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起重大擄人勒贖案發生後，桃檢及轄區八德警分局組成專案小組，檢警鎖定當地11名黑幫成員涉案，連月來逮捕多人到案，其中1名沈姓嫌犯被聲押後，法院裁定以8萬元交保，檢方不服提起抗告，高院撤銷原裁定並發回桃院更裁，桃院後來以電話通知、傳喚，並拘提被告，沈嫌從此消失無蹤，法院連排2次庭期重新召開羈押庭，但沈嫌都無故未到庭接受訊問。
桃院法官引用「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5年法律座談會的刑事類提案第32號」作為論述依據，認為檢察官在重新召開羈押庭時，應該把嫌犯抓來法院開庭，不過，人明明就是法院放掉，院方此舉形同把被告跑掉的責任卸給檢方，況且該場座談會結論，僅供法院辦案參考，並無拘束力，既然當初原審法官決定放人，高院又發回更審，就該由桃院負責將被告傳拘或通緝到案，而非要求檢察官指揮警方動用大量國家資源，再次將被告拘提或逮捕到案，提交院方進行羈押訊問，實務上也是如此進行。
羈押是侵害人身自由或隱私權的不得已手段，卻是保全措施最有效的方式，按理來講，檢方聲押被告不成，偶有所聞，既然法官裁定放人，就要有勇氣扛起嫌犯跑掉的責任及後果，法院裁定固然必須兼顧羈押必要性，但也不能在辦公室看書狀憑敲鍵盤用一紙命令說放就放，思慮必須更加周延，更不能把人跑掉的責任推卸給檢方。
交保放人的眉角一籮筐，後續更牽扯一堆司法資源及民眾對司法的信任，2010年，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針對「調查局辦理貪瀆、毒品與重大經濟犯罪案件績效及工作現況」邀集時任法務部次長、現大法官吳陳鐶及當時的調查局局長吳瑛進行專案報告。
立委對此質詢其實大有玄機，因為當時王令麟被控掏空力霸集團，2008年經台北地院判刑18年，隔年院方裁定王以天價3.5億元交保，為防止他潛逃出境，調查局北機站奉法院命令派人24小時跟監，由於全站才50多名調查官，全體輪班跟監，讓北機站陷入癱瘓無法辦案，相關業務經費更多出300萬元，後來才將「燙手山芋」丟給大安警分局，警方後來也是累得哇哇叫，重大要犯監控問題至今仍無解。
其實嫌犯逃亡，連帶也讓重罪羈押問題浮現，司改國是會議期間，司法院主張修改刑事訴訟法，要求被告到庭聆聽宣判，遭判2年以上的被告，宣判當時將隨即啟動羈押審查程序，由法官開庭審查是否收押，司法院甚至誇口要研擬修法，擴大被告羈押的替代處分，包括科技設備監控、居家監禁、交付護照、禁止處分財產等。
法界人士更一步建議應參考德、日、美等外國立法例，建立保全羈押的法制，修正刑事訴訟法，宣判時除了被告有應到庭聽判義務，被判5年以上重罪時，法官就應直接依法羈押，只是口號喊得響亮，這些最快、也花最少錢就可讓人民有感的司法改革不見落實，難怪根據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調查去年治安滿意度，其中對法官滿意度竟不到3成，司法院近來砸大錢推國民法官新制，本質上想幫法官減輕工作負擔及外界批評，但恐仍無法解決問題核心，院檢強制定期對調互換工作，或許可有助司法能量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