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芳銘／政治經濟觀察員
擔任巴西總統3任的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在第一輪投票落後後於第二輪投票逆轉勝，塞爾維亞執政執政14年的前總統、總理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陣營則遭遇青年力量「學生名單」（Student List）挑戰敗陣下來。兩場選舉分處南美洲與巴爾幹半島，政治背景、國家條件與國際位置各不相同，卻指向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當權力愈來愈集中、政治競爭逐漸失去公平感，民眾終究會透過選票重新決定國家的方向。
這股力量牽動的不只政黨輪替，也涉及國家主權、世代更替，以及中小型國家如何在大國競逐之間保有自主空間。
巴西逆轉：民生決定選票，外部施壓可能適得其反
盧拉的勝選，首先是一場競選策略與選民動員的勝利。首輪投票落後，代表原有支持基礎已不足以確保連任；第二次選舉若要翻盤，必須爭取中間選民或提高投票率，讓原本投票意願不高的支持者重新走進投票所。
盧拉陣營隨即調整競選策略，強化地方動員、數位傳播與民生訴求，將家庭補助、生活成本、公共服務及社會公平重新放回選戰中心。對低所得家庭而言，政治理念固然重要，每個月能否維持基本生活、子女是否有更好的機會，同樣左右最後的選擇。過去的福利政策若曾改善生活處境，就可能轉化為選舉時刻的政治信任。
東北部等傳統農業支持區域的動員，也顯示民調未必能完整反映沉默選民的態度。選舉的最後結果，取決於支持者是否願意投票、游離選民是否改變判斷，以及候選人能否在短時間內回應社會焦慮。
美國因素則讓這場選舉多了一層地緣政治意義。川普政府對巴西採取加徵關稅的壓力，並與巴西右翼政治勢力存在政治上的呼應，正好讓盧拉有機會將選戰轉化為國家自主的議題作戰。當外部力量試圖影響一國的政治選擇，原本支持不同政黨的民眾，也可能因主權意識而產生共同立場。
當然，不能因此將盧拉的勝利全數歸功於美國的反向助攻。民生政策、競選策略、地方組織與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共同構成了逆轉的條件。外部壓力提供了政治議題，真正把議題轉化為選票的，仍是巴西國內的政治選擇。
盧拉罕見的逆轉勝邁向第4任總統任期，也不等於獲得選民全面授權。接近五五波的得票結構，反映巴西社會依然深度分裂。更嚴峻的是，右翼在國會保有強大影響力，總統每推動一項政策，都可能面對艱難的立法協商。
財政更是無法迴避的考驗。高額公共債務、龐大赤字與高利率彼此牽動，政府若擴大社會支出，必須說明財源及長期承擔能力；若急於削減支出，又可能傷及低所得家庭與公共投資。盧拉第4個任期的挑戰，是如何讓社會公平與財政紀律形成可持續的政策安排，而非讓政治與上述兩者陷入無止境的對立。
塞爾維亞青年政治：從一場公共安全事件開始動搖長期執政
塞爾維亞的政治變局，呈現另一種權力受到挑戰的路徑。2024年諾維薩德（Novi Sad）火車站雨棚坍塌，造成多人死亡，事件引發的悲痛與追責要求，逐漸擴大為對貪腐、政府問責及公共機構運作的質疑。當一場公共工程事故被民眾視為治理失靈的象徵，政治責任不再侷限於個別承包商或主管機關，開始延伸到挑戰整個權力體系。
這也是塞爾維亞學生運動的重要轉折。最初的抗議源自對死者的追思與對責任的追究，後來逐步匯集不同背景的民眾，形成跨越校園、專業與地方社群的政治力量。以「學生名單」為代表的運動，透過從下而上的集會、共同決策與地方接觸，試圖突破傳統政黨的組織決策與動員框架。
這類運動的優勢，在於參與門檻較低，能夠吸納對既有政黨失去信任的選民。首先，沒有單一領袖的權力指揮體系，也可能減少個人政治形象對整場運動的限制；其次，候選人來自學界、醫療、農業與其他社會領域，則有助於呈現更廣泛的社會訴求。
但去中心化也有代價。街頭運動依靠選民集體的不滿凝聚力量，執政的治理與選舉的動員不同，必須對預算、法案、人事與外交決策負責。不同的成員對政策的期待未必一致，反腐、司法獨立與政府透明等口號，也必須轉化為制度改革及可檢驗的成果。
因此，選舉勝利只是新政治的起點。倘若新興力量無法建立穩定的決策機制、提出可執行的施政方案，原有的政治勢力可能利用治理失誤捲土重來。武契奇即使失去執政優勢，仍可能透過既有政黨組織與政治支持，持續影響國家走向。
值得觀察的，是塞爾維亞能否藉由這次政治變局，建立更有效的公共問責制度。公共安全事故所引發的民怨，最終必須落實為工程監督、採購透明、司法獨立及行政責任，否則政權更替終究難以消除原有問題。
大國角力之外，中小型國家也有自己的盤算
巴西與塞爾維亞之所以受到國際關注，在於兩國都處於重要的地緣政治位置。
巴西是拉丁美洲的經濟大國，也是金磚國家重要成員，憑藉龐大的內需市場、豐富的農業與礦產資源，在全球糧食、能源及原物料供應鏈中占有關鍵地位。美國在全球與美洲對貿易、科技、金融與區域外交上持續具有影響力；中國是巴西大豆、鐵礦砂與原油的重要買家，並提供投資及基礎建設合作機會。面對美中競爭，巴西的市場規模與資源優勢，使其成為雙方積極爭取的戰略夥伴。盧拉延續多邊外交，即使川普對盧拉的政敵雅伊爾·博索納洛（Jair Bolsonaro）與弗拉維奧·博索納洛（Flávio Bolsonaro）父子較為友善，但與美國的往來有助巴西的經濟發展，對原本與中國的合作仍可維持或深化。但若美國以關稅或政治壓力要求巴西選邊，也可能更激發其追求國家自主的意向。
巴西的戰略選擇，不在於倒向美國或中國，而在於運用雙方競爭擴大自身的經濟空間。中國市場對巴西農礦出口至關重要，美國則是投資、科技與外交合作的重要對象，雙邊經貿關係值得觀察。
但是，若過度依賴單一市場，或長期停留在初級商品出口，巴西仍難擺脫外部需求與國際價格的牽制。經濟自主必須建立在市場多元化、技術提升、產業升級與增加產品附加價值之上，才能把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轉化為長期競爭力。
塞爾維亞的情況更為複雜。除位處歐洲戰略要地，與俄羅斯有能源及歷史聯繫、與中國維持基礎建設和投資合作、持續面對歐盟整合的壓力，同時也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走的是「多方平衡外交」路線。不過，政治權力更迭可能改變外交重心，卻無法讓能源供應、既有投資與地理條件一夕之間改變。
對中小型國家而言，外交自主的核心在於保留選擇權。過度依賴單一國家的市場、能源、資金或安全保障，都可能讓政策決定受到外部牽制。與多方維持合作、降低單一依賴，才有機會在大國競逐中爭取更大的迴旋空間。
選舉能改變權力，治理才能決定歷史
巴西左派繼續執政，塞爾維亞青年世代全面取代舊政治造成右派挫敗，兩國的政治發展與其國內制度、經濟與社會條件相關，且彼此差異甚大，選舉結果也受到各自的國內矛盾的影響。
但是，兩場選舉共同提醒長期執政者，政治的支持是有條件的。當民眾感受到生活壓力、公共資源分配不公，或政府缺乏問責機制，過去累積的政績與組織優勢便可能迅速折損。政治人物若習慣把反對聲音歸咎於外部勢力，卻不願檢視自身治理缺失，只會進一步消耗社會的信任。
新興政治力量同樣不能陶醉於勝選。首先，盧拉必須證明社會福利與財政永續可以兼顧；其次，塞爾維亞的新興力量則要把反腐訴求落實為法律、制度與行政改革。選民透過選票打開政治變革的大門，但後續執政的治理能否改善生活，則須由執政者接受檢驗。
大國競逐不會停止，中小型國家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外部壓力。但國家的政治方向，終究不能只由外國政府、國內政治家族或既有權力網絡決定。選民要求安全、尊嚴、公平與更好的生活，這些需求或許無法立即解決，卻是任何政權都無法長期迴避的責任。
巴西的逆轉與塞爾維亞的變局啟示是：政治人物運用權力爭取勝選，但無法永久壟斷人民的判斷；國家與大國合作，卻不能把自身的未來交由外部力量安排。選民選擇自己，才是民主政治最基本、也最難被取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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