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進難退 學運留傷害
2013年，她36歲，正在政治大學就讀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班，社運圈與學界已開始討論服貿協議可能對台灣造成的衝擊。「我們論述服貿對各行各業帶來的問題，但都激不起太多討論，一直沒辦法捲動群眾的熱情。」
但意外發生了。隔年3月18日那天晚上濟南路集會，嚴婉玲傍晚才聽說學生打算翻牆：「陳為廷鬼鬼祟祟跑來跟我說：『欸，阿姊，我們等一下要找一些人，從康園旁邊的圍牆翻進去』，我就說：『喔，好。』」她回憶，所有人都認為翻牆進去，接著被警察抬出來，整個抗議行動就告一段落，沒想到衝進議場，舉起準備好的布條，卻不見警力驅離。
行動引發巨大迴響。接下來幾天，議場內外不同群體彼此角力，嚴婉玲因曾參與2008年野草莓學運，與學運、社運的人都相熟，成為NGO組織和學生間的意見協調者。
她坦承，當時的溝通經常是無效的，「例如323衝行政院，很大一部分是溝通不順暢引起的，大家嚇到了，引發了更多的彼此猜忌。」324後，決策圈形成，決定在3月30日舉辦大型遊行集會，目的是凝聚人心，告訴外界：我們沒有被行政院流血事件擊垮。遊行後，決策圈準備在4月11日退場，但雜音不斷。「學生與NGO滿明顯有不同的情緒，NGO們一直在問：『我們的階段性目標是什麼？怎麼退場？』但很多學生不想退，或說不想自己走出去，用那樣的形式退場。」「那時候我們也在關注民調，支持度開始往下降，立委也在討論去中山樓開會，那我們占領議場就毫無意義。很多人批評決策圈太小，或是一般人的意見沒有被納進來，但老實說，不論野草莓、或者香港（占領中環）的情況都告訴你，如果沒有大台，事情可能會用更零碎的方式結束，不知道哪一天就沒人了。」
她在運動後經歷「公民組合」分裂、擔任社會民主黨創黨秘書長，2016年選舉後感到疲憊不堪。「我意識到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學運青年只要進到政黨，很快就變成派系的棋子，彼此之間沒辦法串連。」她坦言有運動傷害，「比如紀錄片或口述書籍，我會迴避去看那些細節。時不時有人問我318促成什麼改變？我只能說它確實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經驗和政治歷程，但我不想價值性地評論這場運動。」她沒被警察爆打，反而有種倖存者的愧疚，「真的有很多人是受害者，他們可能誤信318改變了什麼，也有人非常眷戀那個時期，覺得自己衝進議場拯救這個國家，對我來說他們都是這場運動的某種受害者。」
耕耘地方 民主更深化
2016年農曆春節，她回到台南老家，在小年夜遇上地震與維冠大樓倒塌，看到一群熱心自發付出的年輕人，發現地方青年不分黨派、彼此串連是可能的，她決定返鄉。同年，她創立社團法人台南新芽協會，8年來，常態性地監督台南市議會，也關心地方議題。「十年前我在這裡的時候，每天好像在談論國家大事，但完全不了解地方政治怎麼運作，地方議員的名字我連5個人都叫不出來。回到地方，你才會拉出那個距離感。」
嚴婉玲有一個身心障礙的姊姊，母親說生她是為了幫忙照顧姊姊，她抗拒被安排的命運，拚命逃離母親的控制。反而是回鄉後，她扛起照顧母親和姊姊的責任，母親也成為新芽協會的捐款人，支持她為地方做好事。她解釋，新芽是監督市政府的地方團體，需要時和性別、文化資產、環保等倡議團體並肩作戰，「例如能源轉型，我們把全國性議題轉換到在地，關注市議會怎麼討論淨零條例，把質詢內容轉成摘要上網，是很磚頭式的功夫。」也嘗試帶小學生進議會看議員質詢，共同討論心得。
去年底，嚴婉玲主編的《台灣地方政治讀本》探討地方派系勢力分佈和歷史成因、農會選舉與樁腳的綿密運籌，對於眼光總是看向立法院、博愛特區的多數人而言，終於對地方政治有了具體的概念，目前正在規劃第2本。「我們談地方政治，都太容易流於八卦，或是很社會事的黑金、買票，可是地方政治不會只有這部份。有年輕人跑來跟我說，他們本來不了解地方政治，但是透過這本書，開始意識到那不是進不去的異世界。」今年，她計劃導入AI，讓chatGPT成為能回答議會質詢與法條內容的地方政治小型資料庫，「我們今年想把這套做起來，只要台南做起來，全台灣的地方議會都可以用。」
「除了參選和成為樁腳，有沒有不一樣的路徑參與地方政治？中央的倡議者沒有感受過地方，很難談地方要怎麼改變，如果十年前我們好像守住了一道防線，下一步民主要深化的場域，我覺得就是地方。」學運像大浪打來，浪退後還是得回到日常，把民主往地方深化聽起來很理想，究竟是一條孤獨路，問她何時感到深刻被觸動？「我覺得我重新成為一個台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