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在地上仔細篩揀，每次收成，鍾順龍總要淘汰近1/3的花生，「花生殼一裂開、受潮，容易長黴菌，黃麴毒素就出來了。像這粒渾圓飽滿，屁股比較大，就很漂亮。」挑花生既龜毛又堅持，是鍾順龍骨子裡的藝術家天性。
今年44歲的鍾順龍，是土生土長的花蓮鳳林人，曾當過2年平面攝影記者，後來成為獨立藝術攝影師，曾獲台北美術獎、高雄美術獎。他也曾跑遍全台，歷時4年拍攝高鐵墩座，記錄台灣城市的南北距離，因交通工程帶來的轉變。
鍾順龍的父親鍾煥年、母親劉秀霞在鳳林開設農用機械行。2002年，台灣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鼓勵農民休耕，沒人耕作，自然也沒了農機需求，閒下來的劉秀霞因而做起鹽炒花生的副業。
劉秀霞感慨地說：「以前每家每戶都會炒花生，一口飯、一口花生配著吃。我的孩子還知道這樣吃，但到我們孫子輩可能就不知道了，我想我有任務跟義務，把這個習慣傳給子孫。」
9年前，鍾順龍和太太梁郁倫，雙雙辭去台北的工作，回花蓮學做鹽炒花生。他們透過網路販售，並陸續推出花生油、花生醬等產品，直到2017年，美好花生有了實體店面，賣起梁郁倫一手研發的古早味花生湯。
鍾順龍說：「花生湯是我一直很愛的，花生醬是我太太喜歡的，炒花生則是從小吃到大的。我媽說她太累、不想做了，我就想，我們鳳林的小孩都很有成就，有沒有可能我們來做？」
鹽炒花生需要一只炒鍋、花生與鹽巴，看似簡單，卻需翻炒上千次才能入味，是耗體力的工程。劉秀霞說：「炒花生的起頭是一個願景，認為好的東西一定要傳承，後來客人越來越多，炒花生、剝花生做到手痛。有天我跟順龍說我不要再做了，他們居然說要回來，我當然歡喜，但我擱蓋懷疑。」
劉秀霞的懷疑不是沒有根據。黝黑瘦高的鍾順龍，從小對繁雜的農業不感興趣。鍾順龍說：「我爸開農機行，他沒怎麼念書，但對機械很有邏輯。我二個弟弟在旁邊玩，我是老大，就要幫我爸拆螺絲，所以我從小就怕，應該說（對農機）壓根是排斥的。」
其實，不想接手農機行，也是因為鍾順龍從小對藝術感興趣，「國中時去了台北市立美術館，意識到有個東西叫藝術，後來我想念復興美工，可是我爸認為學藝術沒飯吃。」
高職資訊科畢業後，鍾順龍在同學的介紹下，北上到大眾電腦當品管作業員，也在北部念書的弟弟正好在上攝影課，鍾順龍便出資買相機，翻雜誌、土法煉鋼學拍照。
1993年的台灣流行拍紀念照，「我剛到台北，西門町、東區都有人拍寫真集，我覺得我學攝影可以做這個。」找了個不會餓死的理由說服父母，鍾順龍不當作業員，改到攝影教室上課，後來暗房老師帶他進裱褙公司上班，就此改變他的攝影路。
「我一進去就做雲門舞集的巡迴，接觸的是偏藝術領域的攝影，和劉振祥、張照堂、杜可風這些殿堂級攝影大師，也因為這樣，我對商業攝影就淡了。」後來台灣發生921地震，「那時又世紀末，我想我人生就這樣30歲了，我很徬徨，後來跟我媽說，我想出國念書。」
隔年，鍾順龍申請上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父母抵押農機，貸款300萬元讓他赴英求學。2年後，他畢業回台，進入剛在台灣創刊的《蘋果日報》，「我去媒體是因為我必須賺錢、還錢，加上我爸也很care，怎麼念到研究所卻沒有工作？」
但長年接觸藝術攝影，進入分秒必爭的媒體業，鍾順龍水土不服。「我到現場看大家搶成一團，難道不能等一下嗎？有次阿扁到陽明山走春，大家都在等他跌倒，好死不死，他滑了一跤，我沒拍到，我就想，不能用別的方式講新聞嗎？我好像突然不會拍照了。」
在《蘋果日報》待了2年，算是對父親有個交代，鍾順龍離開媒體業投身藝術創作，他使用大型相機和8x10吋的大底片拍攝，放慢緊繃的節奏。「影像製造的節奏很快，我想改變我的習慣，但大底片一張300元，加上沖洗，做一次展覽，隨便都要30萬元。」
2007年，他與在英國留學時相識，從事藝術工作的女友梁郁倫結婚，2人在新北市永和租了間小套房。「我們當時想買房子，可是看來看去都要上千萬元，一個月要繳3、4萬元，底片錢怎麼辦？買房子就不能買底片，我就不用拍照了，這絕對不行。」
進退兩難之際，2009年某天晚上，母親劉秀霞在電話中說起不打算再炒花生，鍾順龍和梁郁倫便決定搬回花蓮接手。「2個人都想回去，沒有說誰先提。」育有一子一女的梁郁倫，目前是全職媽媽，店務由鍾順龍一手打理，她在廚房邊煮飯邊受訪，忙得團團轉。
娘家在南投的梁郁倫回憶：「那時我們對工作都有點倦怠。台北是有我們的好朋友，但我們關心的家人離我們好遠。」然而決定辭職學炒花生，還要搬回花蓮跟婆婆同住，梁郁倫的朋友也傻眼，「他們說我頭殼壞去了，有沒有搞錯？」
其實，梁郁倫從小生長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對她而言，與長輩相處不是難事。鍾順龍則認為：「我們都在做比較前衛、開創的當代藝術，可是回頭看，怎麼都是空的、沒有根？我去英國之後，發現別人在煮他的西班牙海鮮飯，我卻連滷肉飯也不會做，我才想起我的根，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回來。」
但2人想搬回花蓮，父親鍾煥年卻持反對意見。「我爸覺得最好不要回來，像我弟當老師最好。我離開《蘋果日報》後有在台藝大兼課，他覺得如果能變成正職，是祖上光榮。」
母親劉秀霞雖開心卻也不捨，「一開始我們跟原住民買花生，我帶郁倫一起去，坐在貨車上，山路很險，車一直晃，她也很疲勞，拿著斗笠就睡著了，我看了很捨不得。我跟她說：『這不是妳做的工作，妳再回去台北。』結果她說決定的事絕對不會後悔，我就買了20萬元的花生送她，讓她當本錢。」
拿著母親送的花生，炒花生的事業就這麼交過手。起初，他們清洗從薑母鴨店買來的回收米酒瓶裝花生，鍾順龍說：「我太太每天洗瓶子，洗到都富貴手，手都是破的、爛的，比男生還粗。」
「回娘家我媽摸我的手粗粗的，哭著說她很捨不得，問我快樂嗎？」梁郁倫說：「我告訴她我很快樂，我爸媽給我很大的自由，也是很有智慧的人，我媽聽完就沒有再說什麼了，捨不得也不會說出來。」
透過網路口碑相傳，美好花生逐漸打響知名度，考量衛生問題，改以玻璃瓶裝花生，但因契作的花生品質參差不齊，2人不願囿於現實有所妥協，回鄉第3年，鍾順龍種起油脂飽滿、味道濃郁的台南選九號花生，成本不斷增加。
「我覺得今天12點會起風，下午就會起霧，現在有陽光，可能等一下就強降雨。」停下手中工作，回鄉務農9年的鍾順龍看了看天色，儼然成了氣象專家，這一切都經過了無數次的教訓。
「天氣是最困難的，因為不在我掌握的範圍內，最讓我無助。」鍾順龍笑說：「有次剛曬完花生，突然強降雨，我太太和媽媽全都腎上腺素激發，扛著花生跑…人家說務農的人會謙卑，其實是會搞到你很自卑，變化太快，你真的被玩弄於股掌之間。」
從後現代藝術走進接地氣的農村，鍾順龍還得面對農村許多不成文的默契，比如每家花生田採收時，機器沒收到的花生都要開放鄉民免費撿。鍾順龍無奈地說：「免費的大家都會搶，像百貨公司週年慶，有些人年長、重聽或速度比較慢，跟在機器後面其實很危險，我去趕，大家就說你吝嗇。」
此時母親的智慧派上用場，劉秀霞建議，反正農村缺工問題向來嚴重，不如不要趕了，「你進來就算是幫我工作，撿了多少一半給我，一舉兩得。我媽很樂觀、包容性很大，我回來後遇到低潮，都靠家人間互相勉勵。」
在媒體工作的經驗也幫了不少忙，「以前我做藝術，你講的東西人家都聽不懂。去了媒體，溝通、做事比較大眾化，不會那麼絕對，認為『恁爸就是要這樣做，看不懂是你家的事！』」
不過，鍾順龍與梁郁倫的個性不重視錢，開店做生意，投資機器設備，加上2年前為了讓客人能有坐下來喝花生湯的地方，他們蓋房子、開實體店面，至今負債2千多萬元，錢成了最沉重的壓力。
「我太太生第一胎的時候，貸款過不了，說要換她的名字，那時她剛剖腹都還爬不起來，只能硬把她挖起來簽名，要趕快借錢。」說起太太，鍾順龍有些不捨。
沒有人力和金錢的壓力不小，未來看似困難重重，鍾順龍倒是樂觀看待。「人生最痛苦的就是沒得選。當初念書，我沒得選，可我後來選了攝影，滿投入的，沒有懷疑，也一直都很喜歡。」
「我36歲回來，爸媽還有體力，可以教我一些東西，這幾年我沒有後悔。」鍾順龍比喻：「就跟玩大富翁一樣，機會來的時候要把握，當機會被其他人拿完，你錯過了，就只剩下命運。如果做什麼事情都很簡單，那你的替代性一定很高。」
問他接下來還想開發什麼新產品？鍾順龍聳聳肩，龜毛個性犯了，「如果有一天我要做花生糖，可能就是我要自己種麥芽的時候。」
我們昨天從台北到花蓮玩3天，在網路上查到這間店，今天特別從花蓮市開車過來鳳林。他們家的花生湯很特別，上面浮了一層天然花生油，煮法很古早味，不像外面在賣的花生湯，很多都用罐頭煮，我們很喜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