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從宜蘭搬到三重，開自助餐店還債。起初生意不好，吳介民與弟弟還得至兒童膠鞋工廠做工，那時他16歲。不時有債主上門，威脅父親生命，吳介民想賺錢，他腦筋比父親靈活，發現對面有家魷魚羹店生意甚好，一碗15元，「我就去騎樓也擺一攤，但沒有羹，只有麵、湯、蔬菜，一碗5元，鎖定附近小學生，果然生意很好。所以我曾開玩笑說我是全台灣第一個賣兒童餐的人。」
【地攤上的政治學家2】年少家中欠債 他16歲做工擺攤掙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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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民是宜蘭人，父親原是地方記者，70年代台灣經濟開始起飛，有點像後來他見到的中國珠三角，「很多親戚開了小工廠，生活變好，我爸也想改善家裡生活，就跟著開工廠。可是他選的是那時已經走下坡的人造纖維。」父親浪漫瀟灑、熱情好客，可惜缺生意頭腦，工廠沒幾年就收掉，欠下一大筆債。
三重是什麼模樣？吳介民隨口說來都比電影《艋舺》還生猛：「有一次我晚上去同學家玩，後來媽媽叫我直接在同學家過夜，因為我們店外面有流氓在互砍。」又有一次，父親與朋友一起擺攤、聊天，忽然幾個小流氓衝來，見到父親的朋友就砍。父親的朋友逃到樓上，父親逃得慢，吳介民在樓上往下看，「流氓拿武士刀射向我爸，沒射到。我爸那天差點死掉。這就是我們真實生存的世界。」
後來自助餐店生意漸好，他白天買菜煮飯，晚上讀補校。大學聯考前，他向父親請4個月的假，報名補習班苦讀，最後竟考上台大政治系。
家裡仍負債，他大一讀完便休學一年，幫家裡包水餃、賣水餃，大二讀完再休學一次幫忙家計，至此全家終於還清負債，花了11年。他斷斷續續完成學業，依然順利考上政治學研究所。那是台灣正逢巨變的80年代，他也參與學運、社運，包括著名的野百合學運。學運後，他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全額獎學金，再無經濟顧慮。
底層生活經驗 同理心做田野
真實的底層生活經驗，對他影響甚大。例如，當我們問他在中國做田野調查時，是否反倒傾向同情中國的民工？他先是說，確實非常同情，但隨即補充，其實不喜歡「同情」2字，「我比較常說『同理心』，感同身受他的工作環境跟心情，一個研究者如果沒有同理心，你的東西會很浮、很虛。」
對他來說，同情太廉價，「更重要是去了解他們身歷其境的結構因素、人際關係、政策、國家的角色、勞資關係…一層一層去釐清他們的處境，理解他們需要什麼，然後好好的如實呈現，就是為他們講話了。」
例如他發覺，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讓這些遠從各省來到珠三角的民工，擁有的社福保障遠遠不及當地居民，連生病都看不起醫生。外來民工並非少數，以沿海城市來說，常占當地人口3至5成甚至更高。政府收割了民工貢獻的經濟成果，卻不肯給民工合理的社會保障。他最後提出「公民身分差序」的論點：城市裡隱形的最高階級是特權幹部，中階是當地居民，最低階是外來民工。以此解釋民工卑微又血汗的處境。
他也看到那些民工由於工資極低、福利又差，才不得不超時工作掙錢，卻被宣傳成「工人愛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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