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訊鏡頭打開，攝影機正對著床鋪。艾曉明哎喲一聲，先是說了個笑話：「學校開不了學嘛，就用網路上課。網傳某中學有個老師上完課就上了床，視頻都出來了，被通報教學事故，好多好魔幻的事情。」她乾笑，笑聲或許也是應對災難的一種方式。
【一鏡到底】被封住的人 艾曉明
會員專區人物
此刻，艾曉明正處於封城後的武漢家中，我們透過視訊採訪。
她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後第一個文學女博士，第一個引介女權主義經典戲劇《陰道獨白》進入中國，也是第一批簽署劉曉波《零八憲章》的學者之一。2004年，她從學者的書房出走，擎著攝影機奔向社運田野，從女教師被男友約會強暴致死的「黃靜案」，到記錄廣東太石村罷免村官選舉、河北邢台愛滋病村落、川震孩童、夾邊溝農場勞改營飢餓虐待甚至吃人的慘案，以公民調查紀錄與官方周旋。2010年，她獲得法國西蒙波娃女性自由獎，但她被剝奪了出境自由，上了黑名單，被困在國界之內，無法領獎。
封城之際，長期臥床的高齡父親因高燒肺部感染過世，她在家中安安靜靜地收拾、告別。她說自己並不恐慌，也不會因封城而更恐慌。她說已經體會和觀察了極權制下的很多荒謬，也飽嘗封閉滋味。希望武漢早日解封，而那時，作為承受各種限制圍困的人，也還要繼續突圍。
送別老父親 再晚更艱難
此刻，67歲的艾曉明處於封城後的武漢。她雙頰豐潤，下巴微寬，眼睛細長，說話溫和有禮，訪談全程沒有咳嗽。景框內四方的牆，四方的書櫃與床鋪，把她困在了家中。
疫情來得很快，1月17日她還數度進出醫院，為長期臥床的父親找新護工，沒看見有什麼異狀。2天後聽說有醫護人員感染，有重症者住進加護病房，一下子發生劇烈變化，23日瞬間封城。
2月2日晚上10點半，封城後10天，她高齡95歲的父親高燒到41度，因肺部感染去世。父親在封城一週後出現發熱症狀，但艾曉明肯定，近半年沒出過房門的父親不可能得到武漢肺炎，加上醫院超過負荷，醫生直接建議別將全面失能老人送醫，因為家屬與看護都不能留在醫院。艾曉明反覆思考後做了決定：在家中為父親物理降溫，2小時翻身一次，鼻胃管餵食，注意排尿，抽痰，清潔身體，悉心照料不敢大意。
「事後來看，這個決定是理性的。」2月2日晚上停止呼吸，隔天下午2點半殯儀館來車將遺體運出去，因為疫情，沒有停靈，立即火化，告別式省略，親友都不能到場。弟弟因航班取消困在海外，無法趕回來奔喪，只有艾曉明與個別親友送走父親。她無比唏噓，又為父親去世的時間感到僥倖：「再晚幾天處境會更困難，2月5日開始，武漢把所有發熱病人強制集中收治，像我父親這樣一個全部失能老年人，離開了護理，是沒有辦法生活的。」
強迫症消毒 洗不淨擔憂
截至2月16日晚間12點，中國官方公布的境內確診人數70,548人，死亡1,770例。她父親是在那之外無法確診、沒有收治的龐大黑數之一。
「我比較困惑的是，最後我拿到的是不是我父親的骨灰？或是裡邊有別人的骨灰？我只簽署了一個簡單的協議，他們把遺體帶走的時候，我沒有看到有什麼可識別的東西。我父親給母親選墓地的時候，選好了他自己的位置，要和母親合葬的。所以我也有思想準備，如果沒辦法確認這件事情，我留了父親的遺物，包括他的眼鏡、口琴、讀過的書，至少確定是他的物品，可以在墓地和母親安葬在一起。」父親學佛，艾曉明電話拜託武昌龍華寺智融大法師做超渡儀式，在寺內立了靈牌、並供飯，「龍華寺在封城期間接受了我的委託，給我很大安慰，等交通放開後我還會去龍華寺，一方面感謝法師，一方面作為家屬誦經磕頭。」
父親身後，她強迫症般地仔細消毒父親使用過的所有物品：溫度計用酒精洗過泡過，再噴灑數遍；蓋住父親遺體口鼻的棉布手帕、降溫用的石頭（原來用於冰鎮威士忌的），都用消毒液泡過，洗凈，又用專門消毒的電熱壺煮了兩遍；酒精擦拭屋裡每個角落，衣衫被褥日以繼夜洗滌。只有到陽台晾曬時，她才能解下口罩，感到空氣清新冷冽，聞到一股太陽曬過衣物特有的烤香味。「他臥床10年，我早有思想準備。」對於父親死亡，她並未流露太多情緒。
遭劃黑五類 文革傷猶在
父親也算善終了。1925年生的父親艾仁寬是戰爭難童，被國民黨雄踞湖南的一級上將、南京保衛戰總司令唐生智收養。他在唐將軍在家鄉創辦的耀祥中學學習，後來進了陸軍軍官學校，並與唐家親生女兒唐仁群相識，相愛。唐仁群女士的前夫李尹識是空軍航校教官，1938年以身殉職，身後遺有不足月的女嬰。1950年代艾曉明的父母正式結婚，婚後生下艾曉明與弟弟。文革期間，「偽軍官」、「官僚地主」出身的他們被劃為黑五類，當時13歲的艾曉明被迫寫大字報批鬥父親：「艾仁寬是軍閥作風，堅決與他劃清界線。」她至今沒問過父親有沒有看到那張大字報。原本在中學教英語的父親不能教書了，要勞動改造，掃廁所、掃教室、給食堂採購蔬菜、換燈泡玻璃。所以有點像工友？艾曉明簡直快笑出來：「誰跟你友啊！叫牛鬼蛇神，階級敵人。」
階級敵人在文革後恢復教職，艾曉明也爭氣，從外地煤礦中學考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研究生，1980年代中期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讀博士，是劉曉波的同學，1988年拿下學位，成為中國文革後第一個文學女博士。與此同時，母親憂鬱症與思覺失調症時好時壞。她在文革中為丈夫孩子擔心受怕，文革結束後精神失常猛然爆發，反覆十多年直至去世。國民黨軍人唐生智在文革中去世，後事潦草。父親60歲從學校退休，8年前一次摔跤後，逐漸腦萎縮、缺氧嗜睡，再逐漸無法行走，衰老下去。
節省過生活 逆境不絕望
懷疑的蔓延是看不見的。艾曉明思忖著，照顧父親的二位護工都沒有感染，探視父親的親戚至今也沒有症狀，但現在又有無症狀感染者、潛伏期40天的說法，她還是很小心。她與護工同住家中，但各自隔離在不同房間，分開吃飯，互不接觸。
目前小區封閉，外人不得進入，住戶出門要有通行條，通過門口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的管理員，3天才出門一次，到小區外的菜店買新鮮蔬菜，也不特別貴，青菜、大蒜、雞蛋都有。經濟在崩壞，但市場還是存在，她並不絕望，「社會裡面很多細胞，不是想凍結就凍結，還是有出租車、運輸車、快遞、電單車在跑。」家中食物充足，吃飯不成問題，她每天只用水煮白菜蘿蔔加點肉，簡單解決。
口罩呢？艾曉明說自己家離重災區漢口很遠，也沒進出前線醫護，頂多在三線疫區，萬人小區中確診的只有5人，「不就跟5個感冒的人一樣嗎？何況確診可能都送去隔離了，用專業口罩很浪費。」她從封城至今頂多用10個口罩，開始時會把口罩放到電熱壺裡煮，再放置電暖器上烤乾。「煮一次不會壞，但不知道消毒的效果。」一個專業標準的口罩25元人民幣，除了成本考量，全城物資匱乏使她不得不出此下策。
物資極匱乏 防護服不足
封城初期，艾曉明曾3次旁觀了兒子參與的志願者活動。在春節前後那些天裏，有志願者團隊先後前往21個醫院，送了約6,500件防護服。「大家都很年輕，看到我就說『婆婆，讓一下。』」但她也看到醫院的物資匱乏超出想像，行政人員只穿白袍，防護服只能留給前線醫護，「防護服也做不到用一次就扔，有的社區醫院的醫生都是紫外線照一下，重複穿。」
艾曉明每天起床先看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的訊息，一看2個小時，轉發回覆，但她沒過分放大恐慌。「絕大部分的社區居民是比較順從的，不出門就不出門吧。我感覺有全國的醫療資源支持武漢，周邊的酒店都被徵用了，讓外地來武漢抗疫的醫護人員住在裡面。社區也不斷強化廣播，請大家不要出門。生活要繼續，該買菜就買菜，這樣一種有點無所謂的態度。從最壞角度來說，如果這個疾病就在城市徘徊不走了，二代、三代變異，那怎麼辦呢？要成天發愁嗎？就像一個人得了癌症，也得帶癌生活吧。」
前線追真相 遭暴徒攻擊
她與愛滋病感染者一起工作過。「我們到感染者村裡採訪的時候，都是和感染者一起吃飯，也沒分什麼公筷，也在他們家留宿，擁抱也沒什麼問題。」2005年她開始拍攝河南的愛滋村，當時河南農村由於政府宣傳「血漿經濟」，農民為脫貧，頻繁賣血以籌措子女學費，而大量公立或私立的血站單採血漿，回輸紅血球（註：所謂「單採血漿」，是血站把採到的血用離心機分離，只留下血漿，把紅細胞回輸給賣血者）。釀成大規模愛滋病交叉感染，再造成母嬰垂直感染，數字從來沒有被官方公開過。那是中國社會運動的高峰，事件在NGO與律師協助下上了媒體版面，但許多索要賠償的感染村民受到打壓，卻沒有官員被究責。
她也看過村民罷免貪腐村官的民主化改革被鎮壓。在廣東太石村，長期存在土地交易貪汙問題，四百村民由下而上發動罷官，政府先是同意，後來又反悔，發起行動的村民被抓，聲援者被不明人士毆打，像艾曉明這樣扛著攝影機跑去記錄的學者，遭到暴徒摩托車追擊，向警察求助卻不被理會。一時在媒體上風起雲湧的太石村民主運動被滅聲，戛然終止。
學者退休後用自己的積蓄拍片，卻被監控被噤聲。她上了黑名單，成為重點監控對象，有次在四川拍地震時不敢回旅館，就睡在別人家屋簷下，夜裡下雨，打溼了書包，幸虧器材沒壞。2010年她獲頒西蒙波娃女性自由獎，她卻被公安告知不得出境，理由是認為「出境後將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或對國家利益造成損失。」
赤裸控壓迫 對抗當權者
儘管被困在國界之內，她仍然努力觀察和記錄承受時代苦難的不知名臉孔，這也是受米蘭昆德拉對極權下心理狀態關注的影響，《小說的藝術》就是由艾曉明翻譯成中文。她經歷文革，經歷六四，看盡荒謬，感嘆地說：「人類總歸是愚蠢的。」面對瘋狂只能理性對抗。
「不是現在發生了一場傳染病就特別荒謬，是從來如此，以前可能更嚴重。你看到的只是形式不一樣，這次是傳染病，下次是地震與洪水，總歸是從一場災難走向另一場災難。」這次，恐懼變成仇恨，武漢人等同病毒，在艾曉明看來，這是象徵性的：「因為人們沒辦法解釋恐懼，沒辦法深思無力的原因，沒辦法介入由於不說真話、由於沒有民主、沒有訊息透明帶來的禍害，因為他沒辦法去批評這件事情，所以他把內心的焦慮不安，轉移到對武漢人的仇恨上。」而隨著高科技，網路審查、刪帖封號，訊息控管是防疫戰的重要一環。「有人在網上發表看法，發起紀念李文亮醫生的塑像，然後就被警察找，被施加壓力，這些都不應該發生。」
從社運巔峰不斷倒退，不斷打壓，敢言的人被噤聲。她感慨如果要發出一點聲音，下場可能就像李文亮那樣。
2013年，一樁校長帶小學生開房間性侵案件震驚社會，女權主義行動者、維權人士葉海燕在校門口舉牌「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抗議，卻被不明人士圍攻，住家被闖入，持刀自衛的葉海燕卻迅速被以持刀傷害罪拘留。那時，艾曉明裸露乳房，胸前寫上「開房找我，放過葉海燕」，將照片上傳網路聲援。又過了多年，她還是不時遭到各種騷擾、軟禁、限制出境。
背負無力感 仁勇護人性
問她還想說什麼嗎？她沉默好一會，有股沉重的壓抑籠罩在電腦視訊景框中，隔著幾千公里，完全不同的平行時空。「怎麼說…也有一種無力感，由於各種限制，也沒有辦法直言不諱說出我們的想法。社會介入的途徑也非常有限，所以有種很大的無力感，是這樣啊。」方才洪亮的聲音黯淡了下來。
高科技極權社會實施網格化管理，大數據監控，專人專班管理特定人員。「像李文亮被訓誡，這太普遍了，我也確實被訓誡過，那時沒有什麼訓誡書而已。中國有很多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犧牲生命，對我的態度算是很溫和了。」她的溫和指的是，自己並沒有經歷那麼嚴酷的管制，也還能在藝術家的位置上去觀察生活、思考人性。她承認政治法律科學並不是自己的強項，她也沒有能力像法學家那樣從學理上去宣導民主憲政。
但即使這樣一個藝術家，也是沒有充分的創作自由的。問她武漢解封後想做什麼？會拍新的紀錄片嗎？她說：「我如果告訴妳，就等於告訴要找我麻煩的人。現在做事有很多困難，最嚴重是不許你做，所以沒辦法講。」
武漢封城，肉身被困在疫區，在那之外有更多的桎梏，嘴巴與精神也被困住了。此時殯儀館來了電話，通知她在三月一日後注意殯儀館來電，預約領取骨灰的時間。艾曉明問起如何識別骨灰，對方態度良好：有單爐和合燒，合燒也是有分格的，遺體會區分開來，只是骨灰盒供不應求，要家屬自己準備。對方保證，「喪葬無小事，遺體骨灰不會弄錯！」這通電話讓艾曉明安心許多。
在她的疫城筆記中，艾曉明寫道：「就算我們所居之城已經是一艘泰坦尼克號（台譯《鐵達尼號》），然而在那艘船上，也有樂隊相伴，有互助禮讓，有愛的永別。我想做的，只是在這段乍暖還寒的日子裏，保守住自己的人性。」艾曉明說自己現在沒感染，不保證以後一定不會感染。但她會努力思考，如常生活。
本新聞文字、照片、影片專供鏡週刊會員閱覽，未經鏡週刊授權，任何媒體、社群網站、論壇等均不得引用、改寫、轉貼，以免訟累。
小心意大意義，小額贊助鏡週刊！
贊助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