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他在光復南路的獨立書店舉辦新書《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座談會。他說，每一次寫報導未必讓受訪者認同，每出一本書就得罪朋友，十幾本書下來突破半百數目。隔天他接受我採訪，劈頭便說：「我尊重受訪者，就是寫出事實。我要寫別人不能寫的東西，至於內容能不能讓對方開心，是另一回事。」
51歲的野島剛，在《朝日新聞》當了24年記者，2016年辭職成為獨立記者。2018年，他在台灣《天下》雜誌的專欄，榮獲第17屆卓越新聞獎「最佳新聞評論獎」，是史上第一位榮獲此獎的外國人，評審讚許：「從台灣理解日本，也從日本理解台灣，深入淺出。作者沒有台灣人的包袱，加上有能力保持心理距離，自然容易避免寫出義憤填膺的文字。」
他的報導描述生動，論點也夠犀利。《漂流日本》中，他採訪了一票在日本定居、活躍於各行各業的「台灣之光」，比如原本可望問鼎日本首相大位的政治人物蓮舫，因台灣國籍爭議導致聲勢敗跌，「失去台灣人的信賴，想必是她最大的損失。」又戳破了在台灣出生、日本長大的作家東山彰良，作為外省第二代的國族認同「比較接近淺藍」。「應該不會投給民進黨的蔡英文吧。」對於台裔女星翁倩玉，更毫不諱言說她歌藝不錯，但被成名曲給束縛，「可能也就是她的極限了。」
很多名人接受採訪要求看稿，他都拒絕，難免讓人覺得不近人情。「我跟翁倩玉關係本來很好，後來她（看完報導）到現在沒有說要見我。我寫她在日本一直唱那首歌〈魅せられて〉（愛的魅惑）有點無聊，可能某種程度傷害到她痛處。」
漫長資歷中，他曾外派新加坡和台灣，也曾在美國攻打伊拉克階段，遠赴戰地前線採訪。他在台灣出版了十本書，從歷史、人文到電影，幾乎是台灣通。他的好友、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林載爵說：「野島剛作為記者很敏銳，可以快速尋找新題材。有些記者採訪是對方怎麼說就怎麼寫，但他永遠覺得不夠，除了把採訪當研究對象，更要挖掘背後的真相，文獻考證很紮實。」
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獨家。不顧一切掘出真相的記者魂，是多年拚死拚活跑新聞的直覺反應吧。
回憶菜鳥階段，在日本九州各地跑新聞，有一天，野島剛揭發福岡一家醫院虛報醫師人數詐領醫療費，出刊後，檢警涉入調查，醫院跟著倒閉。「我拿到警方透露的內部資料天天寫、天天批評，社會很轟動，然後我很開心，我得意忘形，好像英雄一樣，大家都稱讚。不過有一天，醫院老闆自殺了，我真的是…嗯，發現…當然那報導應該要寫，不過如果我沒寫，他不會死吧？」
「可能寫太嚴厲害他自殺，文筆有時會殺人，間接殺人嘛，當然我做了我該做的，結果發生悲劇，這事情我不該忘記！」他說，媒體工作會製造「犧牲者」，有一種道德原罪，但在新聞倫理或專業上，只要程序對了，被人罵也無妨。「當時日本記者的缺點是跑警察線只採訪警方說法，不一定跟本人確認。後來我每一次寫報導，很重視到現場聽當事人交代，了解更多背景。」
為了獨家，背負原罪，也為了獨家，豁出性命。2001年美國攻打阿富汗，隔年又部署進攻伊拉克，他從原本駐守的新加坡，被調派戰地前線，前後待了一年半。「戰地記者在日本是一個記者的最高段，我每天跟美軍一起走，寫的報導都是《朝日新聞》頭版頭條，全日本社會很擔心我安危，但我一點都不恐懼，反正記者生涯到了極點，萬一死了也沒關係。回到日本後，天天上電視，真的好像英雄，到目前我最賣座的書還是《伊拉克戰爭從軍記》。」
不料，虛榮過後是虛無。從伊拉克歸國後，「才三十多歲，接下來人生要做什麼？我當時是新加坡（分社）的主任記者，沒有人管我的環境更加怠慢，每天身體感到奇怪的疲勞，上班不想寫稿，在公司沙發躺著看書，中午吃飯去按摩，很早開始在酒吧喝酒。倒不是嚴重的病態，只是經過（戰地）有點不正常的緊張生活，整個精神累了。」工作逐漸失常，上司把他調回東京本社，改跑政治新聞。
東京待3年，2007年又派駐台北長達4年，這正是為何他對台灣政治、歷史和文化瞭如指掌。其實早在1997年，報社提供留學制度，他原本要來台大留學，連指導教授都找好，卻被上司告知：「台灣跟日本沒有邦交，如果去了中共可能不開心。」臨時改去廈門大學學中文，讓他十分挫折。「因為政治理由不讓我來，我強烈的反感，應該要改變。」
2007年至2011年，他在台北寫了5、600篇關於台灣的報導。一般記者一年寫50篇算多了，可他是工作狂又是完美主義，累跑了2個助理，「後來大家都說《朝日新聞》真的改變了，到現在一直很重視台灣，這是從我那時候開始。」
人如其名，一匹又野又剛的戰馬。他從不避諱自己是「親台派」，但立場忽藍忽綠，往往惹來非議。「民進黨的朋友看到我寫韓國瑜，很難過；國民黨的人看到我寫賴清德，又說我是綠的，我已經習慣了。我有自己的原則，沒辦法被人家理解也就罷了，不可能一個一個解釋。」
「台灣人的缺點是玻璃心。」他無奈地說，台灣經過3次政黨輪替，仍擔心未來被統一，對自己的民主不夠有信心。「我在臉書或報導稱讚台灣多好，一大堆人留言說不可能；我批評台灣，又罵說外國人憑什麼！我可以理解台灣國際地位不穩，在兩岸問題被威脅，但我呼籲台灣人要有信心，否則會被輿論操作。」
聊著聊著，他感嘆民進黨早已經失去了理想。「民進黨可能過一年就會下台，可是我還是喜歡台灣。我喜歡的台灣，包括民進黨和國民黨，包括獨派也包括白狼，全部都喜歡，台灣那種複雜性，讓我感到魅力。」他補充，台灣人樂觀隨和，不像日本人習慣以名片上的頭銜，衡量人的高低。「我離開《朝日新聞》後，台灣人對我的態度一點都沒變；在日本，很多朋友就離開我了。」
為何離開報社？「上司要我做管理，我不喜歡，也沒辦法關心別人的心裡感受，包括如何鼓勵屬下、讓大家開心工作。做報導應該自己採訪、自己寫，所以我沒辦法把東西交給屬下，不是不信任而是沒辦法。加上每個人能力不一樣，有時我會要求別人跟我同樣表現，這是我的人格缺點。反正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什麼樣子的人，我做管理不快樂，下面的人也不快樂，就不做了。」
野島剛出生於九州福岡，在關西奈良成長，高中搬到東京橫濱定居，上面有一個哥哥，父親是企業公關，母親是家庭主婦。「小時候很習慣看到記者來訪問爸爸，覺得記者是蠻隨便、蠻快樂的一群人。」父親是昭和時代典型的工作狂，媽媽不太管小孩，兄弟倆的任何志願都是自行決定。
就讀橫濱市立南高校時，他加入網球校隊，因為太出鋒頭被前輩們霸凌，「我不爽就走了，對讀書也沒興趣，開始曠課、蹺家，加入暴走族，每天騎改裝重機上街找人打架，還跟一個大6歲的女友同居，媽媽罵我，爸爸卻說：『隨便，讓他去。』我幾乎大半年不在家，偶爾假日才露臉。」
高二考全校最後一名，瀕臨退學，碰巧女友也提出分手。「我莫名其妙想學習中文，在中華街找一個研究生教，每禮拜上一次課，自己打工付學費，學了一年，中文有了基礎。」升上高三，他痛下決心發憤，考入東京的私立上智大學新聞系。
21歲他到香港中文大學留學，22歲，為了磨鍊中文和台語，又來台灣師範大學留學，在浦城街租屋，晚上去中山北路的企業教日文會話。「我每天搭公車通勤一小時，回到家10點、11點，在師大路買鹽酥雞、帶台灣啤酒回家喝一杯就睡覺，第二天又開始，這種生活很懷念。那年代台灣很好，李登輝剛上任，許多事情開始改變，充滿了希望跟理想。」青春記憶讓他卸下心防，淺笑出聲。
回顧記者生涯有沒有什麼遺憾？時空一下子繞回危急存亡的戰地。當年，他代表《朝日新聞》在阿富汗喀布爾設立分局，召募一位懂英文又聰明的當地人積極培訓，戰爭結束後，2人保持聯繫成為朋友。「4年前，他姊夫帶2個孩子跟他一起在阿富汗餐廳吃飯，突然大爆炸，客人全部被恐怖分子殺死！他那時候已經離開《朝日新聞》，進入法新社做記者，所以被恐怖分子鎖定。他的死亡也是我間接造成，因為我引導他踏進這一行，他才有今天！」
「我在阿富汗時，悲劇沒發生；我離開之後，悲劇卻發生了。類似的遺憾還有好幾個，但我超愛記者這工作，所以發生什麼悲劇我也不會放棄，我要面對每一件讓我心痛的事情。」沉吟半晌，又說：「他還留下一個兒子。我本來要帶100萬元去給他當教育費，這是我的義務，不過後來阿富汗情況危急，日本政府禁止日本人過去，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兒子在哪裡？」
無解的疑問，迴盪在南國溼熱的空氣中。自詡被討厭也無所謂的記者，終於露出了一絲情感破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