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地獄3】教誨志工：「被關只因卡到陰」　矯正機關亂象多

目前因為監所內教誨師人力不足，一名教誨師大約得服務300位受刑人，光是處理假釋流程便已分身乏術，更不用說進行教誨。因此監所內的教誨工作，多委外給「社會公正人士」擔任的教誨志工。

教誨志工參差不齊　竟說受刑人「卡到」

「但很多教誨志工真的不知道在講什麼，我曾聽過一個老師跟受刑人說，『你會出事就是因為卡到』，還叫受刑人出去後去找他解厄。」在監所擔任管理員的小新（化名）聞言當下心裡震驚，但因為管理員不能干涉課程，他只能靜靜站在一旁。

曾在台中女監客社寫作班的陳惠敏說：「我們觀察到很多女性受刑人情感依附很重，女性受刑人8成以上是因毒品入監，而多數女性用藥都和親密伴侶有關。」若透過課程改變她們情感依附狀況，出獄後才不會重陷親密關係，在既有的人際網絡中再度觸法，這樣的教化也才堪稱有效。

雖然修法草案中新增「新收受刑人3個月內要訂定『個別處遇計畫』」來補強教化功能，藉著理解受刑人犯案動機，身體心理狀況、原生家庭狀況和人際關係，再量身打造適當的對待方式，包括分配到合適的作業工廠進行勞動，依據犯罪類型設置課程，降低再犯風險。「計畫也會週期檢討修正，出獄前也會協助轉介資源給受刑人。」矯正署副署長周輝煌說道。

不過專長獄政研究的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認為，這一設計成功機率不高。李茂生解釋，早在2003年，彼時法務部矯正司長黃徵男推動設置「第二監獄」制度，以二監作為新收受刑人監獄，讓新收的受刑人先在二監進行3個月的詳細調查，並製作處遇計畫為受刑人提供最適當的教化內容。

但二監的規劃最終只在雲林二監短暫執行過，「且做好的處遇計畫在監獄裡根本無法執行，計畫裡說要安排勞作使受刑人培養自尊心，但監所裡只有折紙袋的工作，這要怎麼培養？加上刑事政策趨於重刑化，受刑人人數攀升，沒地方收容，怎麼可能空著個場地專收新入監受刑人？最後便取消了二監的制度。」如今修法，當年的概念也重新植入，「但仍面臨一樣的問題：監獄無法執行。」李茂生嘆道。

監獄超收難題　讓人權難施展

而監所最大的超收困境，亦無法透過修法解決。根據矯正署統計，截至今年6月底，超過6萬人在監所裡監禁，超收比例9％；8人房擠到13人，6成的受刑人無床可睡。近年重刑化的政策讓越來越多人得進監牢，「現在監所大約有一萬多個酒駕的。」李茂生說道。

周輝煌也透露，過去機關內會議時，還有人建議吸食三、四級毒品者也該坐監，讓他嚇了一大跳。目前光是施用一、二級而坐牢的受刑人就超過二萬人，佔監所受刑人一半，若再把三、四級毒品施用者納入，爆滿程度恐再加劇。

加上過去緊縮的假釋門檻，例如「三振法案」明定累犯若假釋期間再犯，不得聲請假釋，「很多年輕時誤入歧途犯了傷害罪的人，幾年後假設犯了個偽造文書入監服刑，就不能假釋，拉長了一個人監禁的時程。」陳惠敏說道。這些刑事政策都導致監所越來越擠、受刑人越關越長。

再多的人權保障入法，遇上超收的擁擠環境和有限的管理人力，恐怕都難以施展，如何為監獄減壓成了大難題。羅秉成舉例，像是在美國，透過「毒品法庭」制度，前端先詳細調查毒品犯的吸食歷程、家庭支持狀況等，篩選出可進入毒品法庭的人。進入毒品法庭的人，不需進入監所，若配合處遇計畫且狀況良好，完成方案後就可獲得免刑、減刑、緩刑或撤銷起訴等酬賞。而美國實證研究也發現，完成方案者、撤銷起訴者，毒品相關犯罪再犯率的確有降低趨勢，也減少進入監所的人數。

走得更超前的，則是歐洲的開放監獄。受刑人能外出工作，有限度的使用網路，避免與世界脫節，並在監所裡為回歸社會做準備。羅秉成坦言，參訪開放監獄時，也聽聞他們的再犯率高達5成上下，不比台灣低，但背後的價值在於把資源擺在「讓人回去（社會）」，「而相較歐洲，台灣的觀念還是停在把成本放在『把人監禁』上。」羅秉成說道。

「很多人沒有想過，這些受刑人總有一天要回到社會，你把一個人關很久，等於毀了他。」當人越難回歸社會，對社會的風險越大，李茂生厲聲質疑，一個社會有許多人睡公園，每天早晨都有人凍死路邊，「這樣的社會你說能安全嗎？」

修法只是第一步，可根深柢固的「排除」觀念仍有待時間轉變，「一間教室30個學生，有一個發展遲緩、一個過動，你說剩下28個學生的家長會怎麼做？」李茂生冷笑，「剩下28個學生的家長會要求把這2個學生放在特別坐。」當「排除」的形式無處不在，監所的本質短期內仍難以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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