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拆彈少年》 仇恨的未爆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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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5日納粹德國向盟軍投降,丹麥告別五年的德國佔領時代。但戰爭結束,不代表和平開始,丹麥或盟軍對納粹德國種種不滿,有了宣洩機會。丹麥導演馬丁贊帝維電影《拆彈少年》的故事,就從這裡說起。影片顛覆多數戰勝國苦盡甘來的觀點,思考復仇的意義,以不同的角度談二戰後的轉型正義,也提供另一層反省。
二戰末期,德軍為防堵盟軍由丹麥西岸登陸,在沿海地區埋設約兩百萬枚的地雷,戰後,誰來拆地雷?丹麥歷史只強調,政府以地雷受害國的身分,參與各種國際反雷行動,並對外宣布在2012年拆除最後一批地雷,從此「無雷」。
但《拆彈少年》導演馬丁贊帝維在為二戰故事找資料時,意外在網路搜尋到戰後丹麥軍方與盟軍曾強迫德軍戰俘拆地雷的過往,震驚之餘,也引發靈感,拍出《拆彈少年》,揭開丹麥的一頁黑暗歷史。
導演馬丁贊帝維電影《拆彈少年》揭開戰後丹麥的一頁黑暗歷史。 (傳影互動提供)
西方影視作品裡的納粹德軍幾乎都以加害者形象出現,不過《拆彈少年》裡戰敗的德軍卻是丹麥復仇心態下的受害者。片中的丹麥士官卡爾奉命帶一群青少年德國戰俘,清除地雷,告知任務完成就能返鄉。這群未成年的軍人,是戰爭末期納粹動員加入的「娃娃兵」,其實也是納粹受害者,但戰後,竟得在異地承受納粹暴行的惡果。
《拆彈少年》開場,士官卡爾對戰敗離開的德軍隊伍怒罵,痛毆帶納粹旗幟的士兵,高喊「滾出去,這是我的國家」。憤怒暴虐的行為,對比被打德軍的吞忍表情,逼觀眾開始思考「復仇」的尺度與正確性。接下來,卡爾與戰俘的相處,進一步檢視仇恨的動機,發現對立的雙方因一致的目標:「拆地雷」,有機會對話、彼此認識。
《拆彈少年》以不同的角度談二戰後的轉型正義。 (傳影互動提供)
當鏡頭一一貼近這群少年兵,稚氣的臉孔、無辜的眼神、想家的心情,他們也還原到單純「人」的身分。一旦戴起仇恨的眼鏡,卻全被貼上「納粹」標籤,戰勝國因此無視日內瓦公約,迫使他們從事高危險的拆彈工作,甚至囚禁、不給飲食,還合理化為「自食惡果」。
片中主角卡爾,因為近距離接觸這群青少年戰俘,關係逐漸轉變,但又在愛犬忽被地雷炸死後,變本加厲把人當狗。無端痛失所愛迸發的究責諉過情緒,也提醒因戰爭喪失親友的悲痛,隨時可能變成另一種暴力。此外,長官與盟軍對卡爾的施壓,則讓仇恨經由權力衍伸出更嚴重的層層剝削。
《拆彈少年》中的士官卡爾(右)因和青少年戰俘相處,關係出現轉變。 (傳影互動提供)
緊張高壓貫穿全片的《拆彈少年》某種程度類似丹麥版《飢餓遊戲》,都像得勢者基於自身利益,迫使青少年為存亡拚搏的寓言。為了活下去,這群孩子得學習保命與求生技能。但《飢餓遊戲》裡的參加者,有贏有打賞;《拆彈少年》裡的少年兵,注定有輸無贏。
《拆彈少年》的英文片名《Land of Mine》,一語雙關,既是「我的土地」,又是「地雷之地」。導演馬丁贊帝維刻意選在昔日丹麥的海灘地雷區拍攝,因為地雷讓沙灘附近無法開發,更符合影片廣袤荒涼、一片白沙的場景需求。但是以為清除已淨的沙灘,拍攝前夕竟發現地雷,所幸近70年的時間與軍方協助,不致造成安全威脅。而仇恨就像地雷,如果不能理解、清除,永遠都是致命的未爆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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