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艾曉明的父母不是母親的第一段婚姻。母親是湖南國民黨將軍唐生智的女兒，早早嫁給中國空軍中央航校教官李尹識，大女兒才出世，丈夫就在飛機墜毀意外中殉職殉國了。那是1938年。
【被封住的人番外篇】將軍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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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世紀一整代人，都是承受時代苦難的不知名小人物。但艾曉明說得輕巧：「那時代誰不是經歷戰亂，又經歷政治動盪，我父母不算特別辛苦。」
母親帶著女兒回到娘家，外祖父領養了13個戰爭孤兒，父親艾仁寬便是其中一個。後來他們一起上軍校，同在一個大家庭裡，互生情愫。母親比父親年齡大6歲，還曾經變賣首飾，為她治病。
父親本是河南信陽農村孩子，祖母也是因為丈夫過世，改嫁他鄉，將一對姊弟送到戰爭時期的難童教養院，只因為那裡有飯吃，又逃難到湖南。戰爭時期，許多國民黨高級將領都領養孤兒，包括宋慶齡，外祖父唐生智也是其中之一。外祖父沒有兒子，領養了13個孩子，但領養來的與親生的地位天差地遠。當唐家小姐愛上領養義子，據說唐生智氣得要槍斃女兒，最後還是心軟答應，1949年才正式結婚，艾曉明出生於1953年，當時母親已經35歲。
他們沒有來台灣，外祖父唐生智也被共產黨統戰。新中國的年代，父母都被認為是有歷史問題的人，自保意識強烈，隨時會被整肅。「父親對我們很嚴格，但那個嚴格並不是說希望你成就一番事業，或是成為一個專業人士，而是一種是你少惹事、少調皮搗蛋，絕對不會希望孩子有什麼獨立思考，只是希望家庭都平安，孩子平安。」
父女聊天不多。那時候的家長忙著白天上班，晚上在大食堂吃飯，飯後是政治學習，沒有多少家庭生活。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父親被批鬥，失去教職，進行勞動改造。艾曉明回憶，從那時候開始，父親就失去了話語權：「他會覺得說，孩子也有他的政治權力，他也應該跟別人一樣，聽黨的話就比較放心。另外，這麼混亂的局勢，他也很困惑，他基本上沒有什麼話語權，不管對家庭、對孩子，都自身難保了還能說什麼？只是希望說，我們父母不要再影響你們了，我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也沒辦法改變自己的歷史，也保護不了你們，你們自己努力吧。就是很無奈的心情。」
艾曉明曾經極力想要證明自己。她跳忠字舞，讀毛語錄，夢想加入紅衛兵，但沒有紅衛兵會收她這種出身不好的人。她曾經在見到毛澤東的狂喜中幾近暈厥，也在毛澤東去世時崩潰痛哭。對她來說，她的政治熱情在少年時代就已經消耗殆盡，所以1989年發生六四，她對集體的政治狂熱保持一定的距離。
父親文革後恢復了教學工作，回中學努力地教英語，要把空白彌補回來，但是文革以後，母親憂鬱症與思覺失調症發作，父親的負擔又加重了。「母親有一段時間認為我姊姊回來了，她要去找我姊姊，我覺得這可能是她心裡的創傷，因為大姊一生下來就沒有父親，母親希望保護她。文革時，大姊和父親的關係很僵，父親被批鬥，姊姊就不回家，她覺得她不能再認這個父親，母親就夾在中間。姊姊就一直跑出門，我們又想辦法把她找回來。」
母親會衝出家門去拍鄰居的門，有一次，艾曉明攔不住母親，又講不了道理，氣急了，甩了母親一巴掌。「她去找我姊是開始的症狀，以後的症狀是失眠，然後出現各種想法，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完全混亂，不好好吃飯，也不吃藥，什麼都不吃。她要出門，家屬也沒有辦法正常生活。我覺得照顧病人是很困難的，他不像一個正常的病人，沒辦法語言溝通，她在自己的世界，你進入不了，跟她說妳不要發愁，也聽不進去。」吃了藥之後的母親變得很麻木，反應遲鈍，臉龐浮腫，好了些後慢慢減藥，可以入睡，有時逐漸回復到可以溝通的正常狀態，但有時候又惡化，起起伏伏直到生命盡頭。
「我母親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人，她是級別最低的小幹部，在屈原紀念館看守、掃地，也沒有擔任重要工作。基本上不問政治，是隨大流的，挺隨和的個性。外界的複雜超過她想像，她只要家裡平安就好，小孩平安就好，但因為父親被批鬥，肯定影響到她。」
- 艾曉明曾經寫過一首詩紀念母親，詩是這樣寫的：
「如今 她走在美的光影裡
再不必氣急敗壞
到煤堆上找我弟弟
不必對著欺負他的人語無倫次
你怎麼打小孩啊 你是大人
母親是天下大亂時的一滴水漬
一斑鐵絲的鏽 一粒失色的辣椒籽
是所有怒火的偃息之地
屈辱的灰 精神病院的白
如今 她在無雲的夜空
俯瞰當年的我們
愛人和仇人慈眉善目
和好如初
母親是記憶中的芳華
永別哀傷的長眠
是譯者含淚的笑
和活在拜倫裡的詩篇」
母親至臨終時，都沒能出席父親唐生智的紀念儀式，將軍的女兒被歷史遺忘了。但在大姊80歲生日時，艾曉明為大姊設計了一套明信片，紀念大姊的生父、母親的前夫，並造了個紀念雕像。家庭的裂痕，生命的遺憾，艾曉明多多少少彌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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