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欣專欄】從《哭聲》《怒》到《比利 · 林恩的中場戰事》 窮人經濟寫實片正發威

影迷不難發現，國片很少有警探片，或社會寫實案件所改編的電影，除早期楊德昌在90年代初期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去年有企圖走向社會寫實片的《失控謊言》（但在台票房上並未告捷），抑或是更早期80年代陸小芬的《上海社會檔案》曾帶出的社會寫實旋風，之後台灣電影在社會寫實這塊甚少著墨。比起近年來日、港、韓國社會寫實片的風行，台灣電影在這題材上的缺席是要走自己的路，還是又錯過了時機發展？

時空早已非小清新的年代　觀眾的要求早就不同

早在10年前，韓國反映社會現況的電影《駭人怪物》《原罪犯》受到全球的注意，日片與港片也一直不乏一針見血的警匪片與社會案件題材，而台灣電影近10年來則偏愛勵志與清新小品，這本來沒不好，如果能各自都有飯碗的話。然而這2年時代氣氛已經明顯不同，經濟上的太平盛世逐漸遠離，觀眾除了看電影忘憂解壓求特效外，其實更有一大群觀眾需要從電影中找到多少反映社會真實面的同理與安慰。

我們相反於韓片這10幾年來對金權、政府腐敗、小人物悲歌的大量取材（如《熔爐》《聖殤》《殺人遊戲》）等，日本的《預告犯》《恐怖鄰人》都呼應了當今社會正強烈拉扯的貧富差距與不安感，而近期韓片《哭聲》在台締造的亮眼票房，更走出日韓片在台灣票房就是慘的魔咒，不僅因為它懸疑驚悚鋪陳得好，能讓人投射的是那爹爹不疼奶奶不愛，根本沒資源的荒僻小鎮中，求天天不應的集體悲傷，營造得絲絲入扣，而日片其實從《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東京奏鳴曲》《比海還深》，以及近期有良好口碑的《怒》，都跟韓片一樣直擊著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日韓因為勞動法的周延，以至於公司行號大量請沒有保障的聘僱工的社會問題、流沙般的中年問題，都化為電影，讓小人物觀影時得到了抒發的管道，時空早已非小清新的年代了。

拍寫實片不討好嗎？群眾信心都是一點點回來的

而台灣的觀眾其實比投資端更早覺醒，今年《樓下的房客》儘管電影有刻意重鹹的瑕疵，但締造了上億票房，此片不算是社會寫實，但其反映出角色面臨的殘酷荒誕，在國片中異軍突起，吸引了觀眾想看看企圖走出片型框框的國片可以拍到甚麼成績？儘管不完美，但觀眾的渴望已經表現出來。

在大量日韓與香港拳拳到肉的社會求生電影中，有相當數量的影迷早就換了胃口，港片《樹大招風》就算上映院線少得可憐，但輪到二輪戲院時，仍有大批觀眾因為口碑而買單，此片完全直視香港這代中年人面對的經濟危機與失落。《寒戰2》拍出了制度的失能下，人心的恐慌，因此累積出好評與對港片的信心逐漸回溫。這些信心都是一點點回來的，而非靠偶發性的賣座片。

寫實題材在當今愈來愈重要，除了它能延續不同世代的演員的演藝生命，讓作品飽滿豐富，同時也是股世界趨勢，歐美有不少如《大犯罪家》，或是反映美國底特律空城蕭條的《暫時停止呼吸》。李安的新片《比利 · 林恩的中場戰事》，反應的也是伊拉克戰爭時，推上戰場的多半是貧窮子弟，自知打的是一場被世界唾棄的戰爭，回國後雖被當暫時英雄，其實仍感困窘荒謬的處境。

殘酷時代 求生電影已是主流

愈來愈多觀眾想要看同樣跟自己身處在殘酷社會中，主角又將如何求生的故事，也因此著重社會寫實的國片《一路順風》（此片在金馬入圍8項）被許多人看好。或許這是國片新開始，我們終於有中生代影人可以為年輕人拍些電影，寫出他們目前的生存困境，以及能讓不同世代彼此多些理解的寫實電影。不然如果過了多年回頭看，這10年，國片到底勾勒出多少目前社會的樣貌？我們是否有以藝術反映現實的勇氣？大人有此氣魄，年輕人才能從電影這個普遍的媒介中看到未來的勇氣與希望。

電影使命可大可小，但留給後人的是什麼？就如李安在天下論壇時說的：「現代人不去教堂與廟，需要戲院做為生活的驗證、找到調適。」而我們當今的社會群相，國片真的捕捉到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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