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有位口試委員告訴她，一個人的政治立場跟他的家庭背景、生命經歷息息相關，因此批評一個人的政治取向，就像在批評他整個人，很容易起衝突。她忽然明白，「立場不是表面的標籤和選擇而已，背後的東西很複雜，我想去理解每個人背後的原因。」探索政治的背後，也是在梳理自身的歷史，漸漸挖掘出她青春時期不願面對的往事。
【粉絲成長記2】童年被排擠成一生的傷 她拍紀錄片迷上學運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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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小白兔闖進了政治叢林，她考進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製作《大家一起照鏡子》是她觸碰政治議題的初試啼聲，她讓自己的深藍家庭，與朋友的深綠家庭隔空對話，才剛出現理解彼此的契機，卻又功敗垂成，「結局很不好，我媽甚至說，妳做這些一點意義都沒有，我超級難過。」
她回憶小學五、六年級，身邊原本不錯的同學忽然說起台語，「我只聽得懂他們有講到我的座號『29號』，那種感覺好像在嘲笑我，還模仿我的小動作，然後漸漸遠離我，就連畢業旅行也不跟我睡，有種被排擠的感覺。我想是不是當時我燙了一個爆炸頭，頭髮又乾又捲？還是我愛咬指甲？」真正的原因她至今仍不知道，但受傷的感覺留下烙印。
遇到陳為廷蔡博藝，就覺得很幸運
她學校成績好，自尊心強，被人嘲笑也不肯找人傾訴，「我無法排解負面情緒，就變得越來越自卑，到現在都很自卑，以前更是畏畏縮縮，不太敢主動接觸別人，」她邊說邊陷入過往陰霾：「我很怕別人討厭我，不理解我，我不想被排除在外。」她形容自己「有點畸形」、「不太正常」，「我真的覺得很孤單，難道只有我有這些困惑？」論容貌、學歷、家世，她都堪稱人生勝利組，但青春的記憶如此不堪，說著說著，已讓她泣不成聲。
她說從小以為自己是外省人，卻沒有外省人的共同回憶；她出生台北，大學時想融入外縣市來的住宿生；研究所發現自己的政黨傾向和同儕都不同；出社會拍紀錄片後，她自認背景與想法和紀錄片圈子不一樣；就連現在媒體把她分類成「新住民第二代」，她也從未感受到歸屬感，「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群體裡，我常常是唯一的那個？」
孤單的女孩需要同伴。她拍攝《藍綠對話實驗室》時，找來一群政治立場各異的年輕人進行對話，因此認識具有領袖氣質的陳為廷，從而踏進社運現場；同時，她也和因出書講述自己台灣經歷而成名的蔡博藝熟絡起來，「我去社運現場，如果遇到他們就覺得自己很幸運；有次2個人都沒遇到，我頓失依靠，不知道焦點要放哪，就躲在攝影機後面，比較有安全感，事實上沒人知道我很慌張。」
她花6年時間紀錄二人的青春歲月，和一連串風風火火的社運事件，構成《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雛形。她當時並不自覺，這是一個只敢躲在攝影機後的怯懦紀錄者，追隨著二位勇於衝撞的學運明星，當陳為廷因太陽花學運而成為舉國知名的神壇人物時，他們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遠。「我後來發現，原來自己把期待投射在別人身上，就像一個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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