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警方筆錄記載，凶手陳伯謙分屍時戴上橡膠手套，在屍體下墊塑膠墊，從關節開始，連同衣服，以野居草堂內教學展示用、一把約15公分長的切魚刀將其肢解。分屍後，以清水和肥皂清洗刀具，塑膠墊僅以抹布擦拭，並將切魚刀放在草堂。草堂被視為第一犯罪現場，然而，最後在草堂找不到「任何」血跡反應，而遭警方扣押的刀具，最後也證明其並非凶刀。
罪嫌難定 僅有供述無科學證據
法醫潘志信表示，被害人芽芽體內有精液反應，確定在有心跳的情況下被強暴，「內陰部有出血、充血反應，但無法判斷是誰的精蟲。」小腿肌遺失的部分只能確定是銳器所致，「但無法判斷是怎樣的銳器、銳器是誰所有。」芽芽遭勒斃窒息，頸脖上卻無陳伯謙的指紋或DNA痕跡。裹屍塑膠布的DNA鑑定，亦無陳伯謙跡證；芽芽在陰道內約9.5公分處有撕裂傷，但陳伯謙聲稱自己陰莖短小。就算有所反應，「跟屍體性交不是一般男性做得到的事，必須要有特殊性癖好，否則難以勃起。」陳伯謙的辯護律師黃致豪說。
「一般性犯罪有2種可能：臨時起意的暴力型性加害者，這通常會有某種特殊情境引導加害人施行加害行為；另一種是以專門性的手段支配，這種會伴隨其他病態發展，大概出現在16歲左右。」黃致豪是台灣少數具有心理學專業的律師，在他的經驗裡，與性侵有關的案件，犯人行事不會無跡可循，「與他會談，我認為陳伯謙對異性跟性的興趣遠低於一般30多歲男性；而要犯下性侵、殺人分屍，並將50公斤的屍體搬到另一個地方卻不著痕跡，還完全去除血跡跟凶刀，這個人的人生前階段一定要經歷某些事，但是我找不到可以支持這個假設的東西。」
愈調查，黃致豪愈發在意事實與證據的吻合程度，這也使他開始相信可能有共犯存在。但中正一分局表示，監視器顯示芽芽未出草原，雖無實際證據證明陳伯謙性侵，可草堂內其他人有不在場證據，已可排除共犯可能；屍體被棄置荒郊野外多日、鄰近溫泉露頭，DNA遭破壞在常理之內；分屍時芽芽已死亡多日，血液不會隨便噴濺，草堂內無跡證亦可接受；最重要的是陳伯謙作為最後接觸者且承認棄屍，主嫌機率極高。
警方以常民可理解的邏輯反駁，但分屍既為方便運送、隱匿犯行，陳伯謙將切割不完整的乳頭、涼鞋跟分屍用的抹布丟在草堂的子母車，卻把箱子跟刀子帶到水泥地，用廁所水源洗乾淨，再把刀子放回草堂的說法亦不合理。「你會在自己家門口排便嗎？」黃致豪想起他曾辯護過的謝志宏冤案，謝志宏被控砍人40幾刀，起訴證據卻沒有其指紋、血跡與DNA。「華山案也是。整起案件，沒有犯罪現場。除了供述證據，其他都付之闕如。」檢方最後起訴證據僅有自白、芽芽父親高證言女兒要去草堂及尋獲屍體。
由於陳伯謙曾供稱自己與Eric一前一後騎車至陽明山棄屍，黃致豪請求檢方依陳伯謙繪製的肖像，調閱棄屍前後監視錄影器找出可能疑犯，但未獲同意，僅以前科犯的資料庫做比對，「後來當然沒結果。」黃致豪強調，他的工作內容不是要幫被告脫罪，「而是將他的面貌還原至法庭。因為司法審判是非人化的過程，釐清後才能做行為評量跟量刑。」
儘管無法確信陳伯謙是否為真凶，在「整起案子證據結構有很大問題」的前提下，黃致豪仍主張陳伯謙不該被判處死刑，以「直接證據不足」「陳伯謙初次坦承犯行是在正式偵訊前，應被視為『自首』」為辯論要旨，爭取判決從一審死刑改判為二審的無期徒刑。
真假難辨 自白邏輯前後不一致
那是2020年4月，高在開庭後，落寞地走在台北市長沙街上。我尾隨其後，躊躇良久才攔下高請求他接受訪問。高沒猶豫，一口應允。對他而言，陳伯謙罪無可逭、必須以命償命，「沒有科學證據就不用判刑嗎？以往沒有DNA、沒有監視器，那些案件都是冤獄嗎？」
高的話語不僅表達憤怒，或也深含恐懼。採訪華山案後，我一一循著陳伯謙的偵訊內容比對證據：
陳伯謙說，芽芽到草堂借放東西後就外出，晚上沒有返回；但其他與陳伯謙同在草堂的人作證，晚上芽芽的確有拿酒回到草堂和大家一起喝酒。
陳伯謙又說，自己與Eric素昧平生、沒有他的聯絡方式，棄屍地點是當天清晨Eric以手機打開Google地圖示意給他看，2人再分頭棄屍。一日清晨，我沿陳伯謙供稱的棄屍路線前往棄屍地，轉入產業道路後，即失去手機訊號；此前，就算依地圖導航仍稍迷路。如此隱密，2人如何會合？進一步訪談認識陳伯謙的人後得知，棄屍地點是陳伯謙熟悉的獵場。若真有Eric，一位陌生人如何能準確指定陳伯謙日常出沒的空間？
陳伯謙以細節清楚的手繪肖像，試圖取信黃致豪辯護團隊相信真有Eric存在。姑且先相信真有其人，但陳伯謙與Eric不熟悉，又是半夜商借塑膠箱藏屍，陳伯謙再會Eric已是發現屍體之際，在光線不佳、驚慌失措的情境下，為何能準確指出Eric所佩戴的手錶品牌？此外，棄屍後陳伯謙作息如常，甚至與友外出飲酒、和女性拍下隔空親吻與相互擁抱的照片。若如辯護團隊引述精神鑑定，認為陳伯謙易受壓力作出虛偽自白，其棄屍後的心理素質表現，也與該結果大相逕庭。
高堅信陳伯謙將證據都銷毀、被緊迫盯梢才不得已自首。然開庭後幾日，我與高約在鄰近華山草原的咖啡店訪談，高也質疑：芽芽之死可能非陳伯謙一人所為。一個人憑空消失、沒有任何人看見，如此乾淨俐落，是他警察生涯裡少見的狀況。至於其他在草原上活動的人也認為，草堂距離水源有一定距離，要清洗刀具卻不被任何人發現，機率很低。
有口難言 稱非真凶但情況複雜
一片混沌。為了釐清，我決定前往看守所與陳伯謙訪談。玻璃窗後的他，沒有我過往採訪過的殺人犯的氣質，他未罹病，看來正常，不狂躁、說話穩定，強調自己非殺人真凶、事件複雜度遠高於警方掌握，卻仍不願透露可供查證或推翻的資訊。
「我不是為了利益去蓋草堂，而發生這件事有很多複雜原因。事到如今，不希望家人、朋友受到打擾。」
「複雜的原因是指什麼？」
「就是比方有些東西牽扯利益就會變得非常麻煩。」
「不太懂。牽扯什麼利益呢？」
「就像春吶。」
「春吶？」
「對啊，就是一般人從新聞上理解的春吶。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去春吶、跟某些人為何要去春吶。一旦牽扯利益就不單純。我一開始也沒想那麼多，可是後來接觸才發現社會真的滿複雜的。」
「所以你實際上認識Eric？」
「也是在草原上才認識的。」
「是指真正有互動的認識嗎？」
「對，但該怎麼說，就是我沒有同意一些事，所以事情才變得這麼複雜。」
「所以你原本是可以聯絡得到他的？」
「嗯，但現在事情過了2年，他應該已經出國了。」
「你說你沒有同意某些事，是什麼事？是他想要使用你的場所嗎？」
「一開始是說要租借。但是我覺得賺這個錢，因為金額也不小，然後他內容要幹嘛也沒有說清楚，我因為擔心，所以沒有同意。」
「但你不租借場所，到變成你被當成凶手，被他，我們說栽贓好了，這之間有很大的差距呢。你覺得他是為了報復你嗎？」
「也不是，這應該只是算一個小原因。但你要說整件事都不關我的事也不是，我的確也有涉入其中，只是一開始我沒有報警，就變成同流合汙了…」
跡證難尋 現場拆除只剩下懸念
是否仍有殺人犯流連於外？在猶疑報導的觀點與界線時，我意識到那與審判能「辨明」的界線或有交疊。支持審判的各項工具，包括鑑定，是否能支撐犯罪預測、分析乃至理解？長年參與司法鑑定的精神科醫師王俸鋼這樣解釋：「現代法庭之所以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拆分2邊，讓2造『各為其主，努力辯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於對人性、人心的瞭解—人，不可能公正。」王俸鋼表示，立場站定，什麼東西都能「愈看愈像、愈看愈覺得就是我所理解的脈絡。因而鑑定人能做的就是用科學驗證『能看見、取得、測量』的東西，然後呈現在法庭上。」
只是證據在台北市政府快速強拆現場後已不可得。華山案因此遺留複雜、衝突與懸念。對此，高極度不滿，對北市府提出國賠訴訟。
高嚴厲批評台北市政府迅速淨空華山大草原，「是標準政客行為！當初野青眾以推廣藝文活動為名在這邊聚集，卻製造噪音、妨害風化，很多人檢舉，警察的回答都千篇一律。台北市政府就是縱容野青眾，芽芽才會遭遇不幸！」
高主張，北市都更處、工務局路燈工管處是華山大草原主管機關，卻未審核野青眾的申請資格，開放大草原讓他們使用，且未裝夜間照明或派人巡邏，野青眾多次遭人檢舉，也未積極處理，最終導致芽芽遇害，求償喪葬費、精神撫慰金、扶養費等約1,500萬餘元。但法院認為，縱然北市府有家屬主張的怠職行為，但與陳伯謙性侵殺人造成的損害沒有因果關係，故駁回國賠之訴，免賠。
2021年10月某個深夜，高傳訊息給我。「17日，我要在草原舉辦芽芽的追思會，希望妳前來採訪。」案發3年餘，華山大草原不再是「命案現場」。途經此地，許多家長帶著孩子在此野餐、嬉遊，除非審判有突破進度，否則芽芽的死，已少掀波瀾。
追思會當天，現場掛有白布條如輓聯，約有數十位民眾自發前來，手持白玫瑰，默哀1分鐘後，將玫瑰輕放在芽芽死去的土地上。2021年9月更一審判決，陳伯謙被法院以「有教化可能性」的理由判處無期徒刑。「但他到現在都還在推託、說謊！」芽芽胞妹憤怒地說：「3年來我們看不到陳伯謙想要悔改跟懺悔的樣貌！」高與家人控訴司法不彰、訴求陳伯謙該判死刑。
芽芽家人憤懣，爭取到陳伯謙免死的黃致豪卻也深感痛苦，「法院可能聽進我們主張的證據結構問題，才用可教化作為不判死的理由。然而，若以此心證確認被告誘騙一位無辜女孩，哄騙她後，灌酒、性侵、殺害、分屍、棄屍全都包，那麼他可教化的點在哪裡？這樣的判決，是鼓勵司法偵查系統退化。不用增進科學偵查、保全現場，只要走漏風聲，順應輿論，就可以拿到你要的判決。」
華山案發前，草原上有菸、酒、舞蹈、搏鬥、較為裸露的藝術表演，這些與常民理解、被放置展演場館的「藝術」天差地別，使周邊居民在命案後，將這些行徑連結為治安死角形成的主因。時近年底縣市首長選舉，怪手入駐、警力維護秩序，媒體穿梭，摘錄片段訪問與未釐清的偵查不公開內容，終使華山分屍案衍生出多種離奇劇本。聳動有誤的描述與報導如炸彈來襲，野青眾在草原上建築的一切轉瞬崩毀，成為眾矢之的，也讓他們不知道如何面對被害者家屬。
自由難追 一夜長大練習社會化
草原自治區構想發起人莊奕凡說：「一開始其實無法感覺到情緒，雜事告段落才意識到有種愧疚、但又不知道愧疚是何物的心情。我沒有見過被害者，很難產生直接的強烈情感。被責怪時也試著想要表達抱歉，但是著力點為何？一直很困惑。」外界認為是失序者誘發命案，「但被指控殺人的卻是最安於主流秩序的陳伯謙。」他認為：「回頭看，我好像把我的課題變成可被人們參與的事件。因此殺人事件到底是因為場域還是偶然，或許都有可能。」
莊奕凡認為，草原只能在台北存在。「台北是追逐者的城市，如草原是沒有終點的地方，2者都是變化的場所。草原像必要之惡，如夜生活讓白天禁錮的人得以解放。它有危險性、相對秩序是惡質存在，卻也是集體潛意識的展現。」草原讓社會看見解放跟失序的渴望，卻也凸顯極端藏有的盲目跟危險，「也讓我們意識，自由需要練習、循序漸進。」
芽芽的死如一只社會化的擾動大手，讓曾在草原上的人一夜長大。莊奕凡離開台北、返回高雄，和家人共同經營書店、修補與家人的關係。蔡青霖亦然，「案發後，草原上的人因為情緒壓力和生活壓力，輪流精神崩潰，沉澱後才發現，凡有生必有死、有創造就有毀滅，或因如此，這個社會有制度與界限。以前輕視錢，後來發現行有餘力才得以照顧別人，也才有自己喜歡的生活節奏。」
只是，動盪後而安度的始終沒有芽芽與她的家人。而無法解答陳伯謙究竟是否為真凶的我，經常夢見芽芽腐爛頭顱解剖照中，那凹如黑洞的眼眶。夢見醒來，沒有害怕，但有深深的迷惘，如訪談高時，他所轉述的一場夢。
案發第二天，芽芽托夢給她在英國的一位大學同學，說謝謝同住屋簷下30年、陪伴她的父母和妹妹，以及幫助找尋她的朋友、同學，乃至不認識的人，希望大家可以好好過生活。她說自己歷經的痛苦很短，但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愛吃美食的芽芽、笑起來甜甜的芽芽、希望社會能夠實現公平正義的芽芽，生命的最後，是以破碎的形式被迫在彎繞的山區遊蕩。儘管最後被安置在能眺望平靜藍海的靈骨塔，芽芽依然這樣說：她不知道能去哪裡，又有誰能為她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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