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花》的構想來自一篇關於禮儀師的訪問，編導高勳接受本刊視訊專訪透露：「我本來不太在意這個職業，覺得他們的工作就是處理遺體之類，但訪問中該名禮儀師說自己是『幫助亡者』的人，這個說法讓我特別有感觸。」
為弱者發聲 高勳
- 1977 年出生於韓國濟州島
- 重要經歷
- 2020年 編導電影《紙花》獲休士頓影展最佳男主角、最佳外語片
- 2019年 執導電影《我的母親》入選首爾獨立電影節、獲韓國黃金攝影獎銅獎
- 曾擔任濟州電影節評審
以禮儀師和社會弱勢族群為題材的電影，的確很難說服人會大賣。
高勳寫劇本前，針對禮儀師的工作進行田野調查，訪問老家附近經營私人葬儀社的禮儀師，「以前喪葬的事很少交給大型禮儀公司，多是找社區附近的小葬儀社處理，我們家族的後事也多是拜託他。」高勳不但將該名禮儀師所述大、小葬儀社處理後事的差異反映在劇情中，主角禮儀師「尚吉」也以他為原型，設定為年紀較長且長期接觸死亡的角色。
除了禮儀師，全片還出現遭受家暴的單親媽媽、無人關心的街友。高勳說：「我想刻劃社會上的弱者，喚起大眾對他們的關心，才將這些結合一起。」
《紙花》中的核心角色尚吉，高勳在構想劇本時，就鎖定韓國影帝安聖基。「他看起來有點頑固，好像藏著什麼故事，卻又給人安心感，具有雙面特質。」高勳2017年底開始寫《紙花》劇本，前後耗費3個月修改，完成後提給安聖基，1週後就收到回覆，對方因從未嘗試過禮儀師角色，所以躍躍欲試。
由於尚吉是經驗豐富的禮儀師，替亡者處理儀容、穿壽衣的過程，必須熟練且不能有破綻，因此安聖基開拍前特別接受專業訓練，熟悉每個步驟，平常在家沒有假人可練習，還會用枕頭代替。另外他摺紙花的技巧，也讓高勳讚嘆：「他學了很多不同摺法，練到跟專家一樣的水準，可以靠摺紙花賺錢了。」
安聖基點頭接演後，製作公司認為可以放手一試，鼓勵高勳投入《紙花》製作，他卻沒信心。高勳苦笑說：「以禮儀師和社會弱勢族群為題材的電影，的確很難說服人會大賣，況且我又是新導演，誰會相信我呢？」
《紙花》是高勳執導的第2部長片，為解決資金問題，他親自準備資料，申請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提供給獨立藝術片的補助金。「申請書中得說明電影攝製方式、劇情走向以及選角等，資料齊全才有機會獲補助。」
經過書面審查、面試之後，故事成功打動了KOFIC，獲得約新台幣820萬元的補助金。高勳為此感到慶幸，「KOFIC以現金方式補助，每年有2次申請機會。在韓國拍獨立影片的人大多靠這筆錢，沒拿到可能拍不成，得花更長的時間奔波籌資。」
因為不知道觀眾會如何看待入殮過程這個事情，處理上得多費心思。
日本的《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也影響了高勳，確定製作《紙花》時，他把《送行者》拿出來複習，也受到啟發。他說：「《送行者》有演出入殮過程，老實說這部分我有點猶豫，因為不知道觀眾會如何看待這個事情，處理上也得多費心思。但我看了《送行者》後，認為應該要把韓國入殮儀式也放到故事裡面。」
電影裡的尚吉，因經濟壓力放棄自營的葬儀社，改與大型禮儀公司簽約，卻因是否在亡者棺木中放紙花一事與公司產生摩擦。這些劇情來自高勳訪問禮儀師得到的靈感，他解釋：「在尚吉的立場，替亡者準備紙花是一種禮儀；但用做生意的角度來看，放不放的差別只在能不能收到錢而已。」藉由這些細節，鋪陳角色的性格以及價值觀的不同。
獨特的韓國殯葬文化，讓外國人好奇，而得到海外影展肯定。
韓國近年對禮儀師的觀感逐漸轉為正面，甚至有學校設置殯葬禮儀科系培養專業的禮儀師。高勳為了拍片，實際拜訪學校，也獲准使用該科系的實習教室進行拍攝。
此外，片中尚吉簽約的大型禮儀公司「Happy Ending」，是實際存在的公司，高勳籌資時接觸不少殯葬業者，這家公司欣然答應贊助，不僅出借公司名稱，更提供道具、技術指導等，省下一筆費用。
《紙花》拍攝期約1個月，接著進行後製，從籌備到全片完成超過7個月。雖然還算順利，但排片又是個難關。根據KOFIC公布的《2019年電影產業決算報告》，2019年共有121部韓國本地製作的獨立藝術片上映，總票房為226億3千萬韓元（約新台幣6億元），占當年度所有上映獨立藝術片的3成5。但以整體市場來看，去年1,740部上映作品中，韓國獨立藝術片上映數量僅占7％，觀影人次更只占了全體的1.3％。
高勳表示：「目前韓國的影城還是優先安排大型片商的電影，其他業界人士雖提出異議，但大片商獨占市場的狀況仍是現實。」為此，《紙花》轉攻影展路線，先取得影展關注，提高影片的曝光率。
《紙花》去年10月入選釜山影展，今年5月獲休士頓影展最佳外語片與最佳男主角，甚至與《屍速列車2：感染半島》《魔鬼對決》等片一起列入代表韓國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的候選名單。今年10月在韓國正式上映時，宣傳與排片的機會比其他獨立影片多，版權還賣到海外，讓高勳受寵若驚。
高勳原以為《紙花》的故事「很韓國」，得到海外影展的肯定後，他表示：「或許因禮儀師題材，加上獨特的韓國殯葬文化，讓外國人好奇，還有社會底層人物也吸引大家關注。」電影中的每位街友都各有故事，高勳強調：「我想賦予這群人存在的意義，用故事告訴觀眾，他們曾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我們不該忽視他們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