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與受訪者之間的關聯時常很有趣，那種面對陌生人的緩慢揭露，時常像剝掉層層洋蔥皮。從表皮的淡淡香氣開始談起，隨之而來的是刺鼻或辛嗆到掉淚，一向無法預知，只能用自己的步驟緩慢剝，每一層都得停下來，深呼吸，再剝。
採訪行程前，在公司裡開了會。大夥兒一派輕鬆，說這回我們主題是你阿公呢，這樣安排輕鬆得多，架機器或進廟拍攝，看來都不會有問題。我一面點頭說好，一面在紙上詳詳細細列出了待訪的問題。我唯一沒想到的，是這受訪者換成我的親外公，竟然這麼難。
童永出生於1927年，那當然還是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他出生時是老幾、年幼時經歷什麼，又如何當上慶安宮主委，我一概不知。如果有記者要採訪我，我肯定是最失職的外孫女。我只知道他對子孫一向很嚴厲，但他很疼我，我當年說要出國圓夢，他馬上從櫃子拿出一筆現金給我，說要支持我的夢想。
我對童永最脆弱的記憶，是2年前我三舅過世那時，我母親與阿姨舅舅們以跪姿進入慶安宮行政大樓，在主委的辦公室，跪著報告他兒子離開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