支持我留在美國，我說留留看，有美國工作經驗，回來台灣之後會比較吃香。一方面也想說也快 40 歲了，急著讓付出可以回本，那時候身上沒有半毛錢，第一個學校就花光光，有經濟壓力。」
考量到薪水的「數倍」差距、學校對候選人的尊重、未來工作的發展性，加上也逐漸習慣和家人分隔兩地，促使陳俊旭決定留在美國「試試看」，沒想到一待就是十多年。經過多年的體驗，他認為在美國教職工作環境單純，評等公開透明，不像台灣還得跟別人交際，許多事情會變得很複雜，也讓他對於返台工作更加卻步。
身為長年在美國工作的異鄉人，陳俊旭認為美國雖然存在種族與階級問題，但國籍差別待遇卻非常小，他反倒認為，在高等教育的環境中，其實美國人並不會比較吃香。他指出，美國（學術工作）對於外籍人士沒有區別，只問你能不能在那邊合法工作，面試不能被差別對待，學校甚至有專門部門，負責審核他們提出的面試問題是否會問婚姻、性向、國籍之類的問題，避免觸法。
「我自己在美國也面試很多人，20個候選人裡面，19個是非美國籍，也不會有歧視，同事裡面也非常多不是美國籍。我猜我同事反而喜歡用非美籍人士，所以他們不會歧視，不會因為國籍有不同對待。在我們這邊，美國籍的人找工作不會比較吃香，其實對美國人不一定公平，想想在台灣工作，要跟外國人競爭，而且不分彼此，台灣人一定會發瘋。」
面試時不允許國籍差別待遇，就連工作簽證申請也相對寬鬆。美國大學都有專門部門為國際員工處理簽證，而且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屬於特殊專業人士，H1B簽證沒有總額管制，工作期間配偶和家庭成員都可以在美居留，除了政治權（例如投票）以外，其他權利也幾乎都比照本國籍人士，不管在行政事務還是權利保障上，都來得比台灣便利。陳俊旭補充，容不容易留在美國工作，其實還是跟行業別有關，不過根據他自己的觀察，雖然美國政府宣稱開放國際人士工作的行業，是因為本土缺乏相關專業人才，但他認為其實許多工作並不具備太多特殊性，所以美國雖然開放，但他可以理解當地人認為自己沒有受到國家保障的心情。
雖然在學校教授國際企業管理，陳俊旭心裡明白，對企業來說，爭取優秀人才天經地義，如果政府處處都要保障本國籍人才，對企業競爭力來說絕對是阻礙。然而，他對於當地人尋職不易，卻又充滿同情。他認為，美國的移民政策，很傷害底層的黑人和少數族群，對於人才輸出國來說，也是一種傷害。
他舉例：「矽谷7成工作人士都是在外國出生的，美國人無法跟這些人競爭，這很矛盾，因為在美國唸理工的，很高比例都是外國人。美國大概也有1/3的醫生，是印度、巴基斯坦人，至於加州的護士，也有很高比例是菲律賓人。在印度，能出來就出來，因為大學教育很便宜，但這些人畢業通通到美國去工作，最受傷害的不是印度的窮人嗎？」
「最近幾年迪士尼裁掉 IT 部門，都外包到印度，還要求原本的員工，要完成對印度人的訓練，才可以拿到資遣費，你是美國人的話不會生氣嗎？」他也坦言，「如果我女兒以後在美國長大，但台灣學生去美國拿到工作，我女兒沒有，那心裡感受會很複雜。」
即便對這樣的情況感到憤憤不平，但身為企業管理教師，他還是一再強調：「同意台灣學校延攬優秀的外國教師，因為找最好的人就好了。但站在台灣人的角度，我覺得要折衷，萬一台灣人不夠優秀，就是要找外國人來。」
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的，除了矛盾，還是矛盾。這樣的情緒，不只可以從跨國工作的觀點看出，就連他自己的生活習慣就能看出端倪。比方說，身為國際化與企管專業人才，他自己盡量不在連鎖店與百貨公司消費，就連回台灣也總待在鄉下，儘量不在大都市消費，期望保障在地化產業，但卻又主張企業競爭力與個人生涯發展最重要，處處充滿不協調感。
即便對本土、在地如此疼惜，他仍然鼓勵台灣優秀人才到國外就業，懷疑台灣的就業環境真的能吸引到國際人才，目前也沒有返台打算。他質疑，台灣的根本性問題還是在於薪資，即便放寬法令審核，還是很難有吸引力。「台灣給的薪水那麼低，外國人為什麼要來？」「有些在美國學財務金融的，在那邊薪水 20 萬美金起跳，我不太懂他們為何回台灣……還有看到一些台政大的老師，資歷可以到美國任何一所學校教書，為何回來我也不懂。」
「離開台灣 20 年，對台灣已經不夠瞭解，我都叫別人留在國外不要回台灣，因為薪水差太多，生活環境也比別人差，生活成本和房價又高。雖然覺得這樣對台灣來說很可惜，但對個人發展來說，那樣比較被合理對待。」陳俊旭感嘆地說。
在美國如果有綠卡，權利和公民差不多。但在台灣，沒有公民身份不能買房，不能辦信用卡，保險類的限制也多，銀行有些服務也限定公民。內政部問我為什麼有永久居留了還要歸化，我就說這些，即便法律明明沒有限制，但有些行業就這樣，照習慣不是照法律。
為了留住國際人才，內政部在 2017 年 3 月推出《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除了中國與港、澳地區人士之外的外國人，只要被認定屬於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與其他領域的高級專業人才，在台灣居留5年，每年居住滿 183 天，領有良民證明者，無需放棄原有國籍，就可以申請歸化中華民國籍。
費爾德就是第一批適用此方案，申請歸化的高級專業人才之一。只是，這個看似對外籍人才熱烈張開雙臂的方案，實際上執行起來卻一點也不便利親民，過程中甚至一度讓費爾德覺得，自己很可能會成為無國籍人士。到底怎麼了？
費爾德來自中亞的吉爾吉斯共和國。他說，吉爾吉斯還屬於蘇聯一份子時，在當地設立了良好的教育體系，但因為當地政府的效能不足，收賄情況也比較嚴重，又相對看不見人才的價值，導致當地培養出的優秀人才大量朝俄羅斯、歐美、馬來西亞或新加坡出走，而他自己也在大學畢業後成了出走的一員。
「我本來畢業時是想去美國和加拿大，都有拿到 offer，但去美加大使館時，他們都有審核，但新加坡審核更輕鬆，買機票飛過去就可以，先用觀光簽證通過試用期，我說試用完 ＯＫ，他們就去辦工作簽證。」
2001 年美國發生「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不久，費爾德服務的公司結束亞洲分部，他的許多同事就分別留在不同國家，自己也因為長年被外派到東南亞各國，發現台灣環境很適合他，索性在 2002 年時決定留在台灣發展。因為台資企業聘用外籍人士有 500 萬資本額門檻，費爾德本想以資安服務的創業者身份留下，卻發現台灣規定創業者之一必須有台灣國籍，於是費盡工夫找到台灣人合夥，才終於把自己給「聘進台灣」。
在台灣工作期間，費爾德經手不少金融體系的資安工程，也因為其優秀的「抓漏」能力，讓他在台灣的資安、駭客圈順利打響名號，加上他一口流利中文，讓他在台灣有非常好的人緣。2007 年，費爾德取得永久居留權，也因為在台灣有穩定的感情關係，於是有了落地生根的念頭。沒想到，光結婚就是個考驗。
「在台灣要結婚要有單身證明，要（吉爾吉斯）認證過的，可是吉爾吉斯和台灣沒有邦交，所以我要先去吉爾吉斯拿證明，再去莫斯科認證，過程很麻煩。2010 年我們要結婚，台灣和中國交情不好，中國要求吉爾吉斯不要再透過莫斯科（與台灣）往來，之後想接觸台灣都要經過北京。後來聽說可以去香港結婚，我們才順利結婚。」
在台工作多年，費爾德認為，台灣的優點是政府服務還算不錯，基本生活開銷低廉，而且社會非常開放自由，人民相當友善也重視教育，都算是加分項目。他補充，對於熱衷中國文化，卻對共產黨有意見，或是無法忍受髒亂環境與空氣污染的外國人來說，台灣會是蠻適合的選擇。
然而，他認為如果想招攬國際人才來台灣工作的話，台灣還是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例如工作簽證就是個大問題，德國的外籍高階人才只需要 2 年就可以永久居留、4 年就可以歸化，對於想要舉家移民的人才來說會有較大吸引力。至於新加坡對人才的規定也寬鬆，加上簽證、居留權的背景審核資料都公開透明，看分數就知道何時能拿居留，比較好做生涯規劃。
此外，費爾德認為台灣許多企業的內部文化很「中式」，他有同鄉來到台灣後，發現工作時得幫老闆泡茶，在乎員工是否準時上班和有沒有加班，而且升遷還要靠拍馬屁，就感到非常驚訝。「中式」的地方不只企業內部，例如有時候到銀行、政府部門辦事時，明明自己一切按照合法規定申請，但就是會遇到很多阻撓，最後都得設法拉關係講人情去解決事情，讓他感到十分挫折，覺得台灣應該要更重視法治。
此外，台灣的英文水平還比不上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對於只會講英語的外籍人才，也會增加學習曲線。還有就是健保問題，費爾德說，假如兩位領有永久居留權的外籍人士已可享用健保，但他們在台生育的子女卻得等上 6 個月才能使用健保，這也非常不合理，聽聞近期台灣打算修法處理此事，他則是樂觀其成。
最後，談到台灣政府近幾年很重視的新創議題，費爾德回憶，他的前雇主（註：指阿碼科技執行長黃耀文Wayne Huang）就曾指出，在美國，創業會議都是二、三十歲人在開會，但台灣創業就都是老人在開會。在台灣，跟創業有關的決定，是從傳統行業來決定，想法很保守，重視資本額，所以很難了解科技業需要什麼東西。
打從 2012 年起，費爾德就有意歸化中華民國，一部分原因是，在台永久居留的外籍人士，生活仍然非常不便。他說：「在美國如果有綠卡，權利和公民差不多。但在台灣，沒有公民身份不能買房，不能辦信用卡，保險類的限制也多，銀行有些服務也限定公民。內政部問我為什麼有永久居留了還要歸化，我就說這些，即便法律明明沒有限制，但有些行業就這樣，照習慣不是照法律。」
然而他的歸化之路走得並不順利。根據中華民國國籍法要求，費爾德必須先放棄原有國籍，但吉爾吉斯卻因早與中國交好，不受理他放棄國籍的申請，所以一直「卡關」，無法順利入籍。2017 年 3 月，內政部推出《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終於又讓費爾德看到希望。
「現在新的法律，是我可以先拿到台灣國籍，而且高級人才也不用放棄原國籍就可以歸化，所以我才有辦法拿台灣國籍。可是他們（指政府官員）處理事情都很保守，他們說我通過後，會是第一個案子，很多事情不知道怎麼處理……所以雖然有法律，但他們怕會成為漏洞，所以一開始不許可。後來我還是找了科技部、立委幫忙，才讓事情比較順利。」
2017 年 7 月，費爾德收到內政部公文，說他符合國籍法第 9 條第 4 項第 2 款相關規定，准予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讓他以為一切都塵埃落定。沒想到，費爾德拿著公文到移民署的地方服務站、戶政機關想申請安居證時，卻一下子被告知查不到他的相關公文，一下子被說必須先成為一年的無國籍人士，而且不得離開台灣時，讓他瞬間從天堂掉到地獄。
後來，經過一陣折騰後，不願放棄的費爾德抱著一絲希望，跑到其他地方服務站詢問自己的案子，才終於有承辦人員了解新出爐的法律，也查到他的案號，後來又歷經一連串補送文件審查（即便他早就通過審查），才終於讓費爾德在八月底時，拿到申請多時的中華民國身分證。
只是，歷經這一番行政部門的混亂、各行其是與折磨後，這位「新台灣人」對政府的印象恐怕也扣了不少分。對費爾德來說，他的歸化過程正印證了他自己所說，在台灣，有太多事情「照習慣不是照法律」。
我認識蠻多老外在美加有很好的工作，但他們可能住在小城市領著不錯的薪水，做著不有趣的工作內容，生活很無聊。一旦來台北，覺得生活很豐富，是非常 Cosmopolitan，十里洋場的生活，他們來亞洲就是要看這個。住在加拿大美國，看到大的亞洲城市，刻板印象就是生活速度很快，很多大樓，食物很好吃，文化很有趣，他們可能一輩子就想來這些地方。
在許多亞洲人的印象中，加拿大是個非常適合移居、生活的地方。那裡感覺空氣比較好、食物比較安全、萬事先進有保障，也能賺比較多的錢。可是來自多倫多的洪亞倫眼中，他的家鄉和許多亞洲城市相比，就只是個無聊、乏味，甚至有點「落後」的城市。他喜歡亞洲文化，覺得台灣比起中、韓、港、日，還有眾多的東南亞國家都來得更適合生活。「我真的很愛台灣，但想留在這裡並不容易」，他說。
從小就熱愛亞洲的動漫影視文化，最喜歡看吳宇森電影，洪亞倫說很多老外和他一樣，心心念念就是想到亞洲看看「發哥」（周潤發）所住的城市是什麼面貌，就想探究生活在電影《辣手神探》裡的城市是什麼感覺。高中畢業後沒幾年，Aaron 為了探索人生方向，在 2005 年時輾轉到中國的補習班裡教了3年的英文，更加深自己想留在亞洲的意念。
2008 年，為了系統化歸納自己在中國所觀察到的各種現象，洪亞倫回到多倫多大學攻讀政治系，鑽研亞太研究（Asia Pacific Study）。2012 年，洪亞倫得到多倫多大學獎學金，來到台灣研究社會企業，接著陸續到加拿大辦事處當政治官（Political Officer），負責撰寫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研究報告，提供渥太華參考台灣局勢。再之後，洪亞倫想到台北時報當特約記者，申請工作簽證時，台灣的官員卻說，以前他在中國工作的經歷都不算工作資歷，無法核發工作簽證給他，因為當年的他沒唸大學，讓他傻眼。
即便擁有豐富的學經歷和對台灣政治、公民社會的高度興趣，但對洪亞倫來說，想留在台灣並不容易。「因為喜歡台灣，也想觀察台灣選舉，但只能待三個月，很痛苦，根本無法找好的工作，感覺台灣不要我。」最終，和許多外國人一樣，洪亞倫是透過結婚依親才能留在台灣，發揮他的工作專長。
想起這些往事，再對照最近台灣政府放話說要招攬國際人才所推行的放寬政策，洪亞倫說，草案內容看起來很好，他也樂見其成，但他坦言對整件事情並不樂觀。他指出：「核心的問題是，台灣官員的腦袋有一個想法，是老外要像台灣人的求學和工作經驗一樣，念完高中唸大學然後找工作，用這方式去審核他的資歷。但一般的老外並不是那樣子的，很多人才也不是。」
洪亞倫強調，其實加拿大和美國不像亞洲那麼重視碩士學位，現在氣氛是，不要讓學生浪費錢得到碩士學位，因為那對找好工作的幫助不大，而且有時候選擇兩年制的學院，會比四年制大學更好找工作，因為工作經驗更重要，這才是專業人才。「如果以後還是那麼重視學歷，我覺得人才不好找。」
「現在電玩產業很紅，很多高中畢業就是很棒的人才，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以前在中國和加拿大都當遊戲測試工程師，但因為他交到台灣女朋友，所以來台灣，結果因為沒有大學學歷，所以現在他搬來台灣就不知道怎麼找工作。」
洪亞倫認為，台灣政府其實有點死腦筋，過度重視文件審核、學歷和許多形式，也習慣性將台灣人的經驗套到來自不同文化、國度的人，造成對人才的定義狹窄化，如果台灣真的想走向國際化，也和國際競爭，這並不是一件好事。
不只政府，其實民間也是一樣。就以辦手機這種小事來說好了，以前法令規定外國人辦手機非得要用護照搭配其他證件，新規定則說居留證可取代護照，但洪亞倫說，實際上帶著居留證據辦手機，業者根本不核准，「他們才不管法，只會一直重複跟你說規定就是這樣，但規定早就改了他們也不管。」不只電信，金融機構也常有一樣的狀況，Aaron 認為，台灣的民間企業，其實常常不太管政府的法令，這會對許多生活在異鄉的外籍人士造成不少困擾。而他口中的「不守法」其實也包含雇主不顧聘用外籍白領的 47,971 薪資門檻，用很多理由苛扣薪資。
在討論引進外籍白領議題時，許多人會認為台灣的薪資水平對外籍白領根本沒有吸引力，但洪亞倫坦言，「說實話台灣的『高薪』也不高，但其實很多人是可以接受台灣薪水的。」他認為，即便許多外籍人士目前在台灣的工作都是當英文老師，薪水也不高，但那是因為這是容易得到正式工作簽證的管道，否則其實這些人當中，很多也都具備高階工作的能力和學歷，並不像有些人所說，「即便是外國的魯蛇也能來台灣教英文」。就如前文所說，洪亞倫認為，一旦能讓外國人認識，並喜歡上台灣，其實薪資的差距不會是不能克服的問題。
「有一些人可能當英文老師，但另外找時間做喜歡的事情。很多老外在這邊當英文老師，是因為這工作容易得到正式工作簽證，障礙不多，不會要碩士學位或怎樣的工作經驗，你要當英文老師只需要兩年的大學學歷，你是老外想留下來，唯一的方法就是這樣。但當英文老師不代表這些人在國外是混不下去的，我認識蠻多老外在美加有很好的工作，可能他們在那邊生活很無聊，住在小城市，可能工作內容也不有趣，但薪水會是不錯的，只是生活無聊，單純因為薪水高，一旦來台北，覺得生活很豐富，是非常 cosmopolitan，十里洋場的生活，他們來亞洲就是要看這個，住在加拿大美國，看到大的亞洲城市，刻板印象就是生活速度很快，很多大樓，食物很好吃，文化很有趣，他們可能一輩子就想來這些地方。」
「台灣不理解的是，住台灣外國人士真的很愛這邊，如果有機會拿到護照，他們非常非常樂意的。我每次都很意外，你去韓國中國香港，和當地老外談生活的事情，他們抱怨很多，老外在台灣多數都是很喜歡這邊的。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台灣很棒，他們不知道怎麼吸引老外來這裡，但老外一來，就會越來越愛這地方，會想辦法要留下來，我不是唯一這樣的。比方說你在 YouTube 上搜尋，會看到很多老外做影片說台灣多棒，可是他們實際上要找一個法律上的理由留在這邊，沒有很容易。」
洪亞倫認為，許多問題都不可能一次到位，靠一些法令或政策就解決，在招攬外籍人才的問題上，除了改善台灣工作環境、放寬並落實法令之外，還得先讓更多外籍人才認識並瞭解台灣，靠軟實力去增加外國人想在這裡生活的誘因，如此一來，一些在工作條件不如其他鄰國的缺失，就比較有可能被接受。
「有不少年輕人想到亞洲實習，但大家刻板印象是要去中國，因為市場太大。我覺得要吸引年輕人實習很難，除非你名聲很響亮，但台灣不是。如果一個做金融的，說要提供實習機會，給外國人選中國和台灣，他們選哪個？他們根本不認識台灣，所以還要有其他誘因。」
洪亞倫舉例，台灣平常不太把一些「看起來沒啥競爭力和生產力」的國外藝術家放在眼裡，但這些人其實是讓歐美認識台灣的關鍵，例如他有一個朋友在台灣住了許多年，專門拍廢墟，經營很有名的部落格，許多歐美人士都是透過他的部落格才知道台灣，並將他稱為「台灣大使」，但這樣的藝術家每三個月要出入境一次，根本不會被重視。
「這些外國藝術家，比（台灣的）邦交國有用，因為他們在網路上有影響力，可以讓國外認識台灣，建立國際地位，吸引外國人興趣，人才才會來。要吸引高級外勞來，更需要這些人的存在，可以幫忙宣傳，大家會 google 台灣是不是適合工作的地方。會寫評論的很多人，並不是台灣高級老外，所以其實台灣很需要這些愛台灣，又懂得社群媒體的人。愛台灣的人就會是留下來，不會去其他亞洲國家，因為這裡很適合定居。來台灣之後，就覺得很難適應中國和日本了，住一個月就覺得日本人的客氣很假。」
我要怎麼跟台灣的官員證明我是一名藝術家？我要怎麼跟審核官員說明我到底在做什麼工作？
如果一個「老外」在台灣住了4年，至今卻仍然不太會說中文，也沒有申請任何居留簽證，多數人或許直覺認定，這名「老外」其實並不真的喜歡台灣，也沒有常駐台灣的打算，對吧？可世界上很多事情，偏偏都是違反直覺的。
來自加拿大的 Alex 在大學主修生物，做過不少研究，本來有很好的機會朝學術發展，但他覺得那樣平順生活太無聊了，因此拿到學位後選擇到泰國、香港、台灣等亞洲國家流浪，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漂浪過程「找自己」。Alex 坦言，當年的旅程雖然沒讓他找出人生「想幹嘛」，但卻讓他非常確定自己「不想幹嘛」，因此他暗暗下定決心，未來工作只願當自己的雇主，才能享受各樣的自由——包含失敗的自由。
回到加拿大後，當時因為線上數位音樂的版權法規還沒有非常明確，Alex 一方面想在網路上嘗試一些抗議行動，二方面也看到許多專業 DJ 並沒有好的線上管道可以購買音樂素材，於是利用自學的電腦技術，架起一個電子音樂素材交流網站，沒想到竟受到不少音樂人青睞，甚至有人願意無償贊助網站營運，於是誤打誤撞開始了自己的線上音樂事業。
然而，獨立線上音樂資料庫的收入來源並不穩定；於是，Alex 想起了台灣。首次知道台灣，是 Alex 在大學修習都市化與全球變遷(urbanization and global change)課程時，有一次作業要求學生以全球各都市為案例，深入探討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影響，Alex 便以台北作為探討案例。後來在他的亞洲壯遊中，台北也被作為短暫停留的地點。起初，Alex 只覺得台北是個非常適合生活的城市，萬事便利、氣候合宜、生活成本低廉、治安良好，人民也非常友善，但當時作為旅人的他，並沒有想過要在這裡定居生活。
後來，Alex 心想，既然工作和收入都來自網路，理論上自己可以在世界任何角落持續自己的網路事業，何苦讓自己停留在做什麼都不方便，而且生活成本又高昂的地方呢？於是，經過一番評估，Alex 選擇來到台灣，一待就是 4 年。
問題來了，依照台灣現行法規，如果 Alex 想在台灣長期停留，要嘛就是他得找個僱主聘用他，讓他得以用工作名義留下；要嘛，就是他得設法娶個台灣配偶，用依親名義留下。然而，這兩件事情，卻都不在Alex 的選項中。於是，這4年來，Alex 持續用「旅遊」的名義留在台灣，並且每 3 個月就出境到亞洲其他國家短暫旅遊，週而復始，以便讓自己留在台灣。
雖然 Alex 留在台灣長期「旅行」的開銷，與他在網路上的收入仍不足以打平，但他認為，若他選擇留在加拿大，自己的負債只會更多，所以一邊留在生活便利的台灣，一邊策劃下一階段的事業，同時深度學習亞洲文化、提升工作技能，對他來說是更好的選擇。
根據日前國發會所提出的《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雇用法草案》第 9 條，國外藝術家可以在沒有雇主的同意下，自行前往勞動部申請藝術工作簽證，每次許可期為 3 年，必要時得以延長，正好適合像 Alex 這樣的人申請。
問題在於，Alex 會被我們的審核體系視為藝術家嗎？又，他會被視為台灣需要的「外國專業人才」嗎？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前，我們得先回答文章最開頭的提問。
事實上，Alex 在台灣除了經營網站之外，也非常熱衷於攝影和旅遊。打開他利用 Goole map 自製的旅遊地圖，上頭竟然貼了超過上千個標籤，詳細記載了許多歷史建築、廢墟、特殊景點的位置。不僅如此，他細心地用顏色為這些歷史建築的狀態做了分類。「這個後來被拆了」、「這個現在還好，但我都不太敢告訴別人這個東西在哪裡，比較少人去它就比較不會被破壞」、「這個被改建了」。
更驚人的是，Alex 可以鉅細彌遺地說出許多據點在大清、荷蘭、日本治理時期，各自發生了什麼故事，有哪些演進，而且靠的都是自己多方搜羅中英文資料，最後確認可靠度後，再自己製作筆記。光看這份地圖與他所記錄的歷史故事，都能證明他絕非一位單純的觀光客，而是對瞭解自己所生活的環境有著濃厚的興趣。就這方面而言，他很可能比許多台灣人還要來得「在地」。
除此之外，身為「網路遊牧民族」的 Alex，也特地針對外國旅人製作了一份「咖啡館地圖」，詳盡地告訴旅台外國人可以到哪些空間去利用網路工作。他說，曾經有國外的部落客將他稱為「台灣大使」，每次有人想到台灣旅行，就會有人拿他的部落格當作攻略，分享給許多國家的旅人看。就這點而言，Alex 其實無形中已經在為台灣做外交、觀光宣傳的工作。
每隔3個月就出境再回來台灣、即使中文不好還是步履不停地隻身在台灣各鄉鎮旅遊、努力搜羅資料介紹台灣歷史⋯⋯即使在我們看來，他的生活有諸多的不便，但他還是努力在台灣待了 4 年多。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他不愛台灣嗎？這樣努力讓世界看見、了解台灣的人，到底是不是我們需要的「人才」？
回到前文所提到的藝術家簽證。Alex 認為，如果台灣政府願意提供這樣的簽證給外國藝術家，當然是件好事，他個人也樂見這樣的措施。然而，他對於未來審核機制如何落實，卻不樂觀。「我要怎麼跟台灣的官員證明我是一名藝術家？我要怎麼跟審核官員說明我到底在做什麼工作？我的情況是這樣，其他藝術家會比較容易證明嗎？」
其實我自己也不認為（這個專法）可以解決尋才問題，我是畫上問號的。就像過去創業家 VISA 以為會有 2,000 人申請，結果不到 100 人，到底攬才過程還有哪些做不好的，要深刻檢討，而不是立個法就可以解決。我覺得這是國安和國力問題。這法不是我提，我從沒有堅持過實習那些面向。
談起《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案》，有些讀者或許仍對前陣子網路上相關的論戰記憶猶新。
臉書粉絲專頁《不禮貌鄉民團》點名民進黨不分區立委余宛如，批評她曾在 2016 年 3 月時公開反對馬政府的外籍攬才草案，認為如以評點制度取代薪資門檻下限，將讓此專法成為「真藍領假白領」的後門。《不禮貌鄉民團》認為，改朝換代後，余宛如卻「轉彎」支持開放政策，也不要求台資聘用外籍人才時，應有 47,971 最低薪資門檻，顯然態度反覆。
對此，余宛如在 6 月初時數度親上火線開戰，除了製作《鄉民懶人包》為備受質疑的薪資門檻、尋職簽證、實習制度辯護外，後續也意外和同黨立委林淑芬、時代力量黨團法案助理陳為廷、立法委員林岱樺前助理王奕凱等人隔空交火。
當時余宛如在臉書上寫道：「在這個法案裡面，外國實習條件是讓中央主管機關來認定，所以薪資門檻確實是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我要跟大家說明的是，薪資門檻很低訂了等於白訂，因為外國人透過複雜程序離鄉背井來台灣，如果薪資很低也不可能吸引到人才來，但如果訂得很高，那等於排擠中小企業與新創公司的用才空間，那就與立此法的本意相違背了。
引進外國人才來接軌國際、提升產業價值，和部分替代本地勞工的問題是一體兩面，不可能只要好處不要壞處，但也不能有一點低薪的疑慮，就把整個法擋下來，假實習真低薪或真打工，理論上邏輯是對的，但實務上、比例上太過顧慮這個問題，真的不必要。想想看，用 458 個外籍實習生來解釋我們 1000 萬勞工的低薪問題，這樣不會怪怪的嗎？」
然而她的辯駁並不被許多人接受，卻只讓戰火延燒。6 月底，余宛如接受鏡傳媒專訪時則說：「其實我自己也不認為（這個專法）可以解決尋才問題，我是畫上問號的。就像過去創業家 VISA 以為會有 2,000 人申請，結果不到一百人，到底攬才過程還有哪些做不好的，要深刻檢討，而不是立個法就可以解決。我覺得這是國安和國力問題。這法不是我提，我從沒有堅持過實習那些面向。」
雖然「攬才專法」的討論雖然一直聚焦在尋職、實習、減稅等問題上，但余宛如也坦言，法案最可能解決的，其實是已經在台外籍人士的居留與生活問題，也就是所謂的「留才」。至於攬才，她直言：「留才比較多著墨，攬才不是修個法就能解決」、「這法能解決的問題還是非常有限，最主要的還是在台灣的外國人遇到的問題。」
換句話說，如果這部《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案》，連執政黨立委都認為重心比較會著墨在留才，讓已經願意來的外籍人才可以好好留在台灣，那麼許多主張台灣工作環境不佳，對外國人才吸引力有限的議論，就比較不在余宛如的對話對象中。
「這法有疑慮的地方我不那麼堅持，舉例淑芬委員考量是勞工，但我覺得針對新創需要，那這樣就好。我覺得新創圈法規可以不一樣，比較放寬。」說穿了，從 2015 年 7 月的創業家簽證，到近期的外籍白領爭議，國發會聚焦的點，終究還是新創產業的發展，以及為數不多的在台外籍人士，所以才會那麼難和主張勞工議題的其他人合上焦，因為本來就在雞同鴨講。
只是，法案終究也囊括了勞工、教育、健保、退休金、減稅等向度，一旦通過就會變成通則，而且該草案也並不只限縮在新創產業，後門開了就會全面打開，所以余宛如從挺身辯護，到後來「有疑慮的地方不那麼堅持」，姑不論轉彎與否，是否也可能讓人質疑「是不是要先讓法案過了再說」？
余宛如表示，其實不管是備受爭議的實習制度，抑或是尋職簽證問題，就算最後在立法院都無法通過，其實企業都還有其他解決辦法，所以問題不大，「但現在不要因為有疑慮，就把整個門都關上了，這不（是）好的方法。所以我覺得大家來談，你有意見去罵 OK，但我覺得盡量把討論空間拉大，對事情來說是好的。」
既然討論是好的，那麼余宛如究竟怎麼看待這些爭議呢？首先就草案第 9 條的「就台工作並取得就業金卡的外籍人士，前三年年薪超過 200 萬的部分半數免課所得稅」，余宛如認為，這樣的做法對企業來說，有誘因去聘僱外國人才，但也不是都減稅到企業上，外國人也能分享到誘因，所以會是可行的辦法。她認為，這樣的減稅幅度「還好」，但可以討論，不過高薪外國人在台也有可能帶動消費，她希望這樣的外溢效應可以被納入考量的範圍。
至於實習制度，余宛如則認為，如果大家真的有疑慮，就應該考慮去修正勞基法中關於建教生的待遇問題，因為在勞基法中也沒有規定實習薪資，教育部那邊雖然有在擬定實習專法，但她認為如果專法可以解決問題，那應該交給那邊處理，因為就她了解，每年在台外籍實習生數量並不多，而且新創圈並不是真的那麼想要實習生，所以她不會有太多堅持。「國發會預估，草案過了以後每年台灣會多 200 多名實習生，但我更悲觀，50 個就偷笑，所以這問題我想不大」，余宛如說。
由於攬才法案畢竟牽涉到太多部會工作，排除的原有法條一大籮筐，而且草案中許多細項都還得交還給各「中央主管機關」去處理，實務上來說，這些部會也不太可能違逆國發會意見，有沒有可能會因為這個專法，而架空在移民法、就業服務法、健保法、所得稅條例中的原有規定呢？對此，余宛如則給了一個，聽起來仍然不是很聚焦的回應。
「為什麼不是各部會去做？因為這是戰略性法案，例如移民署、內政部、教育部、勞動部法規都要修，所以乾脆針對已經看到的問題，修成外國人才專法。就像很多國家有一個歡迎外國人的法，而且修每個法曠日費時，所以變成專法⋯⋯太多問題要談就不聚焦。」
所有這些法，看起來其他都小事，感覺他們真的要的是（專法第）20條的實習，另外還有問題的就是免稅。就國際上其他案例來說，實習都是大問題，漏洞已經很多，不應該再開這個。這草案看起來比較噁心的，就是這法條在對待人，但為什麼只有白領可以被視為人對待？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長期關注台灣移工權益，在多數人印象中，他們主要的關注對象，其實是在工地從事體力活，或是在眾多家庭服務高齡、失能家人的看護工，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外勞」和「外籍看護」。然而，同樣作為勞工，看在吳靜如眼中，職業無分貴賤、高低階以及衣領的顏色差異，都是「外勞」，理所當然，此次的「高階白領外勞」專法，也在 TIWA 的守備範圍中。
吳靜如認為，此次國發會所推出的專法，問題最大的，非「實習制度」、「減稅」、「尋職簽證」莫屬。由於在訪談過程中，出現了太多「最機車」、「最不爽」、「最靠北」、「最爭議」、「最反對」與「最噁心」，因此以下將上述各項以列點方式區分，忠實呈現吳靜如口述意見。
這專法讓我覺得最機車的是，主管機關是國發會。有些要找教育部、找勞動部商量，但最後都是國發會定奪，因為其它單位不會說 NO，現在已發展為經濟導向，國發會最大，連勞動部不歸他管，但勞動部已經表現得像它下屬了。
最不爽是來一年找工作這件事，很多外籍配偶找工作，都還要被當假結婚真工作了。找工作需要一個時間，不論雇主或勞工都一樣，這種時間考量 OK，但藍領連他們受到勞資爭議要轉換雇主，都只能兩個月，我們至少要求比照嘛！新引進的可能衝擊太大先不管，那起碼已經在台灣的藍領勞工，可不可以比照？我已經對台灣有貢獻了，為什麼不能有一年尋職時間，但外籍白領可以有？
減稅沒道理，賺那麼多不繳稅哪有道理，抽煙都要繳稅了！這是為了幫資方省錢，讓他們留在手上的錢比較多。
聘用外籍白領的最低薪資規定還得仔細研究，每個行業有不同平均工資，有些可能高於平均，譬如工程師平均搞不好不止 47,971，現在法條說什麼高級專業人才，如果 47,971 就合法了，但符合行業別的平均工資嗎？如果不符合，那就是拉低薪水了。
前幾年在吵鮭魚回流，要提高安定就業基金以價制量，開放你超額聘僱，反正就業安定基金拿比較多。我們碰到雇主寧願付比較多就業安定基金，來聘更多外籍藍領。資方省掉的不只是薪資而已，又好管又可以省勞退之類的。
所有這些法，看起來其他都小事，感覺他們真的要的是二十條的實習，另外還有問題的就是免稅。就國際上其他案例來說，實習都是大問題，漏洞已經很多，不應該再開這個。
（專法）第20條看起來不像實習，之前我們跑去問高教工會，他們想法一樣，基本上這一條是針對國外大學畢業生，或畢業不超過兩年，但畢業了就不是學生，這很清楚，就是勞工，所以應該砍掉。
對照以前的師徒制，那是實習，我跟你做，還不是完成品，一邊學一邊做，等勞動成果可以上市場交換，那我就出師了，是這個概念，那個實習是清楚的。但現在的實習是進入職場，提供的勞力是有商業價值的，可以賣出去的，如果就算有學習，那也是職場學習教育，本來就是雇主該對勞工做的。現在實習就是直接讓雇主出賣你勞動成果，那個就是工作了。
上會期也在講評點制，就算是僑生還在學去工作，那應該就被當作勞工對待，不論是實習還是它現在要推的東西，都是要把勞動條件壓低的藉口，就跟建教生一樣。現在大學都很職業化，為資本服務的性質很明顯，現在不管是實習打工也好，畢業兩年還要實習，都是為資本服務的藉口，所以我們絕對反對。
我看到這個法的最大感觸，就是沒看過政府講人話。就業金卡這部分，這些所謂外國特定人才來，為解決申請聘僱許可不容易，轉換工作困難，無法兼職，巴拉巴拉都要申請，所以比照新加坡 PEP 制度，讓你在過程中轉換雇主、兼職，確定你職位，這對固定勞動力來說需要這樣，你引進國際勞動力來說，這是好的，對我們來說，對移動的保障是完整的。
家庭團聚權是好的，政府還特別放寬健保的適用期，之前說要居住 6 個月之後，現在放寬有道理。不合理的是，政府只把這些人當人，不把藍領當人，哪時候政府把藍領當人看過？這些條件從來沒有發生在外籍藍領過。
對於藍領移工來說，被我們看起來在處理人的狀態的服務，在藍領移工全部沒有。過去主管機關是勞動部，但現在變成國發會以促進經濟發展之名，就比較難擋。好希望藍領比照這個的保障，但是實習生和免稅的還是要擋掉。
這草案看起來比較噁心的，就是這法條在對待人，但為什麼只有白領可以被視為人對待？
從《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草案》還在討論階段時，各界就一直有許多不同的聲音。這個議題融合了台灣競爭力、新創圈需求、外籍人才在台居留、本國勞工保障等等面相，本來就不容易達到共識。
支持草案儘速通過的意見，主張提升國家競爭力刻不容緩，且在台外籍專業人才、實習生人數不多，不至於對國內勞動環境衝擊太大，所以認為毋須大驚小怪。反對者則認為，實習生制度可能會是拉低勞動條件、薪資，甚至成為雇主剝削的「後門」，且國內真正問題在於低薪、工作發展性不足、產業轉型緩慢等，所以前提是解決結構性問題，不是直接放行仍有疑慮的專法。
倘若如余宛如所言，「攬才專法」的主要功能，其實會是「留才」，那麼這些紛爭看來都不是真正有交集。反對方對於簡化流程、就業金卡這些留才措施，其實並沒有太大意見；甚至，對於招攬高階專業人才，也沒有什麼異議。真正引起爭議的，其實還是關於減稅、尋職簽證，以及引起最多紛爭的「實習生制度」。假如如余宛如所說，對於引起爭議的項目並不堅持，可以再討論，那麼先行放寬沒有爭議的部分，或許可行。
只是，問題仍在於，這部專法，對於防止台灣人才流失、無法有效招攬國際優秀人才，看來仍沒有太大幫助。而這，才是影響台灣競爭力的真正關鍵，也是許多人殷殷企盼政府和民間合作，儘速拿出解決辦法的地方，不是嗎？我們究竟要等到何時，才能針對「想解決的問題」，提出「可以解決的辦法」呢？更重要的是，就算這部專法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也不應該再製造更多問題了。
文字：鐘聖雄/翻譯：Chang, Su-Hau、鐘聖雄
網頁製作：v_k、KC-TWNo1
發佈日期：2017.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