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陸上行舟　紀錄片導演聞海

跟聞海的訪談是這樣開始的：「喂喂，導演，看到您了，有聽到聲音嗎？」「行…只是訊號好像不太好…（雜訊聲）」「喂喂？等等，我又聽不到您了。」大疫之年的視訊訪問，透過縮小的視窗跟人講話，彷彿在看實境影片，有點缺少真實感，影像模糊又斷續，聲音像從遠處傳來。這種疏離和斷裂，仍力圖連結的處境，也彷彿是聞海在海外生存的縮影。

本名黃文海的聞海，是中國當代重要的紀錄片導演，代表作有《凶年之畔》《在流放地》等。拍片至今20年，他紀錄中國農民、女工、各階層小人物風格深刻直接，曾獲第65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單元」評委會特別獎等國際大獎肯定。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專技副教授蔡崇隆認為，聞海在環境惡劣且資金很少的情況下，還是有辦法拍出開創性十足的作品，讓觀眾看見官方媒體上所沒有的中國。去年十月聞海為中國獨立紀錄片巡迴展來台，今年五月預計在台灣出版攝影冊，雖因疫延期，他仍在台灣等待機會。

聞海小檔案

• 出生：1971年（50歲）
• 學歷：北京電影學院圖片攝影專業科畢業
• 獲獎經歷：第16屆馬賽國際電影節「喬治斯．德．博勒加德」獎；第28屆法國真實電影節最高獎；第65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單元」評委會特別獎；第9屆法國普瓦捷國際紀錄片節最高獎

志在台建基地　推中國紀錄片

拍照那日，正逢台灣宣布三級警戒延長，我們有點緊張，戴好口罩、面罩與聞海約在文山區的巷子口，50歲的他踩著一台老單車來會合，黑衣黑褲黑墨鏡冷酷如王家衛，但一摘下眼鏡，溫柔眼神又變成小津安二郎。他很瘦小，歷經漂泊，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蒼老。

我們穿過曲折小徑終於找到他住處，這是中國流亡詩人貝嶺在台北租的房子，都市少見的小平房，只是前後都被公寓包夾，光線昏暗。聞海分租其中一間6,000元的雅房，房間不到2坪，舊書桌、舊木椅，單人床上一張竹蓆、一件薄被，一台小電扇，就是全部家具，像是一個禪房。他自己沒什麼東西，行李箱緊緊靠牆，僅剩不多的地板空間被他掃得很乾淨。他說：「這裡很像北京的胡同。」

直到漂泊香港前，北京是他住了大半生的地方。

因為防疫，我們只能在公園長椅上訪談，一開口他就緩緩地說：「可以的話，有件事情想讓你幫個忙。」本以為是異鄉人在台灣人生地不熟，可能是疫情期間的餐飲或簽證問題，沒想到聽到一個近乎諾亞方舟的巨大計畫。

原來他帶著50幾部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的授權和片源，想來台灣一個建立中國獨立紀錄片基地。片單陣容豐富，包括榮光榮拍攝留守兒童自殺事件、獲鹿特丹影展大獎的《孩子不懼怕死亡，但害怕魔鬼》，金馬獎得主王久良的《垃圾圍城》，艾未未在歐洲拍難民的新片《人流》，及艾曉明拍攝性暴力受害者的《天堂花園》等。

這批片子濃縮了中國20年的社會集體記憶。他憂心地說：「原本收藏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當時有將近400多片，後來中心被撤掉，這本來是中國紀錄片在海外最大的一個收藏基地啊，所以我就一直想在台灣再找一個地方。」

拍劉曉波遭搜　避監控躲廟裡

2001年聞海畢業於北京中央電影學院，進中央電視台當記者，因不喜電視台速成的製作方式，辭職出來自己拍紀錄片。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中國政府亟欲營造開放形象，言論相對自由。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確實能感受到當時中國民間社會豐富多元，生猛有活力。如《喧嘩的塵土》裡，麻將館眾人鎮日吵鬧，將賭博贏錢當成唯一目標；《夢遊》中，藝術家到處閒晃，飲酒作樂，漫談人生意義；《我們》的知識分子憂心忡忡地討論共產黨要如何改革。

2010年，拍攝中國政治犯的《我們》入圍威尼斯影展，樹大招風，一回國就被警察帶走，住處也被搜查，警方發現他的硬碟中有政治犯劉曉波被捕前最後訪談；聞海後來雖然獲釋，但他從此就常被警告，連湖南老家都有當地公安去問話，他很恐懼，躲在廟裡4個月。「挺害怕的，我工作這麼多年，現在竟然面臨蹲監獄，也沒有人可以討論，只要一回北京他們就又來找我。」監視無所不在，2013年他決定搬到香港。

離開故鄉像被連根拔起，他一度失去拍片的動力。不只他，那是他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集體命運，北京宋莊獨立電影節自2006年創辦以來，一直是中國電影創作者交流盛會，2014年放映時遭警方闖入，被迫停辦。「我們只是一群拍片的人，怎麼就成了國家的敵人？」某次他跟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陳婉瑩教授吃飯，有點傷感講起這個處境；陳婉瑩聽完便說：「聞海，我給你錢，你寫書記下這些過程吧。」港大提供了1萬美元資助他寫作。

他答應了但很惶恐，平日拿慣攝影機，改成提筆寫作是大挑戰。但接下這任務後，他從自己一個人，轉為關注整代人，「我覺得自己沒資格做啊，我好好拍我的片不就好了嘛。後來才發現，就輪到我了，因為所有人都做不了，因為他們在中國，影展沒了，而且他們也不自由，你看我去採訪那些導演的時候，都跟那個祕密接頭一樣，因為他們也被監控了，唉。」

彷彿赴港遊學　參與雨傘運動

聞海訪談幾十位導演，耗時3年，完成了28萬字的著作《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他把握在香港的自由時光，辦理中國紀錄片回顧展，蒐羅眾多作品，並整理出代表性最強的50餘部。

流放地也是轉捩點。香港是浮木，讓他自己上岸，還能打撈其他倖存者聲音。

聞海剛到香港時，去街頭拍藝術家朋友三木，結果遠遠看到警察，下意識他就跑了，還跑得飛快。「後來我看好像也沒事，就又回來。他們就罵我，跑幹嘛，沒事，這是公共場所，警察是執行公務不會打人的。」香港警察不無故打人，讓他很不習慣。在香港連結外國網站不需翻牆，網路上討論風氣蓬勃，自己拍完自己寫，就成自媒體，這都讓他很衝擊。

他重拾攝影機，移居香港後所拍攝製作的《凶年之畔》《喊叫與耳語》，升級到另一層次，他與女權運動者曾金燕合作，他說自己比較像是來香港遊學：「如果我還待在中國，這樣的片子我一定做不出來…連能不能繼續拍片都不知道。」

學習不只在教室，在港期間正逢雨傘運動，他跟詩人好友孟浪結伴，二人興沖沖地每日趕場，金鐘、旺角、銅鑼灣等地，跟著遊行人潮，抗爭現場氣氛對他來說刺激又新鮮。「好像一場大型的露天party，那些寸土寸金的地方，原本都是車水馬龍，我們常常聽說今天要清場了，一直等著，就錯過了末班地鐵，只好跟大家一起睡在街頭。」

躺在金鐘的快速道路上，比他租的劏房舒服。「香港到11、12月還很熱，但到了半夜就很涼，我跟許知遠（中國作家）說，欸原來，沒人往地上吐痰還是挺好的，街上很乾淨。」他拍下這一幕，寫下：「世界上最寬闊的床。」

身帶所有素材　搶覆滅前來台

香港接納了他，啟發了他，但派對終會結束。2019年反送中運動激發完全不同的抗爭強度，政府鎮壓也升級。聞海正好出國參展，沒遇上最激烈抗爭，但回港後他看見狼藉慘況，滿地磚塊玻璃，空氣中仍有燃燒彈的味道。

他沒想過洪水會那麼快來，雖然在此之前他已有預感。2015年，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遭逮捕定罪後，香港出版業風聲鶴唳。彼時他剛寫完《放逐的凝視》，原本談好的出版社卻突然縮手。「他們說這裡面涉及到…什麼六四啊、劉曉波啊，一些人物就不能夠提。我說我只是在寫紀錄片歷史，時代背景你總是要交代一下吧！」聞海不願修改，出版社很為難，他後來只好也把書稿帶到台灣出版。

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他意識到自己收藏的大批中國紀錄片若留在香港，終有一天也會被查扣，他們一代人已多次覆滅，必須提前避難。2020年10月，趁著台灣校園巡迴的放映邀約，他帶著所有素材隻身來台。

聞海的上一本書獻給香港，但把未來的希望都放在台灣。他跟湖南老家父母已經多年未見，曾在北京有過短暫婚姻，30歲那年離婚至今獨身。他在台灣的房間除了書和電腦，只有少少幾件衣物，自己做飯，生活花費極低，除了自己的創作，推廣中國紀錄片是僅剩不多的執念。

紀錄片已冷門，中國紀錄片更冷，問他受邀來台灣放映反應好嗎？他有點遲疑地說：「有交流都是挺好的。」映後座談無論大小場，他必定出席。協辦影展的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郭力昕坦言：「觀眾很少，只有幾個陸生比較有感覺。」這些都沒有澆熄他的熱情，今年他打定主意要辦更多場次，接觸更多團體，結果遇到台灣疫情升溫，放映都取消了。原定5月的新書發表會，也因疫延期，他很失落。

在公園長椅上，他翻開攝影冊給我看，如數家珍地說：「你看，這是彭家勇啊，他在醫院；…我在雲南拍的農民；這是在敘利亞的時候，我拍的那些難民啊什麼的…」提到這些，他的表情就比較柔和，終於沒那麼拘謹。攝影冊取名《存在的》，他說：「極權政府就是對人的否定，所以紀錄這些人的身影就是紀錄生命，至少我和他們都存在過啊。」

自勉為見證者　活下去並記住

拉著禁片方舟前行，需要強大的力量，身體與意志皆然，動盪之中，他仍保持著運動的習慣。疫情尚未失控之前，他每天騎單車過福和橋去永和運動中心游泳，他認真跟我分享：「像我們這種老在電腦前面的啊，常用鍵盤，游泳特別好！可以運動到全身。」他用前蘇聯作家拉斯普京的書名《活下去，並且要記住》勉勵自己當歷史的見證者；聽來很悲壯，但道理其實跟游泳有點像，要浮上來吸口氣，盡量保持健康。

截稿當下，6月17日香港壹傳媒高層被捕，6月24日香港《蘋果日報》正式停刊，緊接著獨立媒體紛紛被迫關閉節目、下架網站，滅頂洪水之後還有更大的洪水。7月1日，香港回歸24年，短短一週內，香港新聞自由墜進無邊黑暗。

他以文化交流入境台灣，居留期間只到年底，若不能延長簽證，返回香港前途茫茫，生死未卜，問他做何打算？他望著三級警戒空蕩蕩的台北街頭，說：「噯，不知道。」聞海唯願這次東渡來台攜帶的50部禁片能被善待，滅頂洪水襲來，至少能為他方的故鄉保持真實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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