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玉玲帶著學生、戰友、工人一起出庭，這是一群罹患潛水夫症的工人向台北市捷運局提告求償的案件。法庭上，法官問起20多年前的捷運承包商是否還聯繫得到？對造辯護律師面面相覷，外商老闆早就離台失聯，索賠無門；工人的代理律師要求法官傳喚顧玉玲作證—20多年來，她見證了一切。
【一鏡到底】繼續向左走 顧玉玲
會員專區人物
作家、工人運動者顧玉玲自有一個理想世界：她信仰馬克思，相信集體的力量，一直以來都把自己活得「很公共」，把時間精力用在別人身上。她認為眾人一起走，儘管前進3步退後2步，終究能走向更好的地方。
10年前，她所屬的運動組織因路線差異逐漸四分五裂，理想世界土崩瓦解。運動家退出街頭，進入學院教書，今年出版第一本虛構小說《餘地》。左翼運動最好的時光已然遠離，集體的「我們」再也回不去了，但她身上仍帶著那些鑿痕與影響，長成文字與連結，她依然相信可以一起做點什麼，一起找路走。
文藝少女 邂逅政治經濟學
1993年，捷運新店線地下隧道挖到公館一帶，地下水湧入，造成土壤崩塌，地表下陷，民宅龜裂，捷運局使用壓氣工法搶救，工人們在氣壓極高的地道中密集勞動，出坑時未適當減壓，2年後陸續罹患潛水夫症。顧玉玲當時任職於工殤協會，協助工人抗爭，成功爭取到2次和解，但資方又提高賠償標準，一定要有骨壞死證明才願意給付。幾位住在花蓮的工人當年還未骨壞死，不符合資格。20多年過去了，台北捷運一如既往舒適便利，工人的骨頭已惡化壞死。
開完庭，她穿著無袖上衣、簡便長褲，隨意坐在法院前被陽光曬得滾燙的石階上對我們說：「這20年我每次去花蓮、台東，都會找這些工人。這才是職業病的真相，人體在變化，20年後愈來愈糟。」工人們稱顧玉玲為顧小姐，陳定安說：「叫習慣了，從她還沒結婚就叫顧小姐。」顧小姐如今已是55歲的媽媽。
工人運動曾是顧玉玲一輩子的志業。她出生於嘉義眷村，念輔仁大學英文系時是個愛寫詩的文藝少女，加入文學社，發現：「咦？怎麼大家不寫詩？在讀政治經濟學？」原來是政治犯林華洲1975年特赦出獄，解嚴前後到各大學組織讀書會。林華洲本是詩人，1968年因組織馬列主義、魯迅讀書會，被控串謀顛覆政府、坐牢6年，是台灣著名的左翼思想政治犯，與陳映真同案。
打開左眼 傾心馬克思主義
顧玉玲記得，坐公車從新莊一路顛簸到士林，4、5人擠在老公寓中，一遍遍讀著林華洲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概要》。中午出去吃飯時，林華洲會下意識左右觀察有沒有特務在跟蹤。那年她20歲，左翼思想是突然炸過來的爆裂物，她形容那是打開左眼：「忽然間有另一個丈量世界的不同尺度和方法，從生產工具、剩餘價值，這麼硬邦邦的東西，但我讀得很感動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到現在還是洞見。」
解嚴後的台灣機會遍地，與她同代的野百合學運參與者有的出國念書，有的進入媒體、參與政治，她卻選擇了一條人生紅利最少的路：與工人階級站在一起。1992年，她加入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2006年改為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組織客運司機、公娼、工廠女工，花9年草創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又花7年草創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我們是台灣第一代專職的社運組織工作者！」她聲音響亮，臉上有種篤定的神情。
在純粹理想驅使下，社運工作者們試圖構築一個公社般的集體。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由前台北市勞動局長鄭村棋召集，核心成員不超過50人，他們過著緊密的組織生活，像幫派，也像宗教。她這樣比喻：「如果組織共同討論出來要暗殺蔣經國，我就必須是可以拿槍去暗殺他的那個人，不然憑什麼投票？憑什麼不是你？」
接住弱者 肩並肩走抗爭路
30年間，資本進入台灣又轉向中國、東南亞，老闆關廠落跑，留下被欠薪、罹患職業病、求償無門的工人；政府同時大量引入外籍移工，他們沒有休假、被不當扣薪、被逼得只能逃跑。顧玉玲忙著接住被資本主義拋棄的人，他們擁有的只有彼此，生死與共，肩搭著肩走抗爭路。
她說工人運動十打九輸，都是灰頭土臉地趴在地上。是否感到挫折？她想了一下，說自己幾乎不哭，哭的次數10根手指頭都數得出來：有一次，是在中國沿海城市看到一群斷手斷腳的年輕工人，律師租了棟房子給他們住，官司曠日廢時，人們在房中無所事事。「當天回去我哭到不行，因為我在那裡什麼都不能做。在台灣，我們可以拉布條、去抗議，雖然十打九輸，可是你在行動。對工人來說，就算輸了，都比他憋著覺得冤屈好。」
另一次是在台灣：一個鐵窗工人被高壓電擊中，左腳截肢，雙手扭曲，穿著義肢自學打電腦，想應徵倉庫管理員。「我跟工會幹部說他文筆好、頭腦清楚、電腦也沒問題。他們說不可能啦！一個殘障者，老闆連面試都不會安排。」說到這裡，她再次流下眼淚：「我們一起走抗爭這條路，調解、拉布條，不管輸贏都是一起花力氣，輸了也不會覺得對不起工人。但當他要找工作，他就單獨被丟進資本主義社會，而它這麼殘酷，我什麼都做不了，太難受了。」那位工人後來家中失火，他睡2樓，半夜來不及戴上義肢逃走，就過世了。
個人如風中微塵，她緊抓著集體，人生前半段都活在集體中，為了運動拚盡全力。在集體中，個人生活高度公共化，連談戀愛、生小孩都要拿出來討論。我們聽得目瞪口呆，她哈哈大笑：「妳一定會寫得像邪教！但是真的，如果組織裡頭有了親密關係，一定會影響組織，不是不能有親密關係，而是要讓大家知道。」那生小孩要考慮什麼？「有小孩的話家累會比較重，大家是不是要分攤來協助照顧？因為我們期望過一種集體生活，但很難。」她的先生張競中也是組織成員，2人育有1女，小名「小樹」。
理念歧異 昔日同志道不同
能生死與共的革命同志如此難得。2014年，她所屬的人民火大行動聯盟（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前身）卻裂解開來。
多年來，他們一直懷抱社運參政的理想，試圖透過參選挑戰既有的代議民主制度，顧玉玲解釋：「我們有一個民主的想像，美式選舉都是藉著投票，把權力讓渡給崇拜的政治人物，我覺得這很反民主。」他們土法煉鋼，沒有大筆政治獻金，往往只拿到數百票，他們還是留下名單一個個把投票者找回來，試著組織行動。儘管理想崇高，實際上卻難如登天，幾次選舉後，組織內出現質疑的聲音，堅持選舉路線的召集人鄭村棋與部分成員從人民火大行動聯盟出走，另立政黨「人民民主陣線」。顧玉玲留在火盟，從此以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她說，同志分裂並不是大吵一架後從此不再聯絡，而像夫妻談分手，多年同志情誼，走著走著就變成恩怨情仇，互相傷害。理想是否幻滅？「就像談戀愛20幾年分手，帶來很大的痛苦，那是幻滅嗎？那是因為你幻想要天長地久，我沒有，組織撐了20幾年，我真的覺得非常不容易。」後悔嗎？她說不後悔，過了很久又勉強擠出：「我終於明白什麼是腦霧，那時與人互動說話都像太空人隔一層紗，坐公車時一直流淚。」
寫作復健 用藝術養活行動
她必須自己找路走，「沒有人可以靠了，那還要不要做運動？要啊！那就做吧。沒有人檢查妳了，那就亂做啊。」她還是一臉純真，說起自己曾一頭熱邀請年輕人來家裡讀政治經濟學，讀本還是當年林華洲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概要》，「他們彼此不認識。（讀書會後）中午吃什麼？就買吐司…」她爆笑到停不下來，眼前的中年女子還是30年前那個被馬克思啟發的少女。
只是，她再也沒見過林華洲，她悠悠說：「我的啟蒙老師上上個月才剛過世，因為Covid，他去醫院治療癌症，院內感染，就過世了。」
霧散了，前面沒有路，但她發現自己也並非孤身一人在荒野裡。2016年，她看著花蓮的潛水夫症職災工人身體愈來愈糟，吃各式各樣的藥，身上出現各式各樣的副作用。那是只有她了解全部始末的工殤者人生，她決定扛著傷痛繼續走。那年，她投了4個文學獎，全中。「因為我們要開始打仗了，我把學校的兼課停了，還是要賺錢過日子。梁實秋文學獎首獎15萬元，星雲文學獎首獎20萬元，我是用藝術來養我的運動。」
運動者身受職業傷害，寫作於她是復健，「寫作確實救了我。創作也是民主的，民主可貴的是可以保留各自的獨特性，沒有統一標準。」她的新書《餘地》寫移工、清潔工、百貨公司櫃姐、思想政治犯、學運世代政客…，原來生命中每個人的痕跡都鑿刻在她身上，她用文字，為那些被歷史掃落邊緣的人留一片餘地。
堅定方向 繼續做能做的事
她目前擔任台北藝術大學跨域創作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文學所教授王盈勛觀察，顧玉玲與職員、工讀生、清潔人員、學生都能很自然打成一片，甚至會帶過年沒地方去的學生回家吃年夜飯。學生許睿恬說：「她上課堅持不用麥克風，握有麥克風是一種權力，她不喜歡自己講，會把麥克風交給聽眾，她很喜歡大家一起討論問題、閒聊的形式。」今年，顧玉玲開了一門「左翼專題」，讀的仍是林華洲編寫《政治經濟學概要》節譯版，也帶學生認識潛水夫症工人、移工等小人物，沿途找學生、戰友一起走。這表示重新站起來了？她爽朗大笑：「沒有站起來啦！從來都是跌跌撞撞地攀爬，匍匐前進。」
我們造訪她嘉義老家，顧玉玲的三姊顧玉燕是會通靈的仙姑，她用一句話總結這位妹妹：「天公疼憨人。」三姊爆料她有次受移工請託，帶著新台幣十幾萬元現金，貼身藏在腰包內，翻山越嶺穿過國境，卻粗心忘在人來人往的青年旅社廁所內，過了一夜竟奇蹟找回，且一毛不少。「她所有心力放在勞工身上，自己其實是個生活白痴。」總是丟掉電腦、忘記行李、遺失重要證件…，「但她造了很多福，所以每次都能化險為夷。」
那日開完庭，顧玉玲走在斜陽中，髮絲逆著光閃閃發亮，她微笑說：「我還繼續做的是只有我能做的，只有我會去做的。這麼多年後，我有機會回頭跟他們一起走完這條路，我很高興。」
她在自己的第一本書《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中，曾引用一段馬奎斯的《百年孤寂》，那段話是這麼寫的：「他們無法回頭走，因為他們一路上走的是自己開的路，並且在走過之後，似乎在原地馬上又長出新的植物來，把路封住，『沒有關係，』老邦迪亞說，『重要的是不要失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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