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台機上閉目，首次真正放鬆
他在獄中就收到政大邀請，出獄後，其實可以立刻前往台灣，「我感覺非常強烈，要離開香港，可是我一直不捨得走。」
雨傘運動後，社運界低迷，這些年裡，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陳健民，在許多年輕人眼中如同食古不化嘮叨不休的老爸爸。他不以為忤，出獄後，帶著在獄中寫的《獄中書簡》和許多等候審訊的被告與其家人會面，意外的是，竟有勇武派抗爭者希望和陳健民見面，他因此多次探視涉暴力罪行而遭關押的囚犯，也設法籌錢替在押人士購書。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歌有句「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出自新亞書院創校校長錢穆。陳健民特別喜歡這段話，有時抄寫，贈與友人共勉。「整個新亞書院的精神，都是那些從中國大陸離散到其他地方去的一些學人，建立起來的。他們跨國飄零，理想沒法在中國那個大地實踐，然後跑來香港。他們當時還有一種想像，能維持一點點火種的話，有一天還能重新燃燒起來的。」說的是錢穆一代，也像是在說給自己聽。只是，身在困乏裡，如何還能多情？這時笑咪咪的「四萬大叔」又出現了，「哈哈哈，還是保持一種溫度嘛，因為很容易心死的…香港這種狀態，人心不死的話，就有希望。」「做一些很小的事，把人連結起來，這就是多情啦 …在困境裡，對人的關注、感情，是很重要的。」
悲情城市是他的多情城市，他拖了1年4個月不願離港，總算在去年夏天動身赴台灣。他在書中寫：「因為香港形勢愈來愈危急，家人對我的處境憂心忡忡，每天催促，直到我安全登機才放下心來。在機上闔上眼睛，感覺是出獄後首次真正放鬆自己。飛機快要降落到桃園機場，從窗外遠望，藍天白雲下是連綿的田野、沿著海岸線是一座座發電風車在碧海白浪前徐徐轉動，讓我感到久違了的安全感和自由。台灣會是我棲身之所嗎？」
不再問意義，決定好好過生活
陳健民大概沒想過，到了民主自由之地，最需要調適之處，竟是自己的失落感。
「以前是在（香港）裡面，受苦有意義，現在不受苦了，反而找不出意義。後來我發現：我應該心安理得。不要一天到晚問意義意義意義，我根本沒有好好生活過…」現在他喜歡去市場買菜，喜歡洗衣服，閒暇在景美溪畔散步跑步，「有時候，對我（來說），很大的安慰是大自然。這世界很壞嗎？可是你看，風景還是那麼漂亮。花還是在開耶。」近期他去看了台灣雕塑家黃土水的雕塑《甘露水》，發在個人YouTube頻道與香港讀者分享，「我要活在這裡，就要理解台灣，有可能我以後就會是台灣人啊。」
他曾陷入自苦迴圈。倒不是因為愧疚。坐牢1年，他求仁得仁，不似許多港人來台後，對家鄉手足懷有罪疚；他的朋友不是在台灣就是在香港監獄裡，曾想多寫信給香港獄中友人們，提筆卻語塞，「我要寫什麼？都那麼多年的朋友。難道我跟他講：我在台灣過得多好又多好？寫不出啊，真的寫不出啊。」
語塞歸語塞，陳健民還是給香港監獄裡寄了許多明信片。他專挑台灣風景照寄，「寫幾句話就夠了，我告訴他們，台灣有很多美好風景在等你，總有一天我們會看到的。寫這種，好像比較容易寫滿…」他又說，寄給黎智英的那張台灣風景，與上回自己在獄中收到的明信片很相似：那是一輛火車，正緩緩駛出山洞。
公民抗命 以坐牢受苦控訴專制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又稱公民不服從，由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於1849年提出，主張政府若強迫人民去做違反良心之事，人民應有消極抵抗的權利，包括公民為違抗不合理法律，付出坐牢等代價，用以喚起其他公民和輿論關注。1849年，梭羅反對政府壓迫原住民，拒繳稅、寧坐牢，抗議政府不義。這個概念影響英國工黨和費邊主義者、甘地不合作運動，亦成為後世公民運動思想來源。
占中案於2019年4月24日進行被告判刑，陳健民、朱耀明、戴耀廷分別判囚16個月，其中朱耀明緩刑2年，陳健民、戴耀廷即時入獄。戴耀廷入獄後申請假釋，陳健民則堅持待在牢裡。「按照梭羅的概念，坐牢、立下那個動作，才是公民抗命，」陳健民強調，受審和入獄是公民抗命中非常重要的環節，也是對專制的控訴，「坐牢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受苦本身就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