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痕參與 烙愧疚傷疤
Candy在香港讀完高中，隻身來台就讀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儘管香港當時蘊積不少社運量能，但Candy對故鄉社運並不熟悉。台灣爆發318，是她首度參與大型社運。
「同學告訴我：『妳是香港人，別去現場。』到了324，要衝行政院時，很多人說：『妳是香港人，不要進去行政院。』」當時22歲的Candy陷入拉扯，「大家阻止我，但我不想什麼都不做。我需要拿捏：怎樣的風險，是我可以承受的？」
Candy在街頭蹲3天，回清大洗一次澡，又回立法院。她發現，比起站在台前拿麥克風，自己更擅長行政後勤；學長帶她進台大社科院階梯教室，與各校十多名學生協作，「我一直做圖發文，幾點幾分，請大家在哪裡集合，類似『動員文』。」
現場數台電視輪播，每人埋頭筆電，階梯教室沒有窗戶，她不知破曉日落，只知累了躺下，醒了工作。該小組很謹慎，人員進出須配戴識別證、核對名冊，唯獨她例外，「他們說我是香港人，不能留刑事紀錄。所以，所有工作名冊、識別證，都沒我名字。」
「我是318運動隱形的參與者。我很愧疚。我是小編，後來發文動員大家衝行政院，大家被打了，我卻在階梯教室，後續也無法和任何行動者討論。」占領行政院行動在鎮壓、清場下落幕，「社科院派」立刻解散，Candy帶著難以名狀的罪疚，無人訴說。她曾耳聞有心理諮商團體願與學生聊聊，尷尬的是，她的名字不存在任何名單，成了被遺落的人。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邊緣、沒有被看見。可是有時候，只是很想做一些事、說一些話，讓自己也貢獻什麼。想衝的心情，比拉住自己的動力還要強。」太陽花落幕不久，香港爆發雨傘運動，許多Candy熟識的港生，機票一買衝回香港；她沒衝，留在台灣。
「即使我飛回香港睡街頭，也就是空拍機下萬人裡一個黑點。我一直想：我個人如何發揮最大效果？」有了318經驗，她學會盤點自身能力，寫信給教授，向老師們「借課10分鐘」。此後2週，她帶著自己做的PPT穿梭教室間：「大家好，我是香港學生，請借我10分鐘，讓我講一下香港發生什麼事。」每遇哽咽，話語停頓幾秒，台下學生總會等她，聽她說完。
這是Candy首次「國際倡議」經驗。後來，她看到清大學生發文，表示因她分享，更理解港人立場，「我覺得…我好像有做對選擇？我一直覺得自己很渺小，但嘗試讓自己功能最大化。」
「318留給我很多困惑。我加入一個團隊，在緊急凌亂之下被解散，我又忽然被剝離了。當時（社科院派）到底為什麼解散？我有沒有貢獻過一點什麼？」但困惑未必全是壞的，「如果有什麼影響到我，可能是之後參加社運時，若我有量能，會去關注更邊緣的人。」
比起Candy的運動傷害，Franki的318記憶不那麼痛苦—彼時他就讀台北藝術大學研究所，此前，他參加過樂生反迫遷，和警方有對峙經驗。學運期間，他進出社科院，協調物資場地，占領行政院行動中，他加入「衝組」，翻過行政院圍牆。
「參與樂生的時候，台灣人也保護我。警察登記姓名，學生就拖住警察，叫我快走。」許多年後Franki發現，這種保護並非「叫你不要參加社運」，而是「幫你降低傷害」。占領行政院現場，他聽著何韻詩〈光明會〉爬過圍牆，然後警察來了，眾人要他快倒下，趁亂以救護車掩護他出去，「台灣學生都知道，只要我被抓，政府有權遣返我。」
關注人權 在台撐香港
學運隔年，Franki返回香港，試過前往其他國家工作。他最大的創傷發生於2019年，香港反送中；其後他輾轉各地，2022年起落腳台灣，任職NGO。2023年，他以香港監獄書信往來為題，創作劇本〈寄：〉，獲台北文學獎。
他們的離合聚散，都在台灣。Candy目前亦在台灣任職NGO，關注香港人權，她有時會想起318期間，某天清晨，青島東路人們睡成一片，樹上布條印著「媽媽請不要擔心、我很安全」，她見警察在發呆，趕緊拍照，傳給在香港的媽媽，假裝一切平安。
「身為香港人，有很多不得不考慮的風險，需要隱身、妥協、不能用本名和大家說話，呈現出來的，往往不是自己最理想的公共參與樣貌。為什麼很多人匿名，還要受訪？就是希望有些故事被知道、不要落掉那些在陰影裡的人。」心中軟肋是家人，談到雙親，她眼角潮濕，「我爸媽一直不知道，318運動裡，我待過一個社科院裡的小組。」
「我在318做的事，和現在工作很像…爸媽還是不曉得，這些年我在台灣做什麼？」春日的社科院忽然颳風，吹亂她包上布條，「我一直帶著這個，」她攤開皺舊布面，印著「台灣守衛、撐出香港」—這條皺布，她也許更想攤開給父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