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一、斐濟：安全區裡的破口
南太平洋島國因地理因素而與地球上絕多數國家相距甚遠，加上人口密度偏低，在全球傳染病爆發的大流行疫情期間，往往是「相對安全區」。以2020年1月爆發的COVID-19為例，斐濟第一例確診的時間是在3月19日，而到WHO宣告疫情大流行結束（2023年5月5日）時，斐濟總確診人數大約在68,000人，是所有同區域島國中確診人數最多者，至於確診人數最少的國家則是邦交國吐瓦魯，大約是斐濟的1/10。
然而，上述「相對安全區」的說法在當前地緣政治變遷與全球毒品毒品氾濫之際，正漸漸浮現「破口」。此刻，南太平洋的樞紐國斐濟正陷於愛滋病毒（HIV）爆發的公衛危機之中。根據聯合國愛滋病聯合規劃署（UNAIDS）與WHO的最新統計，自2010年至2025年，斐濟的新增HIV感染病例數增加了近12倍；2024年全國通報病例數為1583例，而2025年增加到2016例（年增幅高達27%）。截至2026年9月底，斐濟成人感染HIV病毒的機率已攀升至1.67%左右（相當於每60名成年人中即有1人被感染），迫使斐濟政府不得不宣告全國進入公衛緊急狀態。
這場在南太平洋的公衛風暴並非單純的不當性行為傳播病毒事件，而是與跨國毒品走私路線的改變有關；換句話說，是「外部因素」導致斐濟人民開始注射毒品，特別是流行施打Methamphetamine（俗稱冰毒）。這個現象特別值得台灣關注，因為所謂的「轉運點效應」（transit hub effect）不但讓跨國販毒集團利用斐濟作為連接亞太與澳紐毒品市場的中繼站，還進一步導致大量冰毒留存於斐濟，進而滲透當地社會，引發始料未及之公衛危機。
二、都是毒品惹的禍？
根據斐濟的官方數據，HIV疫情對該國年輕族群（iTaukei）的男性影響特別明顯。在2024年的病例中，15歲至24歲的年輕人佔了37%，其中新感染者有高達90%為iTaukei（此族群佔斐濟全國總人口的62.8%）。此外，新增感染者中有 70%為男性。就感染的區域情況來看，涵蓋首都蘇瓦（Suva）在內的中部分區（Central Division）最為嚴重，在新感染病例數中約有70%來自此區域，其次為西部分區（Western Division），約占27%。
值得注意和應予思考的是，在上述感染HIV的人口中，並非全部皆是因為使用冰毒或注射其它毒品所致，而是在多重風險因素與制度性缺失交織作用下，淪為「受害者」。詳言之，針具不足、HIV檢測與治療等關鍵公衛醫療的欠缺，削弱了斐濟的預防感染能力和原住民族接受治療的機會。毋寧，這場HIV疫情背後不僅反映了藥物濫用的風險，也暴露出斐濟在公衛體系上的衛生安全缺口。然而，不少新聞媒體報導將斐濟HIV疫情歸因於一種稱為「藍牙輸血」（bluetoothing）的注射行為；即被感染者從近期曾注射毒品者的注射部位抽取血液，再將該人之血液注射至自身體內。此一行為在公衛醫學上毫無疑問是引HIV疫情傳染的危險源，但根據WHO與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DP）的調查，目前沒有足夠證據顯示「藍芽輸血」在斐濟注射毒品者中是一個確切存在之普遍現象。因此，若將「藍芽輸血」視為HIV疫情的主要成因，可能構成不當歸因，導致忽略斐濟當地注射器具不足、注射環境不安全，以及公衛醫療欠缺等更為根本性的結構性問題。
在斐濟，iTaukei族群取得基本醫療與公衛服務並不容易。民間的醫療機構（例如診所或藥局）因為擔心遭到法律追訴，而不願提供針頭與注射器具，致使有正當使用藥物注射需求的患者難以取得所需之安全器具。與此同時，許多原住民從未接受過HIV檢測，並且在認知上堅信HIV病毒一旦感染就無法獲治。這些現象較少被媒體揭露，但從公衛防疫的角度觀之，它們才是讓HIV疫情難以預防、受測、診斷到阻絕的主因。
三、台灣或許可以做點什麼
2025年是斐濟給予北京當局法律上「政府承認」的50週年，而北京更早在2025年之前設定斐濟為重點對象，藉由經濟援助和基礎設施興建，大量進口斐濟的商品（特別是木材）、在當地蓋運動中心和造橋舖路，甚至還提供近5000組的太陽能照明系統。然而，這一切作為無非是為了以斐濟為中心，擴張北京對南太平洋島國的實質影響力，落實「海上絲綢之路」的地緣戰略目標，而非真心替斐濟百姓的生活品質改善在做規劃。相反地，很多海外服務據點是以推動北京當局、中資企業，還有犯罪組織的利益而存在，不僅造成所在地貪腐日嚴重，甚至損害它國在南太平洋島國的利益。
舉例來說，趙福剛是北京當局安插在斐濟推動政商利益的關鍵人物；他在法律上已成為斐濟公民，利用僑領身分作為掩護，替北京官員進行洗錢、行賄，並涉嫌組織犯罪。澳洲執法部門甚至懷疑趙福剛與人口販運和毒品走私有關。美國駐斐濟大使館更是在本月8日公開發表聲明，指出趙福剛的諸多商業活動使斐濟易於受到北京、中資企業與犯罪集團的「影響」。美國廣播公司（ABC）在追縱這起新聞事件時，也獲得斐濟內閣官員的間接證實，發現趙福剛並非首次面臨類似指控。事實上，2024年澳洲媒體已經揭露趙福剛與跨國犯罪組織的高層往來密切，並是中共統戰部的成員。學者Patricia O’Brien則是早在2024年刊於The Diplomat的文章中就指出，北京在南太平洋的經貿活動與非法藥物貿易之間具有關聯性。
盱衡上述情況，台灣或許應該挺身而出；即當北京的存在為南太平洋帶來「不安全」時，台灣的出現可以為這個區域的國家減少風險。舉例來說，透過非政府組織將多元化的檢測機制引入斐濟，以「同儕外展」模式擴大HIV檢測的實際範圍，讓原本不會主動或無法前往診所接受檢測的個人在社交網絡的驅力下不再是較難被公衛系統發現的隱匿族群。此外，根據台灣在SARS與COVID-19的防疫經驗，我們有充分的專業與能力協助斐濟在HIV檢測點同步建立起「抗反轉錄病毒的治療（ART），以及與其它防疫服務或傳染病預防之間的橫向資料銜接，讓斐濟的各檢測據點之間逐漸形成相互轉介及資料同步的機制。
沒有邦交不等於沒有援助，台灣的官方與私人醫療團隊早已在許多未與它建交之國家進行公衛與人道工作。民主韌性和健康一體（democratic resilience and one health）本即台灣堅守與奉行的價值，更何況在南太平洋有三個邦交國可能未來也可能會面臨類似風險。“Taiwan can help”；今年正好是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成立的第30年，曾身為醫生的賴總統特別在紀念影片中表示，台灣要將希望帶到世界需要的地方，把握回饋國際的機會。此刻，陷於HIV疫情的斐濟其實是在提醒我們，當外交、公衛失能、跨國投資、犯罪組織與毒品走私，偶然間交錯在一起時，疫情會以極其驚人的速度吞噬一個國家的人類安全。這個時候，台灣的專業公衛醫療可以提供斐濟所需之幫助，讓它在危機中翻轉局勢，也讓台灣用提供公衛安全的能力向南太平洋島國展現自己的溫柔善良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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