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收到《蘋果日報》正式停運的消息時，Ruby（化名）在旺角的咖啡店裡看著手機的新聞標題，幾乎不可置信。手機不斷彈出同事傳來的訊息，「回公司、回公司」，她忍不住流下眼淚。
工作最終日 公司的死期
2018年，Ruby加入《蘋果》港聞組擔任記者。這是她畢業後的第1份全職媒體工作。最初，她寫人物專訪、城市裡大大小小的人情故事，但沒過多久就遇上了反修例運動與香港政治環境變動最劇烈的時刻。「我好像是專門寫抗爭新聞…由2019年開始，全部的東西都是和抗爭有關。」
前一天，她已交出在《蘋果》的最後一份稿件。她想轉換跑道，幾週前辭職，只是沒想到，原訂工作的最後一天，竟成公司的死期。
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深夜正式生效，阿婷（化名）在7月進入蘋果工作。其實，當時她也拿到其他媒體的工作機會，會選擇蘋果，有2個原因：「我待過親建制的媒體，想試試香港最自由的媒體；還有，我想見證歷史。」入職不到1年，歷史突襲阿婷和她的同事，她嘆：「大家都知道這一天會來，但來的時候，每個人做100次準備都不夠…」
6月17日清晨，港警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香港《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等5名高層，隨後正式起訴張劍虹、羅偉光，並凍結《蘋果》3間相關公司共港幣1800萬元資產。其後，警方動員逾500名警力搜查壹傳媒大樓，並帶走44部電腦和大量新聞材料。6月21日，黎智英顧問Mark Simon透露，《蘋果》缺乏資金，可能在6月25日前會被迫關閉。
恐懼纏繞著蘋果辦公室。6月21日下午，陳沛敏表示，如果同事決定辭職，可以不用通知期，即時生效。負責國際、突發及英文版的主管相繼離職，動新聞和財經版亦停止運作。6月23日，警方拘捕筆名李平的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當天表示，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宣布將提早於當晚關閉，並在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法治框架中 紅線在哪兒
滂沱大雨中，Ruby搭計程車趕回將軍澳壹傳媒大樓，路上買了5份《蘋果日報》，想回辦公室後分派給同事。2天前，她和一群同事像去戶外教學一樣參觀公司的印刷廠。看著機器吐出一份一份滾燙的報紙，她說當時有種看電影《Spotlight（驚爆焦點）》時的感受。《Spotlight》講述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們如何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醜聞。「我覺得對於任何一個做傳媒的人來說，那個moment都是一件好浪漫的事情。這是一個大家同心合力的結晶。」
但過了這一晚，這些都要成為歷史。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表示，從以《國安法》起訴黎智英，到拘捕公司管理層、打壓《蘋果》，這些動作背後，港府想傳遞給香港新聞界訊息很簡單，「就是做報導、做評論、做新聞工作是會有後果的。」他指出，香港新聞界在《國安法》落地後的一年內經歷多次打擊，例如整肅香港電台、撤換有線電視與《Now新聞》高層，又例如記者蔡玉玲運用查車牌資料做報導，就被控「虛假陳述」並遭定罪。「整個氣氛都是對新聞業不友善，是不是記者知道太多事情，對整個（政府）管治會不好呢？」
《蘋果》熄燈後2天，香港政府公布新人事任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任保安局局長。以往，政務司司長這個香港政府的「第二把交椅」均由政務官擔任，李家超上任後，成為首名具保安局背景的政務司司長，香港負責制定政策的機構和實際執法的機關，現在都由有保安局背景的人出任。
6月23日，李家超在接受商業電台專訪時表示，《國安法》公布1年來，國家安全的嚴重風險已降低，但須防範資金以「基金」形式透過「媒體、藝術、戲劇」等「軟性」途徑進行思想方面的滲透，「宣揚港獨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對傳媒的整肅，可能尚未到頭。
陳朗昇觀察，香港的傳媒工作者一直站在法治的框架中思考紅線在哪裡？到底什麼樣的報導、評論會有問題？但從特首到警方，沒人說得出標準在哪裡。「不是法律，而是政治問題。」他說。
採市場導向 改港媒生態
1995年6月20日，《蘋果》創刊，從此改變香港的傳媒生態。當天的社論如此形容黎智英辦報的宗旨：「我們屬於香港。」「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我們是中國公民也是世界公民。我們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世界。」
與香港當時「文人辦報」的風氣不同，早年從商的黎智英，在成衣集團佐丹奴於市場上取得成功後，開始開拓媒體事業。1990年，黎智英創辦壹傳媒集團及《壹週刊》，1995年，《蘋果》創刊，一開始便採用了完全市場導向的方針，不單打破當年報業的5元市場共識，以每份報紙港幣2元發售，還採用全彩色印刷、特大字號標題、排版使用大量圖片，《蘋果》很快占領報業市場，成為銷量僅次於《東方日報》的報紙。
市場主導的思維，也反映在《蘋果》的內容上。為了吸引讀者，《蘋果》刊登八卦新聞，使用聳動煽情標題，為搶獨家不擇手段。營運初期，《蘋果》曾捲入一起支付受訪者報酬北上大陸召妓，以拍下獨家照片作為頭條的風波，又因設有風月版、引入狗仔隊文化揭露藝人私生活，而被批為「羶腥色」的代表。
有「狗仔隊始祖」之稱的歐建樑是《蘋果》的創刊員工之一，此前他在香港《壹週刊》已經工作3年。「主管找我去蘋果拍明星照片，我的風格很適合剛開始的《蘋果》娛樂版，藝人走光、偷拍那種風格，」歐建樑說。
《蘋果》很快重新定義了當時香港娛樂新聞，走光照、醜照、偷拍跟蹤，也因此成為演藝明星的夢魘，甚至還曾被香港演藝人員公會所抵制。「過去，香港娛樂圈相片是美美的，明星很漂亮的宣傳照，但老闆說，『我要的是不一樣的東西。』」歐建樑曾3天3夜躺在下水道，就為了偷拍到郭富城電影的保密造型；他也曾偷溜進鄭秀文演唱會後台，獨家拍下鄭秀文與許志安戀情曝光當下的擁抱照。
「我們從沒有人看，到成為娛樂圈的重要新聞。我到記者會，對手《東方日報》都會在我左右兩邊攔著我，就像不給足球員跑來跑去，他們很怕我們，但我都有辦法拍獨家照片，每一期我都好像足球明星。」歐建樑認為，那不僅是狗仔的功力，更有來自報社的支援，「以前還是拍底片，其他人可能拍1、2卷，我們拍10卷，他們拍一個專題故事，一般公司給2天，《蘋果》會給你4天，但你一定要做一個跟其他人不一樣的東西，做不到就要離開公司。」
1996年加入《蘋果》娛樂版的攝影記者阿德（化名）回憶，他剛開始在《蘋果》工作時，正值資源豐沛的黃金年代。各種爭議之下，《蘋果》內部對質量的要求極高，不惜高薪挖角有經驗的攝影記者，一個明星開記者會也派出多名同事。
公司有多願意花錢，拿到獨家新聞，在《蘋果》年資25.5年的阿德印象深刻。有一年，百事可樂請了F4等明星去約旦拍廣告，《蘋果》收到獨家消息，要阿德和一隊攝影師追蹤拍攝。90年代，公司曾經派阿德1年去好幾次歐洲，採訪品牌時裝週，當時去歐洲出差成本非常高，「法國一個禮拜、米蘭一個禮拜，美國、倫敦也都有，常常去20幾天才回來，拍攝超過100桶底片。」
除了煽情吸睛的報導，《蘋果》也投放大量資源在突發及調查報導上。多年來，多次揭發社會議題，包括前立法會議員程介南以權謀私、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宣布調高汽車首次登記稅前「搶先偷跑買車」、港鐵沙中線剪鋼釘工程醜聞、港府密謀十二港人送中等。《蘋果》毫不掩飾支持民主，每年六四，《蘋果》都會以頭版刊登維園悼念集會的燭光照片，並在七一遊行前，呼籲民主派支持者上街。
「我們是唯一一間不論占中也好、遊行也好，娛樂版去採訪（聲援民主遊行）最多的媒體」阿德回憶。「我們一個禮拜都會去幾次，看看有沒有明星（參加民主活動），其他報館會當香港沒發生這件事，就算明知道有藝人去，也不會採訪。」
《蘋果》前總新聞主任李家聰是《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的負責人，今年6月從《蘋果》離職，卻以特約方式持續參與節目製作，對外他都說：「離職原因很複雜。」《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是他去年八月底一手規劃的節目，彼時，香港2家主要電視台《Now新聞》及有線新聞台均有高層人事異動，立場親中的空降新團隊引發電視台大批記者離職，「網路上很多年輕人說，現在沒有一個可以看的電視台了，都給建制派說話了，《蘋果》可不可以開一個新聞播報？」
「我想了很久，很想做，我主管、最近被捕的（動新聞總監）張志偉就跟老闆提，他（黎智英）一口就說，『應該做，馬上做。』那是（去年）810大搜捕後，黎智英被抓進去調查，2天後放出來時，」李家聰在電話那頭笑道，「《蘋果》是很奇怪的公司，很自由，沒有規範，可以讓你不停做你想做的事情，黎智英是不能停下來的人，隨時有新想法，要做就做，企劃案都無需提。」於是他和團隊從零開始，訓練同事當主播，用現有機器建出「很山寨」的攝影棚，不到1年，《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每日直播都有1萬多人收看，最後一天直播甚至有3萬6千人在線觀看，單集點擊率已近40萬次，「香港話講，我們是『用蔗渣價錢做出燒鵝的味道』。」
彼時親民主派的香港新聞台節目正在消失，「像是47人案（47名泛民主派因「35+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審訊，我們都會在法院門外做直播，別家媒體肯定不會放在重要位置，但我們用一整節15分鐘做，人家不敢做、怕做的，我們更應該站出來。」
國安法逼迫 當局眼中釘
港聞靜態組採訪主任蔡元貴工作到公司營運的最後一日。他1999年入職，至今已22年。他說《蘋果》政治立場向來鮮明，這些年受到不少壓力。「2019年之前，報紙和網路經營狀況很差，被一些廣告商杯葛嘛，就算政府不搞我們，可能也會很辛苦。」但他回憶，自他入職以來，《蘋果》的編採政策從沒因政治壓力而改變。「從1999年開始做，感受到外界政治壓力越來越緊縮。所以在《蘋果》好幸運，當很多人都不敢講話的時候，你還敢講。」
但今年4月開始，前所未有的壓力，逐漸逼到《蘋果》眼前。4月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會依照《港區國安法》「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對國家安全事宜的處理」，時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強調「假新聞和國家安全直接有關」，將採取調查，並影射批評《蘋果日報》。5月17日，香港警方根據《國家安全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多數股份，及黎智英擁有的3家公司銀行帳戶內的資產。當天，台灣《蘋果日報》宣布停止印製報紙。
報導不具名 是認輸了嗎
5月底，港聞組記者阿凱（化名）身邊已有4、5個同事離職，其中包含他的主管。當時，除了年資淺的同事，還有一批中高層主管離職。阿凱證實說，「當時真的有幾個中高層的人走，他們對外都說是個人理由，但其實也是透露《蘋果》可能會關，記者可能會被抓…」那幾個月，公司迎來更詭異的低氣壓，上層甚至開始盤點人力，問人員：「有沒有想要走？」傳言流竄，「有人說他們是逃兵，但我覺得，他們不是害怕而離開的，中高層的人總是會被找到，比較像是提醒同事，每個人都應有不同考量。」
「我想自己還可以留多久呢？我還有3、4個採訪沒有做完，我一定做完，所以傾向要再待一陣子。但下一步是什麼？要等到總編被抓時走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堅定說，要跟《蘋果》走到最後。」5月初，阿凱在越洋電話那頭說。
當時他的工作已比過去艱難得多。官方活動這兩年已很少邀請《蘋果》記者，《國安法》實施後，他的受訪者紛紛拒訪，「大學教授以前很樂意回覆採訪，現在敢說話的很少，『刊登在蘋果』會不會被視為支持《蘋果》？」報導紅線在哪？哪些是「敏感詞」？「現在很流行說勾結外國勢力，像採訪外交新聞、流亡人士，都要小心，不然就會被認為是宣傳港獨思維，我們要引用比較多官方內容，盡量平衡報導，也是保護自己。」
據悉，去年中《國安法》落地，港蘋記者從此幾乎不在報導中使用真名。今年4月，《蘋果》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像黑警這樣的詞改掉，我覺得OK，但武漢肺炎並沒有情緒化，只是形容某個疾病從哪裡發生，感覺公司更保守了。我們不應該禁止、不能用哪個字眼，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編採做法變了，」6月底，當阿凱再次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無奈提及那場會議。
蔡元貴也證實，港聞靜態組近期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涉及國外制裁的內容也都盡量避免報導。
幾乎每位受訪的港聞記者，都提到「武漢肺炎」一詞用法的轉換。不少人也提及，《國安法》去年通過後，稿頭幾乎不再放記者名字，有些記者對此安心，卻有人對公司做法感到憤怒。雙方妥協後的做法是：若記者堅持要掛名才掛名，其他報導一律隱去記者真名。
這一年之中，阿婷曾訪談香港本土青年組織與其他敏感題目，類似稿件，她都堅持在稿頭掛上本名。「我主管再三問我：『真的要掛嗎？妳確定喔？』我說：『確定。』」為什麼如此堅持？「我想…表現一種：『我就不怕』的態度吧…」
港聞記者駱嘉輝（化名）說得直接：「光榮和安全，我不用思考，安全第一。」這整年，他做的重要報導都不具名。港聞記者阿海（化名）說：「可是，自己的獨家或重要故事，還是會想給自己credit啊。」阿海又說：「雖然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出事，但受訪者是具名受訪，我們不下byline（記者署名），對受訪者也不公平。」記者阿強（化名）曾經質疑公司的做法：「我為什麼不要具名？我覺得這樣好像是我們認輸了。有同事問公司，為何要後退一步？為何讓人家覺得你怕《國安法》呢？」我們問阿強，此刻回頭來看，如何看待公司1年前不讓你們掛名的決定呢？「我不知道…」他沉默了一會兒，答道：「也許他們（主管）的危機意識很高吧。」
雖然阿強的立場是「不向《國安法》低頭」，但他仍不諱言，這一年中，經歷過前所未有的自我審查。例如在報導裡，「港獨」字眼是萬萬不可出現了；就連報導《國安法》後街頭的零星民主行動，有人高舉或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到最後他連受訪者說的原句都不敢寫，自動替受訪者隱去「那8個字」，轉而改寫成隱晦的「光時」2字。駱嘉輝更曾在挑照片時，和同事討論半天：照片裡的人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那8字是否該打上馬賽克？
身陷恐懼中 憂被警抓走
「《蘋果》死掉，只是反映了整個行業快要死掉的問題。每個人的『最後』是不一樣的，我不一定能承受那種恐怖（挑戰底線），在香港，沒有記者認為自己是在做非法的事情，以前在香港做記者是挺好的，但現在要想，為了做對的事情，要付出什麼代價？讚美政府的文章沒有新聞價值啊，要批評它，找出問題才是我們的工作。」但恐懼不時鑽進阿凱腦中，「我有時候會想像這個畫面，早上6點鐘，警察上我家的門要抓我。我是不是該跟家人討論、做好心理準備？不能當沒有這一回事，但這很難跟家人討論，他們一定會叫你不要做啦。我心裡也一直有一個人在呼喊，『走啊！走啊！不可以留下來！』」
阿凱終究留到最後一天。6月17日，羅偉光等人被抓那天，他在外頭採訪，他用訊息告知我們，「我問了採訪主任，他說如常採訪，我就繼續做已約好的訪問。有同事說：『做好今日，才有明日。』」
同樣留到最後一天的港聞組記者S則說，早有心理準備了，只是沒料到會有500港警上門搜公司，她見長官被港警押出《蘋果》大樓，「那種感覺很差，不是害怕，而是憤怒。」6月17日，她回到公司時見電腦被抄走，抽屜被亂翻，唯一慶幸是，她把重要資料都處理掉了，「其他所有文件都被翻過了，去年公司被搜之後，我就只在抽屜放食物、零食。」但她顯然還是不甘心：「我們之前覺得，《蘋果》能熬過六四，是不是能熬過七一呢？」答案很明顯了，話筒那頭沉默許久，傳來一聲慘笑。
凶險超乎預期。6月17日中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記者會上稱，《蘋果日報》有數十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危害國家安全。他並稱：「行動是針對利用新聞工作為工具，做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一般新聞工作者與他們不一樣，不要和他們扯上關係，要和他們保持距離。」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甚至形容《蘋果》大樓是「犯罪現場」，媒體追問，一般人轉發《蘋果》文章、市民購買或訂閱《蘋果日報》是否違法？李桂華竟稱：「要視乎其企圖。」
6月19日，羅偉光等人出庭那天，李家聰去了法庭旁聽，「我在公眾席上一直在想，他們到底做了什麼的大錯事？現在要面對牢獄之苦？我不禁想，如果今天坐在裡面的是我呢？」那天羅偉光對來支持他的同事們比了個握緊拳頭的手勢，示意「要加油」，卻讓旁聽的同事們哭了出來。
李家聰在《蘋果》待了12年，是他做得最久、遲遲尚未感到煩悶的一份工作，眼前出庭應訊的人，也都是他的老同事了，「2001年大學畢業以後，我就一直在當記者了，過去1個月內，我哭了過去40年的眼淚，男人老狗哭什麼…，」李家聰苦笑道，《9點半》完結那天，他跟一群同事還是哭慘了，有些年輕同事他才剛聘來幾個禮拜，沒想到連第1個月薪水都還沒發出，就要幫他們打探下一份工作，「我最後日子都跟他們講，對不起，當初不該把你們拉進來、讓你們面對徬徨，但他們反而感謝我，說人生有機會可以進《蘋果》看一看。」
對不少人來說，《蘋果》可能已是他們新聞工作的最後一站。「很多高層都已經給抓了，大家還是留到最後一天，這不僅是一個普通的工作，不少的同事和我自己都覺得，不做《蘋果》以後，不會在香港做媒體了，人生最後一次做新聞記者了，我找不到其他地方有這麼大的空間跟自由。」李家聰語氣苦澀。
李家聰並非對香港傳媒環境徹底絕望，他在大學裡教書，還是鼓勵學生不要畏懼新聞工作，「香港新聞自由下降肯定有，空間收了很多，但並非一點空間都沒有，沒有這麼悲觀，唸新聞的人不論是左中右的媒體都可以去試試，在每個機構都肯定有一些空間，記住不要超過自己的底線，底線很簡單，就是做一個好人就好了。」
謠言滿天的幾個月裡，記者李止渝（化名）每逢被問起《蘋果》是否關門，總是否認。「七一？我說不會吧？我信誓旦旦，但是哎呀就猜錯了…」李止渝跑新聞5年多，進出多家新聞機構，多數時間主跑中國新聞，處理過政治和突發事件，近年加入《蘋果》中國組，「武漢肺炎的時候，就是我去的。我去華南海鮮市場做街訪，第3天就被跟蹤了。跟我的車子沒車牌，你想，可以在大陸一路駕駛還沒有車牌的人，會是誰呢？我做採訪，他就站在旁邊看。做不下去了，我就回香港。」情況愈發凶險，《蘋果》後來曾派其他記者進入武漢，多數無法成行；《國安法》落地後，李止渝的許多同事再也無法進大陸。
自由的滋味 擔煽動罪名
李止渝知道《蘋果》財務問題不佳，且港府打壓加劇，多次表示欲立《假新聞法》，行內人皆知立法是衝著《蘋果》而來。他算算時間，「我信新聞立法應該很快來，大陸反正明年就二十大（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了，港府想跟北京邀功，可能會盡快下手，找個法治的名義把《蘋果》幹掉，那也不差1、2個月吧？不至於動用《國安法》啊。」「這是我判斷的失誤。我沒想過他們的手段會那麼強硬，沒料到6月結束之前，《蘋果》就沒了…」
他大抵知道多家港媒中國組的運作情形，其中，幾家親建制派的媒體，更不乏記者在採訪寫作上的各種「朝請示，晚匯報」情況，他舉例部分同業的日常：「寫中共常委、政治局委員，不能寫名字；不能寫習近平，只能寫『中共領導人』。至於誰決定要不要寫出領導人的名字？誰決定敏感題目寫不寫？如何寫？可能是總編，甚至是社長。」
「從其他媒體過來，自由度是增加非常多的。《蘋果》又是比較有錢的媒體，相比其他香港媒體，題材豐富。」對李止渝來說，《蘋果》的滋味是自由的滋味，「重要的新聞一定不會錯過，我們做很多關於大陸社會運動、維權人士的題目，內地有趣的題目也做，例如派同事上去（大陸）嘗嘗牛屎火鍋，或去找『和尚與老婆一起住在寺廟裡』的那種桃色新聞。我覺得《蘋果》讀者的心態大概是：『我支持民主，但也給我一點娛樂吧！』」
「黎智英做事方法是有爭議，但《蘋果》中國組從來不會對我們的報導做審查。基本上，我們對大陸抱有批判角度，盡量呈現全面的觀點、事實。」李止渝曾聽聞，早年中國組前輩會做中共革命元老兒女專訪，文革40年的時候，有前輩做了老舍女兒的專訪。他又說，許多《蘋果》老前輩對中國抱有期待，「就跟民主派那些大佬的思想一脈相承啦。」
6月24日，港警再以涉嫌違反《國安法》逮捕「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副總編輯、中國組主管蔣美紅接受香港商業電台訪談時證實，楊清奇被捕，加速高層商討，決定將6月24日定為最後營運日。
「（之前被捕的）黎智英、張劍虹、陳沛敏，都是高層，基本上你知道他們是負責管理的。」李止渝知道情況很糟，但直到曾任中國組主管的楊清奇被捕，他才感受到恐懼。「清奇被捕，證明了一件事：寫文字的人都被捕了。這是我們比較害怕的原因。會不會有一天他派人來說你文章有問題呢？如果他說你煽動分裂國家呢？」過去，「煽動」「煽動顛覆」等罪名，是只會在中國新聞上出現的字眼，他沒想過這罪名有日會扣在港人頭上，「煽動的定義很不明確。做傳媒的，有可能不煽動嗎？我『煽動』民眾批判、『煽動』大家獨立思考，算不算煽動呢？」
短短一週之內，經歷高層被捕、成案起訴、凍結資金等動盪之後，《蘋果》於6月23日當晚正式停運，並宣布於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6月23日夜晚，大批支持者從香港各地來到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壹傳媒大樓。他們亮起手機燈，當新舊員工搭著員工巴士回到辦公樓，便朝著他們大喊「撐蘋果、撐到底」。晚上9點多，一群記者走到大樓5樓天台游泳池邊，揮著燈向樓下聚集的人群喊：「多謝大家，多謝香港人。」
人群中，有40多歲的V女士和她念中學的兒子。下午4點左右，他們就撐著傘，站在雨中，從遠處望著蘋果的辦公大樓。「我現在的感覺很奇怪，我只是想過來看看這裡。這麼大的辦公樓，馬上就要空無一人。不知道幾個月後，這個地方會變成什麼樣子。」她自1995年《蘋果》在香港開售以來，一直是《蘋果》的訂戶，每天等著收到郵差送到家門的實體報紙。「我只想對《蘋果》的記者和黎智英說，謝謝你們為香港做的一切。」
6月24日凌晨，《蘋果》員工拿著剛剛印好的最後一期《蘋果日報》，步出壹傳媒大樓，免費送給前來聲援的市民。最後一期《蘋果日報》，加印至100萬份，頭版以〈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為題，並出版12頁特刊〈再會，給香港人的告別書〉。
事實上，此時《蘋果》網站上的文章已全數消失。網址變成goodbye.appledaily.com的《蘋果》頁面上，只剩一份白底黑字的停運通告：「《蘋果》及《壹週刊》感謝讀者、訂戶、廣告客戶及香港人一直以來的厚愛和支持。在此別過，珍重。」
去年離職後仍替《蘋果》寫外稿的港聞記者阿強說，當晚11時59分，他守在電腦前，見證一個滿載資訊的網站從有到無，按下重新整理，只剩一紙黑字。「就很痛啊！那一刻很崩潰…」李止渝則比喻：「文章沒有了，社交媒體沒有了，蘋果app沒有了，好像我的記憶也沒有了。」當晚負責撰寫最後一期報紙的記者駱嘉輝（化名）則懊惱：「沒有（備份）啦！超忙啊！那晚一直在忙，之後突然發現，我再沒機會看到我寫的、大家寫的文章了。你再有想像力，都有些東西是想像不到的。」但他又抱有希望：「也許那些東西沒刪掉？沒消失？只是網站不對外開放而已？會不會有人有備份呢？我只期待，那些文章有重見天日的一天。」
擔憂還沒完 工資沒著落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分析，《蘋果》對於香港人的意義不僅僅只是一份報紙，它還是香港人公共情感的載體。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每天早上起來可能就是看《蘋果》報紙，或是拿手機看《蘋果》文章，這是構成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周保松觀察，對於關心政治的人來說，在街上看見有人拿著《蘋果》，便知道城市裡有一些人和自己共享著同一個價值。「在報紙檔你買《蘋果》本身都是一個政治表達，或者一個暗號，告訴你we are together。」
「《蘋果》有這樣的一個角色，它不只是提供資訊這麼簡單，它象徵著整個城市的記憶、集體意志、一個共同價值，」周保松說，「《蘋果》的消失，等於把承載著香港人的這個東西拿走了。香港人經歷了一個好痛苦的告別。」
周保松1997年曾在《蘋果》擔任2個月的政治版記者，負責報導七一回歸新聞。他一直記得，七一當晚下著滂沱大雨，他採訪完立法局議員辭職、臨時立法會成立，凌晨離開在中環遮打花園聚集的人群，回到當時《蘋果》位於長沙灣工廠大廈的辦公室，電視畫面裡，一輛輛軍車正跨越中港邊境，駛進香港。「當時的政治環境有好多不確定性，但是沒有現在那種明確的悲觀或是恐懼。即使面對主權回歸，但都相信香港還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今天好不一樣。」
1997年7月1日，《蘋果》的頭版標題為〈一個大時代的開始 香港信有明天〉，A2大標為「香港回歸祖國 盛事永載史冊」「江澤民：貫徹高度自治，香港人當主人」。
不到1/4世紀，《國安法》落地，一國兩制受到嚴重打擊，《蘋果》也走入了歷史。
《蘋果》走入歷史後，「前蘋果」的擔憂卻還沒完。截至截稿，員工因為公司資產遭凍結，仍無法領到最後一個月的工資，更別說是遣散費了。港聞組記者駱嘉輝大笑：「你聽過那麼荒謬的事嗎？你老闆很有錢，他很想發人工（薪水）給你，但是他沒辦法。」另有消息指，《蘋果》向政府申請解凍資產，保安局卻要求「提供員工名單才作考慮」，港聞組記者阿海（化名）說，薪水和資遣費都不重要了，大家此刻更在乎安全，「政府要這名單是用來幹嘛？你是用來點名（記者）？還是要用來排序？你下一個要抓誰？」
死不是結束 盼爛土結好果
1/4世紀前，天主教徒黎智英創《蘋果日報》，靈感據說來自聖經故事。神對亞當和夏娃說：「伊甸園樹上的果子，可以隨意吃，只有善惡知識樹上的果子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黎智英認為，若非夏娃當初吃了禁果，世上便不會有罪惡、是非，也不會有新聞了，因此取名《蘋果》。
黎智英恐怕不曾想過，1/4世紀後，蘋果竟成禁果，一國兩制死了，「50年不變」的自由大限直接被腰斬，伊甸園變地獄，有人甚至不被允許離開。同為教徒的駱嘉輝總想起另一段聖經故事：「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死了，就結出許多籽粒來。」
那麼，一粒蘋果若掉在土裡死了，會發生什麼事呢？駱嘉輝反問：「大家現在都說《蘋果》死掉了，對嗎？」記者無語，他又說，「雖然《蘋果》死掉了，但我很肯定，死掉不是結束，而是另外的開始。未來肯定會有新的媒體、新的報導方法、或新的傳媒工作...把種籽放在土裡，你不知道他何時會變成蘋果樹...我們在等待。」
只是，香港言論自由的土壤，幾乎已染上劇毒。他不認同這樣悲觀的論調：「很爛的泥土，也可能長出新東西。」思考半晌，他又熱切地說：「雖然香港大環境不好，但我們的泥土也不會很差啊。最後一天，我們賣了一百萬份報紙，這代表，很多香港人很珍惜《蘋果日報》擁抱的價值。」他不信《蘋果》死了就沒了；「我們期待一下。如果以後，你看到新的東西發芽、長出來了，就要保護它。」「我們要提供一個環境，讓發芽有可能發生。雖然我自己什麼都沒辦法保證...」
被列黑名單 迫考慮轉行
「我想繼續當一個記者，真的很想…」駱嘉輝說，「香港現在的故事還沒完結，大家在找路。找路時，需要記者去幫大家把故事、想法，記錄下來。這是我們在時代裡的責任。」
駱嘉輝是留到最後一刻的蘋果人。數月來，他看著同事離開《蘋果》、離開新聞界、甚至離開香港。以港聞靜態組為例，今年初的陣容是「採訪主任和記者人數共約50多人」，截至停刊，已有約10人先後離職。我們問其他受訪者，還打算在這個時代繼續在香港擔任記者嗎？
Ruby在連續寫了幾年抗爭相關的故事後，決定轉行做公關。「做專題或是做人物專訪，你會跟那個受訪者建立很深的連結，他們背後經歷了什麼，他們的情緒，他們與家人的關係。最近我就好像看著身邊的朋友一個一個進去坐牢一樣。」她說她最近情緒起伏很大，需要稍微從新聞中抽離一下。但她也安慰自己，不是只有在《蘋果》她才是一個記者，未來還是可以繼續去旁聽，或者寫一些影評。
蔡元貴目前則沒有找工作的打算。「這幾年真的很累，」他說。一直以來，他都用工作來轉換自己的情緒，想怎麼抓故事角度，想高官說了哪句話是不是合理，忙著想工作的事情，就沒有什麼時間不開心。但當他一開始放假，從一個普通的市民的角度去看事情，心情就會很糟糕。「香港現在怎麼變成這樣？」他跟同事開玩笑說，離開傳媒業，未來可能報名一些興趣班，像是學怎麼修水電。但他希望組內的同事都能找到好工作，收到招聘訊息，總是馬上轉給同事。
「這幾天有人在問，是不是《蘋果》消失之後香港就沒有了新聞自由？當然不是。我覺得是相反的，是因為香港沒了新聞自由，《蘋果》才會消失。宏觀一點講，新聞自由是香港人權的一部分，新聞自由死了，其他都不可以生存了啦，」蔡元貴說。「但是你回顧一下 2014之後，香港好像凋敝了一陣子，但沒想到到了2019年，大家又都回來了。所以不要小看隱藏、埋伏的力量。我不相信這樣就玩完了。」
「未來我還是想做記者的。但需要一點時間，消化一下這幾天的事…」這是《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主播謝馨怡的答案。6月21日，她在兵荒馬亂之際，上主播台之前3小時，被告知即將播報最後一集《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這一天，是她在《蘋果》的第2次播報，她忍住沒哭，倒是新聞一播完，見同事全抱在一起哭。
謝馨怡來到《蘋果》僅僅5個月。去年底，她任職2年的《有線電視》遭港府整肅，高層被換，調查報導節目《新聞刺針》全組被滅，關心中國人權的招牌節目《有線中國組》全組總辭。謝馨怡在失望中離開《有線》，投入《蘋果》，「我接工的時候，老闆說，這裡（蘋果日報）的時間不多了，妳還要過來嗎？我說，我覺得還有空間，讓我去做。」主管曾明示：《蘋果》壽命也許剩1年，如今她想來唏噓：「大家以為還有1年，但都沒人想到...會那麼快。」
《蘋果》新人以為自己不會對新公司有太多不捨。「我以為，我對這邊的感情不會太深…但有次去採訪，看見黎智英坐囚車離開法院，有人大喊『黎先生加油！』那一刻，我開始（對《蘋果》）有點感情。」
《國安法》落地未滿1年，今年25歲、比《蘋果》還年輕的謝馨怡，在短短半年內，就被迫離開2家新聞機構。「有些人覺得，有些公司可能不會請我們、可能我們已經進入黑名單。但是，你都不能擔心太多。」新聞自由愈發稀薄，能想像未來去處嗎？她答：「我還沒想過要去哪裡，也沒想過要用什麼形式去做記者，但我還沒想要離開這個行業。」
阿婷已拿到其他家媒體的邀約，但她還沒確定要不要再當記者。「媒體管理層、編採人員一定會加強自我審查，到最後就會自設紅線，而自設紅線，比政府設的紅線更可怕。」訪談最後她又補充：「我覺得最壞的時代，是更需要記者的。我還是會盡一個做香港人、做記者的責任。」
李止渝則說，還沒想要離開香港、也不會離開記者崗位。「我自己始終喜歡寫文字，有很大機會，會繼續在傳媒工作…」只是，跑了多年中國新聞，他大概能預見記者們將遇到什麼事，「如果遇到很大風險、或給家人帶來麻煩，我會考慮轉行。」
不是最終章 成末代特刊
我們與其中一名去年離開蘋果、離開媒體、離開香港的「前蘋果人」聯繫。去年8月，小山（化名）到了台灣。他曾在蘋果擔任4年的動新聞剪接師跟影音編導，是第一批來台灣的港蘋記者，我們跟他約在《鏡週刊》辦公室見面訪問，他踏進門便淡淡說：「這裡跟蘋果（香港辦公室）長得好像。」
2019年底他動念離開香港，「反送中開始一個多月，我變得滿消極的，跟整體環境也有關係，就想離開，」他目前正就讀台灣一所大學的新聞科系，時逢暑假，原本想回家一趟，卻因港蘋事件卻步，擔心因此回不來台灣，「但最近我會想，會不會我晚一年走比較好？就可以跟同事們一起經歷最悲慘的那一天。」6月23日，他看直播到深夜，還請家人幫他買了最後一期的《蘋果日報》。
截稿前夕，6月27日深夜，《蘋果日報》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筆名盧峯）傳出在機場出境期間被截，以「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為由被捕。幾乎與此同時，《立場新聞》公布，為保障支持者、作者及編採人員，已採取數項措施，包括暫時下架5月前刊登的評論文章，並停止接受贊助；母公司吳靄儀、何韻詩等6位董事也接受建議，辭去職務。外界解讀，《立場新聞》已提早做好最壞打算，避免一旦遭遇類似《蘋果》的情況，資金受凍結，不但給不出員工遣散費，訂戶的錢也會被浪費。
政權的追剿，似乎沒有因為《蘋果》關門而煞車。並非人人都能順利離港。小山告訴我們，離港時，他特地帶上港蘋25週年特刊，「想說可跟同學們介紹一下前東家，」他用包裝紙仔細包著書角，就怕摺壞，特刊第1頁，是他去年6月和同事圍著老闆要的簽名，黎智英親筆為他寫下斗大9個字：「冇有怕（沒什麼可怕的），跪下（就）永遠沉淪。」
小山笑說，自己沒跟老闆說過幾次話，「但我座位就在他上廁所的動線上，常常看到他，他以前都滿嚴肅的，但（去年8月）關出來後變得很像和藹的伯伯。」這陣子，不少港蘋同事也因為規劃來台灣，「很多人都說，可能不會當記者了。」
那份特刊名為《不是最終章》，出版日是2020年6月20日。黎智英在序言是這樣寫的：「這會是最後一本《蘋果》報慶特刊嗎？沒有人知道。但像《論暴政》作者在書中的譬喻：『你最後一次做愛的時候，永遠不會知道那是你最後一次做愛。』既然不知道，就要捉緊每寸自由，堅守我們的崗位，盡情寫應寫的，痛快說該說的⋯重溯創刊初衷，我們相信，只要香港人堅持下去，《蘋果日報》就沒有棄甲曳兵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