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想過，『勇氣』原來需要用在承認自己是一名確診者。」康復之後，30歲的吳寶流（化名）在臉書成立匿名粉絲專頁「我曾是一名新冠肺炎確診者」。2021年9月，新北市一間幼兒園發生Delta變異株群聚感染，清零結案後共33人確診，總計匡列隔離3000多人。
【鏡相人間】看不見的病毒 看得見的恐懼 COVID-19確診者康復之後
會員專區人物
確診時，想著自己會不會死？會不會把病毒傳給別人？會不會害更多人被隔離？康復後，又要面對歧視眼光：有人看醫生被要求待在戶外；有人必須提出陰性證明，證明自己不危險；有人在LINE群組被公審，討論是否讓他參加活動。
台灣以優秀防疫成果傲視國際，但疫調足跡公布、匡列隔離也如同一條線，區分你我，一旦確診，就成了有罪、危險、不能原諒的人。學者吳易叡認為：「目前最難解套的，是『台灣的防疫成就好棒棒！那些不小心染病的人就是破壞台灣形象的人。』」
今年2月，全球已有4億9百多萬人確診COVID-19，台灣也已累計1萬9,515人。病毒不斷變種，未來，或許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確診者。我們採訪去年9月發生群聚感染的新北市幼兒園，以及多位輕症、1位無症狀康復者，試圖理解確診過來人的心境。
母子染疫 分享康復歷程
吳寶流與她的三歲大兒子確診。孩子感冒，照顧孩子的母親往往容易被傳染，從大兒子發燒第一天開始算，吳寶流第三天發現自己流鼻涕，保險起見，她向公司請假，也全家做居家快篩，結果全家陰性；到第八天，她發燒、咳嗽有痰、嗅覺出現異狀、食欲下降、呼吸會喘，於是做第二次居家快篩，又是陰性；第十天再做PCR篩檢，仍然陰性。
直到第11天，那是去年9月4日，幼兒園園方通知她有一位老師的丈夫確診，園區封閉清消，衛生局為所有幼兒做PCR篩檢，大兒子篩檢陽性，她陪大兒子住院，直到第14天，她才篩檢出陽性。
確診到康復的過程中，她上網找其他確診者的心得，發現台灣願意公開自己確診經歷的人很少。由於幼兒不能打疫苗，幼兒園群聚感染事件又引發全國關注，她知道許多媽媽都擔心孩子染疫，因此透過臉書分享親子的康復歷程。大兒子初期症狀是體溫偏高、發燒到38.5度，稍微流鼻涕、咳嗽，吃不多，但很有活力，症狀比以前感冒還輕微，住院第三天就沒症狀了。吳寶流說，幼兒染疫並不容易發現，光看症狀與小感冒無異，就連醫生也無法判斷，她透過朋友將心得轉發到多個親子社團，降低許多媽媽對幼兒染疫的擔憂。
吳寶流也發現，許多人對COVID-19認識不足，她拿出手機給我們看，一位媽媽傳給她的感謝訊息是這樣的：「家族中多人確診，不知道康復後就不具傳染力，所以確診的外婆即便康復，也擔心會傳染，不敢去醫院探望癌末的舅舅，大家都很擔心外婆來不及去看舅舅最後一面。」這個家族直到看了吳寶流的文章，才敢出門互相探望。吳寶流還發現，許多朋友明明知道她確診，但不敢問，直到她在LINE群組發表康復的慶祝宣言，朋友們才紛紛追問。「問他們之前怎麼不問我？他們說：『因為我不知道妳想不想讓別人知道，所以不敢問。』」
社會實驗 弭平差別待遇
對康復者來說，更困擾的是他人對COVID-19恐懼而產生的歧視。插畫家柏蓉的哥哥柏安確診，柏蓉當時透過插畫，分享家人照顧哥哥的過程。柏安2020年曾到美國工作半年，在當地經歷二次封城都無恙，回台後，因同事確診，整間公司疏散，他在家工作時發現染疫。他是輕症，經歷住在檢疫所、防疫旅館的茫然無助，感到最不快的回憶，是康復後去醫院申請CT值達到不具感染力的證明文件時，「他們知道你曾確診，看待、講話的方式變成想遠離你，我再三解釋，經過了十加七的隔離，他們問有再篩過了嗎？我沒有。」後來公司為全體員工做篩檢，他才取得一張陰性證明，「我隨時帶著，也不會跟人提起自己曾經確診。」
吳寶流提起，有一次因為關節炎去看骨科，診所護理師插健保卡後，要她到騎樓打消炎針，後來她的家人外出受傷看診，也被要求在戶外等，這讓她很疑惑：「醫院、診所為什麼知道我家曾經確診？是不是代表我們被註記？」她打電話到健保署、新北衛生局、疾管署，追問得到的答案是：「醫院有系統可以查到你有沒有做PCR，顯示你何時陰性、陽性，但不知道你CT值（已達到不具傳染力）、做過哪些後續治療。」而只要曾被隔離，健保卡系統也會顯示顏色，醫院、診所會因此要求病患在戶外看診。「我覺得這是有需要的警示，但如果被診所用來做差別待遇，我就覺得不OK。」
「我沒有想用歧視來指責這些診所，但我認為這不是正確作法，你不想讓我進診間，是因為覺得我很危險，可是認為我很危險是不對的，如果我有發燒，你把我放外面我能理解，但我什麼症狀都沒有。」吳寶流說。也因此，她進行了一個社會實驗：依序打電話到各大醫院的骨科、皮膚科、牙科、家醫科、婦產科、復健科，告知自己確診康復，詢問能否看醫生？「有醫院告訴我要在外面，我會說知道了，沒多久再打回去，說我問過衛生局，你們不能這樣對待康復者。」讓她感受最好的是婦產科，電話中只確認她已康復、隔離期滿，就讓她直接去看診，沒有其他要求。
公布足跡 慘遭肉搜獵巫
COVID-19一旦確診，往往遭遇汙名化，面對譴責、獵巫、歧視的情況。三級警戒時，萬華被汙名化為防疫破口，前五股獅子會會長因疫調足跡公布，遭到網路輿論的譴責、揶揄；而彰化葡萄盤商家族到萬華賣葡萄染疫，民眾恐慌之下造成葡萄滯銷，該家族更被當地人視為傳播病毒的罪人，遭到排斥。我們聯絡熟識前五股獅子會會長的朋友，該位朋友表示，前會長目前仍將自己封閉起來，不敢出門。而彰化葡萄盤商的一位家族成員也在電話中告訴我們：「大家目前還是躲得遠遠的。」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曾凡慈表示，台灣目前仍認為COVID-19是嚴重疾病：傳染途徑不確定、潛伏期長、感染後有一定的重症或致死率。「COVID-19的前期條件跟SARS有點像，病毒從中國來、呼吸道感染、名稱中有SARS，我們會回想到2003年的SARS：和平醫院被封院、很多醫護死亡進忠烈祠。這勾動了創傷記憶，使得台灣一開始就高度戒慎恐懼。相比之下，像H1N1或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這二種疾病都沒有在台灣引起這麼大的情緒反應。」當大眾將其視為嚴重疾病，又認為感染與否是當事人可控制的，確診者往往被譴責沒有做好自我管理，造成他人風險，這是確診者容易遭到譴責的原因。
去年九月發生群聚感染的新北幼兒園，一度也面臨被獵巫的情況。當時指揮中心公布疫調足跡，幼兒園老師與丈夫最先被公布確診，因此被輿論認為是源頭，遭網友譴責沒做好自我管理。緊接著，一位同年八月入境的埃及爸爸與親戚被公布確診，儘管依照防疫規定入境，仍被輿論認為是把病毒從國外帶進來的人。新聞報導加上網友肉搜，幼兒園地址、確診老師、家長們的住處都一一被公開。而埃及爸爸因外國人面貌顯眼，後來走在街上曾被質問，為了迴避歧視，只好謊稱自己是阿拉伯人。
採訪當天早上九點，幼兒園老師正打開繪本，為一群四歲到六歲的孩子們講解什麼是新型冠狀病毒，並透過帶動唱提醒要勤洗手、戴口罩、不挑食增加免疫力。主任Joyce和我們站在走廊上，談起一位阿公曾認為確診的孫子會被貼標籤，擔心其他小朋友不跟孫子玩。「小朋友告訴我的，我請他回去跟阿公講這不可能發生，我們都會很愛他，我們已經康復了，大家可以很開心地玩在一起，都是好朋友。」
視訊交流 互助撐過隔離
幼兒園共八位小孩確診。Joyce回憶：「這些小朋友確診真的看不出來，沒有發燒、感冒症狀，看起來都活蹦亂跳，我們接獲通知時都很shock（震驚），為什麼有這麼多小朋友確診？」每一位老師在感染事件發生前，都已透過教育局造冊施打疫苗。幼兒園群聚感染是Delta變異株，去年六月曾在屏東驗出，當時確診的白牌司機老張因接送確診者而染疫，其後遭到排擠陷入經濟困頓。也因此，許多網友認為家長們會譴責幼兒園與老師，地方上也會排斥，造成幼兒園倒閉。但幸好，這些情況並未發生。
Joyce當時面對新聞媒體，呼籲停止對確診老師的譴責。「有位家長很熱心，幫我們發了一篇文章，很多網友鼓勵我們，跟我們說加油。」隔離期間，家長、孩子與老師們時常視訊。Joyce說：「大家像開同學會那樣，晚上聊天，小朋友互相看到對方，就說很想念同學。」吳寶流告訴我們：「LINE群裡二十幾個家長都沒有罵，大家互相關心，PO每天吃什麼的照片，交流衛教知識，一起度過隔離的十四天。對我來說，幼兒園老師跟家長們展現出最好的身教、言教。」
確診的老師文小慈（化名）跟先生住院時，因為沒有電視、很少使用手機，所以不知道外界訊息，後來才知道自己與其他家長被肉搜並公開了住處。確診之前，「看到某些人染疫，只想到要好好保護自己，沒想過這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雖然確診前施打過疫苗，但她清楚知道這不代表免疫，而是能減緩症狀。當丈夫發燒，又在隔天退燒時，她想到自己每天要接觸那麼多孩子，保險起見，夫妻二人一同去篩檢，因此得知確診。二人都是輕症，她僅有類似過敏的咳嗽、味覺變化，沒有發燒。
輿論難平 心靈也需復健
三級警戒前，文小慈就避免參加聚會，身為基督徒的她已一年多沒去教會，被衛生局詢問足跡時，慶幸自己沒波及更多人被隔離。由於足跡公布她曾到過游泳池，新聞報導未查證就寫她去游泳，同事好奇她上班顧了一整天小孩，下班後怎麼還有體力游泳？其實她不會游泳，只是經過而已。
回憶當時，家長們一一被通知，深夜帶著小孩、行李進入防疫旅館隔離，文小慈得知家長們面對匆忙慌亂的處境，感到內疚、自責，幸好同事、家長們對她的態度很溫暖。「園方與家長鼓勵我，那種正向的力量大於負面新聞，他們說：『老師妳不用自責、病毒不是我們能控制的。』」住院時，每當醫院窗戶有陽光照進來，她與丈夫就一起讀《聖經》、唱詩歌，也討論人死後會去哪裡？「那時覺得，人真的很渺小，一切只能交在神手中。」康復後回家，社區鄰居都知道她確診，碰面時，「可以感受別人對你的距離感，好像跟你講話會被傳染，問我：『妳怎麼出來了？現在可以外出了嗎？』當下的感受，自己好像瘟疫一樣。」
Joyce說：「她跟同事情同姊妹，對她的心靈復健滿重要的，我們有一位確診家長回職場的時候，同事遠離他，認為確診者要去旁邊吃飯，我們聽了很心酸。」另有一位家長向我們提到，曾聽到同事說：「你們這些確診者怎麼可以這麼快原諒自己？」
曾凡慈表示，在國外或疫情嚴重的國家，染疫並非這麼嚴重的事，但目前台灣形塑出一種風氣：「染疫者跟我們不一樣。」這如同用一條線做出區分：「染疫的是他們，安全的是我們。」輿論的譴責往往對確診者的行為進行批判，「找到一個歸責的理由，用行為來歸咎，這建立人民集體安全感跟相信自己能夠控制疫情的信心，是很常被動用的心理手段。」
資訊過細 助長恐懼升溫
曾凡慈於2020年曾訪談40多位居家檢疫者，她發現，其中很多人並不害怕確診，反而害怕確診後被疫調公布相關資訊，引來汙名化的後果。還有人告訴她：「如果要確診，我寧願在國外，也不要在台灣。」曾凡慈說：「我們之前曾問受訪者覺得感染COVID-19嚴不嚴重？他的回答是：『如果自己得了還好，但如果傳染給別人就很嚴重。』我說：『如果傳染給別人，都是輕症，為何嚴重？』他說：『因為害別人隔離，去關起來，會影響到非常多的人。』」
對於指揮中心記者會公布疫調足跡、確診者部分資訊，曾凡慈認為：「這其實暗示了民眾這些人非常危險，需要被嚴格看管，強化民眾認為疾病危險、需要被控制，以及情緒上的恐懼感。」確診者也因此更容易遭到譴責、獵巫、肉搜。曾凡慈認為，有時疫調對確診者的資訊公布得過於精細，「讓其他人可以指認到個人的資訊，都不該被公布。」她以新北市幼兒園感染事件為例，埃及爸爸由於國籍在台灣少見，被指認更為容易。「指揮中心應該每天都告訴民眾現在Omicron感染者的重症比例、死亡率。」若多為輕症、死亡率低，就可降低民眾的恐懼感，也能減緩確診者遭汙名化的狀況。「可是指揮中心沒有說明，每天只公布確診數字，記者也會圍著疫調訊息不斷追問：這人是誰？做了什麼事情？到過哪些地區？有哪些風險？民眾就認為確診非常可怕。」
去年五月萬華爆發本土感染，70歲的李淑霞（化名）丈夫發燒，她意識到情況不對，讓丈夫待在房間隔離，送餐的過程中，李淑霞也染疫。夫妻最後一次見面是丈夫搭上救護車，二人還有說有笑，互相提醒口罩要戴好。5天後，李淑霞在醫院接獲丈夫過世的消息，丈夫當天立刻火化，由於家人都在隔離，僅剩住外地的兒子送丈夫最後一程。後來舉辦告別式，她也只能透過葬儀社的視訊參加。
「我算輕症，出院後回想，這沒什麼，好像沒有人家講得那麼嚴重。」至於丈夫過世，李淑霞一度想提國賠，現在則淡淡地說：「看開了，只能說倒楣，遇到了。」她與先生都是公務員退休，二人的退休生活是參加各類老人活動，自主隔離期間她整理丈夫遺物，看到一張水果攤發票，「應該就是那時感染的，那邊是水果現切，我丈夫很愛聊天，去萬華找老同事，在那邊聊天吃水果。」李淑霞掏出手帕擦眼淚。
網路世代 歧視無處不在
研究醫療社會學的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蔡友月認為，COVID-19確診者會經歷一段醫療化的隔離歷程，往往面對孤獨死亡的處境，而若家人也被隔離，醫療化的過程中也更為無助，許多人都遭遇到壓抑後的創傷後症候群。「這些創傷後症候群未來該有一些集體的療癒機制，幫助我們社會整體去重新面對與復原。」例如比照SARS曾舉辦週年公開的追悼儀式，或以裝置藝術的方式呈現，協助倖存者發聲、告別與療癒。「這對我們面對疫情療癒下的新生活是重要的，像科技部的《記疫》工作坊就是公開的發聲管道，透過公共發言的空間分享討論。」
回歸正常生活後，李淑霞到老人協會參加活動，當掃地義工、上讀經班、老人課程。不過，她曾經確診的事情被一位熟人告知老人協會，因此流傳開來。這讓李淑霞感覺不被尊重，「我發現被很多人知道，大家開始在LINE群組討論要不要讓我參加。」那簡直是面對公審。「我很不高興，知道有人害怕，打算退出，我女兒就很生氣。」當時，李淑霞已打完第二劑疫苗。採訪這天她戴著二層口罩，傲氣地說：「他們怕我傳染給他們，我有抗體，我還怕他們傳染給我哩，真是莫名其妙。」
李淑霞可以理解大家的害怕，畢竟尚未確診前她看新聞報導，對確診者也感到害怕，對於許多人指責確診者，李淑霞說：「不應該指責，沒有人故意得病，應該將心比心，不該言語侮辱，不該讓人無地自容。」後來女兒要她轉傳訊息給老人協會，告知協會的行為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可以提告，協會成員才作罷。
香港大學心理學博士趙安安曾感染SARS。她以自身經歷比較，由於SARS時期網路不如現在普遍，即便染疫也只有親友鄰居知道，受歧視的狀況有限。她認為，COVID-19確診者因為疫調公布，必須面對網路上不必要的肉搜與攻擊，感受到的恐懼因此更為強烈。「目前確診者沒辦法對社會說：『你們這樣看我不公平、你們不要再歧視我。』確診者一旦為自己辯護，反而可能引來更大的攻擊與質疑。」
成功大學醫學人文暨社會醫學科副教授吳易叡表示：「目前最難解套的，就是『台灣的防疫成就好棒棒！那些不小心染病的人就是破壞台灣形象的人。』台灣最後不可能不和病毒共存，世界各地的例子已經告訴我們清零越來越難以達成，防疫方針勢必要在某個時間點轉向，轉向之後，汙名的情況才會減少。」
長期研究愛滋與麻風等高度汙名化疾病的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劉紹華說：「現在到Omicron，所有經歷過的國家都知道是輕症與無症狀為主，可是台灣還是以防Alpha病毒株的情況來應對。」
認知偏頗 社會缺同理心
劉紹華認為，台灣目前沒有對確診者的正確認識，「是不是要等到台灣真的完全擋不住，開始出現流行情況，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確診者，也發現身邊很多親朋好友成為確診者，不再是陌生人才是確診者時，大家才會生出同理心？」
2021年6月11日，台灣仍處於疫情三級警戒階段，晚上12點，萬華區福音里里長蔡岳樺終於等到隔離解除，悶透了的他立刻騎機車四處兜風，原本燈紅酒綠的萬華區，處處清冷黑暗，「我心裡想著，都確診康復了，病毒我還怕你喔。」在防疫旅館隔離時，他天天讀佛經、吃素食便當，結果豆製品吃多了，「反而痛風發作。」聊到這他笑了出來，當時他聯絡其他被匡列隔離的萬華區里長表達關心，「他們說別靠他們太近，我就開玩笑：拎北確診還怕你這個隔離的喔？他們才知道我確診，說我是超級賽亞人。」
40歲的他是無症狀感染者，確診的過程是這樣的：萬華區剝皮寮快篩站成立後，身為當地里長，他天天巡視現場狀況，排隊人潮太多，他幫忙發號碼牌；有菸蒂垃圾問題，他通知清潔隊；有里民抗議篩檢站影響生活，他試著溝通緩頰。他還曾經用貨車載一位發燒的里民去醫院，但當時醫療量能不足，沒病床，只好再把這位里民送回家。他在剝皮寮快篩站快篩結果是陰性，等待時焦慮，知道結果後心安，沒想到後來接到醫院電話，通知他陽性確診，「我一度以為是詐騙集團。」詢問後，才知道快篩站另將檢體送去醫院檢驗。「我沒去阿公店，後來猜想，可能幫忙發號碼牌時感染。」
住防疫旅館時，他想著如果自己死了，孩子、老婆該怎麼辦？因此失眠。「聽說病毒會卡在喉嚨，我吃東西就配麻辣醬，辣死了，那時候病急亂投醫，希望能把病毒幹掉或減輕。」隔離第六天，他沒發燒也沒有任何症狀，心中不免懷疑是不是誤診？直到後來去醫院驗出抗體，才確信自己曾經確診，並且康復了。
憂遭攻擊 確診者多噤聲
蔡岳樺擔心引起里民恐慌，所以當時沒對外公開，他在防疫旅館辦公，天天用手機錄音傳給妻子，讓妻子透過里長辦公室的麥克風進行廣播，製造他在辦公室的假象，若有里民來找，就告知對方他外出巡邏。「至少里民有心安的感覺，間接把事情給瞞過去，不過紙包不住火，後來他們也知道了。」有人害怕你嗎？「讓他們去傳，我被問不會否認，就說我確診沒怎樣。」
三級警戒期間，萬華被稱為破口，居民背負罵名，讓蔡岳樺很不服氣，聊到萬華人的委屈，以及最近看剝皮寮快篩站紀錄片，他眼眶泛淚，「第一天排隊，大家的心情都寫在臉上，無助、害怕，醫療人員來支援，我跟他們相處，醫療專業我幫不上忙，只能開玩笑說，里長只剩安撫里民的功能。」原本里民要他買布條抗議篩檢站，要求撤除，他的確買好了，剛好六月剝皮寮篩檢站撤除，「這布條就變成寫上『感謝醫護人員、篩檢站功成身退』。」
曾凡慈認為，台灣目前缺乏確診康復者經驗分享，是汙名化帶來的結果。「因為害怕被攻擊不敢講，我們越來越覺得這些確診者在陰影中。國外許多公眾人物或電影明星公開自己確診、自拍確診生活，你看了以後，很容易覺得這些人跟自己一樣，對確診與確診者的感覺就沒那麼害怕，如果今天有不是躲躲藏藏，而是平平順順回復健康、回歸正常生活的故事，那比較能打破界線，對於降低汙名非常有幫助。」而若汙名化的情況持續，「像葡萄家族，他們很可能再也無法被接受為社區的一分子，汙名產生的後果，非常難以彌補。」
康復之後，蔡岳樺在外面吃的第一頓是東山鴨頭，他坦然告訴老闆自己確診，老闆不但恭喜他康復，還請客、讓他吃免錢。
建議當局 增列康復人數
康復之後，李淑霞發現自己一直掉頭髮，兒女們擔心後遺症，帶她去多家醫院做X光檢查，「結果，醫生說我的肺比抽菸的兒子還要好。」頭髮只掉了一個月，換了洗髮精就不再掉了。
目前她仍繼續參加老人協會的活動。
幼兒園復課後，許多畢業學生與家長都去探望表達關心。去年萬聖節，康復後的老師、家長們陪著變裝的孩子們一同上街要糖果，每一位鄰居街坊們都笑臉看待，沒有排斥。Joyce說：「有早餐店的阿姨、阿嬤非常熱心，很歡迎我們去要糖果，還問我們明年會不會再來？」那一天，每個人都像參加了一場慶祝康復的快樂party。
柏安去年接受我們採訪當天，打了第二劑疫苗，「之前認為確診者是幫助病毒散布的幫凶，現在覺得確診者大多是受害者，在高強度的傳染力之下，很多人是很無辜的，有確實隔離的確診者並不會危害社會。」公司雖然經歷確診疏散，但沒有歧視情況，「反而同事間有革命情感，像之前大家說的，同島一命的感覺。」
康復之後，吳寶流說自己瘦了、比較容易喘，「追小孩、罵小孩沒有以前那麼有力，這差很多耶！哈哈哈。」拍照時，她面對陽光，比出一個大大的YA：「我們確診者的經驗真的很值得分享耶，如果大家都躲起來，就沒人知道了。」她提議指揮中心記者會除了宣布確診與死亡案例之外，「能不能加個『今日康復、出院人數』呢？也許有二人不幸過世，可是也有85人康復耶，換個角度看，不是很樂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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