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連月被譽為「撤僑英雄」、社群平台湧入大量關懷與讚聲，37歲的外貿協會基輔台貿中心主任徐裕軒仍習慣維持低調。臉書上，他隻字未提撤僑艱辛，最後一篇公開長文，停在去年6月，他協助校對、編輯史上首本擁有烏語譯本的台灣小說《單車失竊記》在烏國出版，他受邀出席基輔國際書展，向烏克蘭讀者介紹這部長篇小說，與台灣的曲折歷史。
【一鏡到底】別再問我烏克蘭妹 徐裕軒
會員專區人物
徐裕軒想回烏克蘭的家。他2010年至烏克蘭當交換學生1年，2018年起任基輔台貿中心主任4年，人生有將近1/7時間在烏國度過。他今年在烏俄戰爭烽火下協助撤僑，夏天回台，轉眼又啟程赴歐，準備入境烏克蘭。
他曾在超過20個烏克蘭家庭沙發衝浪，結識不同世代的烏克蘭友人。此刻他接受我們專訪，談他所認識的烏國人民群像—被時代拋棄的老街頭音樂家、不甘國家腐敗的年輕作家、一度刻意與他保持距離卻在台灣成為好友的漢學家—烏克蘭的面貌豐富多元，絕不只是正妹、戰爭、車諾比。
徐裕軒小檔案
- 出生 1985年
- 現職：外貿協會基輔台貿中心主任
- 學歷：政大斯拉夫語系學士、外交研究所碩士；輔大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烏克蘭國立基輔大學語文學院研究
- 經歷：資策會國際處ADOC計畫專案經理、貿協市場研究處助理研究員、市場拓展處歐洲組、亞西非洲組專員
- 榮譽：貿協榮譽獎章、外交部睦誼外交獎章
駐外足跡裡遇見父親
2月24日，俄羅斯進犯烏克蘭，在基輔任職4年的徐裕軒一夕變難民，為躲空襲，單日得進地下室5至6次。他規劃執行四波撤僑、進出邊境，其中一趟由他自駕，載3名國人穿過喀爾巴阡山，行過酷寒、槍砲、轟炸，順利將烏國僑民及其家屬共七十餘人，安頓至波蘭、斯洛伐克。
戰火未歇，徐裕軒今夏返台，8月初，外交部長吳釗燮頒贈他睦誼外交獎章，表彰他堅守崗位、協助政府執行撤僑任務。時隔多月，比起關注烏克蘭，他不大願意再談撤僑細節。他印象最深的，是一通道別電話，有國人受困赫爾松，俄軍圍城之下，幾乎放棄逃難。「（撤僑時）我在車上睡了2天，有天跟難民一起在加油站排隊上廁所，僑民打電話來說：『徐主任，謝謝你的努力，但就這樣了，我出不去了。』那一刻很難過，真的快哭了…」他頓了一下，「我叫他不要放棄。我還是會努力想辦法。」這名僑民後來逃出赫爾松，搭上撤僑巴士。
徐裕軒二次受訪，皆著素色短衫、黑西褲，他表情不多，言談觸及人生起落，喜怒好惡不形於色。他淡然卻不漠然，但凡涉國內外政治敏感段落，常見他斟酌用詞，彷彿外交系統裡的老文官。他肩上一只樸素黑包，包上一枚藍黃別針，印著烏語字樣：「烏克蘭人不只為了他們的自由，也為我們的自由奮鬥」。他聊烏克蘭歷史、書籍、音樂、電影、文學，應可講上1千零1夜；相較之下，對於外界聚焦在他身上，顯得不大自在。徐裕軒對家人很保護，幾次追問相關細節，他多報以不失禮貌的微笑，最後可能被追問得有點煩，還是笑笑：「我講不出什麼灑狗血的句子啦。」
但他願意與我們聊聊父親。
父後十多年，徐裕軒整理父親遺物，從老護照上一枚枚出入境章戳裡，意外找到與父親數度重疊的足跡：烏克蘭、俄羅斯、拉脫維亞、烏茲別克、立陶宛。「我跟他都是32歲外派、32歲當主管。我在貿協負責東歐市場，跑過的國家，爸爸當年都跑過。」他是資料控，將父親出差紀錄製表，近日又搜到舊聞，「上面寫：貿協市場研究處徐國忠組長，我才驚覺，我跟我爸待過同單位。」
幾乎每個台灣家族，都有過與吳明益小說《單車失竊記》相似的曲折背景。徐裕軒出生於新竹，父母都是新竹客家人，祖父的哥哥年僅13歲就被日軍強徵到南洋，一去不返。1980年，徐國忠進入貿協，彼時台灣貿易順差連年攀升，迅速累積大量外匯存底。徐裕軒3歲起隨父親外派，在德國念完幼稚園，又隨父回台，此後徐國忠一路外派德國、俄羅斯、美國，貿協駐外人員一任數年，徐裕軒母親有時隨丈夫外派，年幼的徐裕軒大多時間留在台灣，住新竹伯父家。
1995至97年，徐國忠奉派俄羅斯，任莫斯科台灣貿易中心主任。彼時第3次台海危機爆發，徐裕軒至今記得，兒時打過一款電動：RPG單機版的飛彈危機遊戲。徐國忠每年自俄羅斯返台，帶回送長輩與孩子的禮物：伏特加與俄羅斯娃娃。「有一款俄羅斯娃娃比較特別，是蘇聯歷任領導人，」無需刻意背誦，帝國符號就這樣印在小學生腦中，赫魯雪夫肚子裡裝了個史達林，史達林肚裡又有個列寧，「我是個『知道葉爾欽是誰』的小學生。」
愛浪流連的憂鬱文青
「我爸過世得早，我沒機會跟他聊他工作的事、貿協的事。」不過，他幼時寒暑假曾造訪莫斯科台貿中心，父親辦公室旁有座公園，冬日裡，莫斯科小孩常坐著雪板滑雪，父親曾抱著他，從坡上溜下來。他傳來媽媽翻拍的舊照，莫斯科雪地裡，小童興奮地手捏雪球，緊緊挨著父親。
初到俄羅斯的小孩不懂歐洲木造房屋結構，他曾站浴缸外沖澡，不知浴室地板沒有排水系統，漏水到樓下，讓父親賠了許多錢，父親也沒怪他。當年俄羅斯治安不佳，亞洲臉孔彷彿原罪，他曾見俄羅斯警察對父親當街索賄。「警察直接跟爸爸要錢，爸爸和他去旁邊談一下，就回來了。」小童至今不知他們談了什麼，但感覺父親手腕圓滑，不與人爭執。多年後他進貿協工作，才從資深同事們口中約略認識徐國忠，「我爸人緣不錯，大家都滿喜歡他的。」
彼時蘇聯已瓦解，共產鐵幕仍深植人心。他在莫斯科度寒暑假，從小學生視角望出去，他奇異地見人們拿著大把鈔票換一罐牛奶、幾萬盧布買一瓶可樂。10歲小童親歷惡性通膨下的瘋狂年代，一名莫斯科市政府公務員，週末要到他家協助煮飯打掃，原來當地公務員薪水太低，不得不幫傭貼補家用。「還是小朋友的我，就對崩潰的、蘇聯解體後的俄國經濟，有一些感覺。」大世界混亂失序，小童眼中都是好奇，「我去紅場看看，吃當地食物，我只是一個小朋友，看什麼都覺得很新鮮，」他兒時赧於交友，「小朋友看東歐人，覺得滿可怕。」
10歲的他還不知道，東歐這塊多災多難的血色大地，將與他的生命緊密接壤。
2次採訪，我以為徐裕軒情感內斂、凡事謹慎不張揚。側訪他貿協離職同事，對方觀察：「他超文青好嘛，聽伍佰都會聽到哭…」同事眼裡，徐裕軒其實內在情感豐沛。
文青沒否認自己是文青。他少時愛玩，國中念自學班，分發上建中，成績吊車尾，「老師罵：你們這些自學班的，程度那麼差。我滿受傷，曾經是憂鬱文青。」「老師、同學瞧不起我，大家不跟我當朋友。我每天躲在社辦彈吉他，或去對面植物園看鴨子。」
父母倒不管他成績。他大學重考1年，恰好分發到政大俄文系（現為斯拉夫語系），父親送他前台灣駐俄羅斯副代表段培龍的著作《悲劇帝國：說不盡的俄羅斯故事》。「我大學不念書，玩爵士樂團，浪流連，是個到處玩的屁孩，念俄文系，也不太會講俄文。」
徐國忠後來離開任職20年的貿協，與朋友組貿易公司，前往奈及利亞闖蕩。「奈及利亞當時有很多機會、市場很大，他們出口台灣二手摩托車、汽車，生意很好。」闖了1、2年，徐國忠忽因背痛返台，經診斷，是肺腺癌末期，從開始治療到離世，不到半年。
那年，徐裕軒20歲。「我去醫院照顧我爸，幫他買東西，和他有一些相處。」父親有交代你什麼嗎？「好像…也沒有。」他想了幾秒，淡淡說：「對我來說，那是滿大的轉捩點。我不能再當以前那個晃來晃去的屁孩，什麼都無所謂、什麼都不管。我開始覺得，要對自己負責、對家庭負責。」
基輔街頭識忘年之交
大學畢業後，徐裕軒考上政大外交所，後續考取教育部獨立國協獎學金，屁孩好像漸漸聽見遠方的鼓聲，轉大人了。他逐漸成為學術咖，立志成為東歐專家。彼時「金磚四國」正紅，俄文系學生大多直奔俄羅斯，他自認叛逆，想著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填了沒人要去的基輔。烏克蘭官方當年對台灣不算友善，他直到登機前一刻才拿到簽證。
2010年，初到基輔的交換學生徐裕軒怯於與人攀談，他閒晃基輔街上，見一名白鬍白眉白髮的街頭音樂家，彈奏貌似迷你豎琴的樂器。基於好奇，他上前詢問，獲悉老人彈的是烏國傳統樂器：班杜拉琴。此後他每週去找老人，送對方台灣茶葉，「我和老爺爺變成好朋友，他是我在烏克蘭第一個好朋友。」
老爺爺名叫史提潘（Stepan Shcherbak）。當徐裕軒決定學習班杜拉，史提潘熱心剪下報紙小廣告，為他找家教。他依約上課，才發現那是兒童音樂學校，唯一的同學是七歲烏國女孩。他學彈班杜拉、兒歌民謠，此後他常對烏國友人吟唱，友人往往笑翻，「這有點像在台灣，有個外國人忽然對你唱〈安平追想曲〉或〈丟丟銅〉。」其中一首廣為流傳的〈哥薩克勇士奮起〉是這樣唱的：「勇敢的哥薩克人，起來戰鬥，在山峰與草原上奮起，向前進…」
他很快愛上這國家。「烏克蘭人雖然普遍物質生活不好，但他們很快樂，人很純樸、很可愛。相較之下，我當時覺得台灣的生活有點太物質、太浮了。」
徐裕軒喜歡聽史提潘說故事，「老人家有很輝煌的歷史，他在蘇聯時期，任職國家所屬的大樂團，1960、70年代，他去阿根廷、美國、古巴、越南表演，他告訴我好多故事。」「一直到戰爭發生前，他都在路上彈奏，我還是不時會去找他聊天。戰爭發生後，他沒了工作，只能靠社會福利、老人年金生活。」
徐裕軒手邊留有一段文字，那是多年前與史提潘互動的筆記：
「我還記得蔣介石和戰爭的事，那現在的台灣是怎樣的？」有一次史提潘無意地問起。
「這幾10年台灣經濟發展得很不錯，電腦和高科技都很發達，生活水準也高，大概就和日本、韓國差不多吧！」我似乎迫不及待地想凸顯台灣已是個先進國家。
「是嗎！？那就好，那就好…」史提潘的回答卻顯得有些落寞。
「那你現在還會懷念蘇聯時候的生活嗎？」我忍不住反問他。
「蘇聯啊…」史提潘沉思了一會兒。「你知道，他們很壞的！蘇聯時代可不允許我們隨意唱自己的歌！雖然我們也有班杜拉樂團，但你知道，表演的歌都是被挑選過的，可不像現在那麼自由！」
「蘇聯時代雖然不好，但現在啊，可更是糟透了！」史提潘拍了一下額頭說道。
「怎麼說？」我回問。
「以前大家至少都一起生活、一起受苦。可是現在啊，一堆人莫名其妙成了有錢人，就移民到國外去了，但受苦的人卻還是一樣受苦。這個時代呦！沒有人再在乎我們囉！」
「沒有人再在乎我們了…」我覆誦著、把這句話抄進筆記本裡。
沙發衝浪遊遍烏克蘭
2010至2011年，每週五晚上，25歲的徐裕軒會依計畫跳上臥鋪火車，十多個小時後，他會到達一座全然陌生的城市。當年他尚不十分通曉俄、烏語，買了導覽手冊，每回旅行撕下十頁，「我可能到烏克蘭東邊，可能去克里米亞，去不認識的烏克蘭人家裡，睡他家沙發，週一回基輔。」
1年間，窮學生徐裕軒衝了二十多座城市。世事詭譎，克里米亞於2014年遭俄羅斯併吞，烏東如今多座城市遭戰火圍城。徐裕軒有時會憶起俄軍出兵占領克里米亞，「那時，我的俄羅斯朋友舉國歡騰，非常興奮。他們喊著：克里米亞是我們的。」
南國的孩子到了北國之境，幾場沙發衝浪，讓他近看、也看盡烏克蘭人認同的分裂。有一回，他來到烏克蘭西部伊萬諾弗蘭基耶夫州（Ivano Frankivsk ），該州曾由波蘭統治，波蘭城堡林立，他一度以為置身歐洲。他發現，人們烏克蘭意識很強，有人甚至極度仇俄。他借宿一對年輕夫婦家，對方細數對國家貪汙腐敗的失望。7年後，徐裕軒派駐烏克蘭，當年的男主人Artem Chapeye成了烏克蘭知名作家，徐裕軒翻開背包，「我帶了他的書。」
「書名刻意叫The Ukraine。」乍看書名，一般人可能看不出端倪，徐裕軒解釋帝國視角下的幽微語境，「書名是反諷。我們會講Taiwan，會講Ukraine，The United States，但是不會講The Ukraine。這說法來自俄羅斯帝國時代，認為烏克蘭是邊陲小地方，稱他們『這個小烏克蘭』。」「作者寫，雖然和其他歐洲人相比，烏克蘭很窮，但透過自己的方式過得快樂。不過，青年世代對烏克蘭又愛又恨。」
徐裕軒初抵烏克蘭時，烏克蘭與中國簽下〈關於全面提升中烏友好合作關係水平的聯合聲明〉，立場愈趨親中，至烏俄戰爭爆發，與台灣來往不多。他在烏克蘭交換滿一年後回台，曾擔任資策會專案經理，2014年進入貿協，任約聘助理研究員。
「對我來講，這是非常非常夢幻的工作。整個中東歐，包括前蘇聯和俄語有關國家，共29國，我的工作就是去做市場調查，看看台灣業者跟他們有哪些做生意的機會。」2015年，他走訪中亞4國，研究產業、拜訪廠商；隔年他深入巴爾幹半島5國，觀察區域發展與當地產業。
徐裕軒提及「回烏克蘭」的次數，多於「去烏克蘭」。他2018年派駐烏克蘭，「我來貿協工作，不是因為我爸在這邊工作過。而是因為：我想回烏克蘭。」貿協基輔台貿中心是台灣駐烏克蘭唯一單位，對他而言，派駐烏克蘭彷彿回到故土，不能更夢幻。
「現在，我都滿想回去烏克蘭。我很想念我基輔的家。」他家座落於一處猶太社區，辦公室則位於一陡坡上的商業園區，他有公務車，卻堅持天天爬丘陵、走路單程40分鐘上下班，原因是想鍛鍊，「即使冬天零下20度，我也用走的，冬天結冰，大家會一邊往上走，一邊往下溜。」他笑出來，形容基輔人如何團結，「手拉手，我們扶著身邊的女生或老人，大家拉著一起往上走。」
向國際述說台灣故事
只是，許多烏國人聽到台灣，第一反應仍是嚷著「蔣介石」，其次是聯想到「另一個中國（another China）」與「自由中國（free China）」，接下來，就沒了。他不死心，嘗試和烏國人說台灣故事，不悔也不倦。「我跟他們說，台灣其實有更多故事，包括南島文化。像菲律賓、夏威夷、紐西蘭這些南島民族的起源，是台灣。」
徐裕軒去年受邀前往基輔國際書展，對談主題之一是台灣文學作品，主持人是在中國讀書超過10年的烏克蘭漢學家Mariana Savchenko。「我講南島民族，講對台灣的介紹，我說台灣就像烏克蘭，長久以來就在不同帝國夾縫陰影間生存。」座談結束，他感覺主持人Mariana刻意與他保持距離，「她覺得：哇，你怎麼會講這種話？你聽起來好台獨喔，為什麼把台灣講得完全不是中國？」
徐裕軒沒放棄這位國際友人。烏俄今年2月開戰，Mariana五月拿到中研院語言所獎學金，抵達台灣。徐裕軒與Mariana成為朋友，回台期間還帶她去各地走走，「我跟她介紹台灣歷史，她的態度有很大轉變。」Mariana告訴徐裕軒，過去在中國念書，她所理解的台灣，一直都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裡的一支」。現在，她跟中國朋友聊天，會主動替台灣辯護。
我們訪談正在台灣實習的Mariana，她也曾以為徐裕軒生性嚴肅，直到成為摯友，徐裕軒熱心介紹台灣文化，還提醒她，某些在北京學的普通話，放在台灣語境並不適用。她更驚喜的，不只是徐裕軒的流利烏語，「他有音樂背景，會唱烏克蘭的歌，還會給我唱台灣原住民的歌。」
「徐裕軒為什麼特殊？他在烏克蘭promote（推銷）台灣、在台灣promote烏克蘭。」長年推廣波蘭文學的作家林蔚昀說，許多台灣人聽聞東歐，習慣直接聯想對方曾是共產國家、應該要反共，「事情哪有那麼簡單？你（台灣）要人家認同你，要把自己的故事先說好。徐裕軒文化素養高，很懂得如何讓二個文化對話。」
截稿前，烏克蘭國會成立友台小組，烏克蘭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列日科（Oleksandr Merezhko）說：「在這場自由與獨裁世界的全球衝突中，台灣與烏克蘭站在同一邊。」8月15日，有烏克蘭民眾向總統澤倫斯基發起在台灣設立烏克蘭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請願，依據烏國法律，連署達2萬5千人，總統就需回應。
幾乎與此同時，徐裕軒離開台灣，飛抵歐洲。如今烏國官方親中立場不再，「現在情況和過去完全不同，我覺得有機會幫烏克蘭再多做一些事，我願意回去，幫忙建立台灣、烏克蘭的聯繫。」隨著烏克蘭部分地區恢復經濟活動，近日他開始協助部分烏克蘭企業與台灣恢復商貿往來，其中，又以電子、機械產業為大宗。
「我可不可以補充一點？」訪談結束前，他忍不住說：「我真心喜歡烏克蘭，很不希望大家對烏克蘭的印象，永遠都是跟戰爭連結在一起。」他聲音漸弱，「我覺得不該是這樣…」殘忍的國際現實是，就算沒打仗，烏克蘭仍一直被貼上其他標籤，「都是一些不太好的東西，車諾比啊，大饑荒啊，都是災難。」
推崇女力撕正妹標籤
「還有就是…台灣人就很愛問，烏克蘭妹。」我感覺他在壓抑憤怒，「很多廠商、朋友，講到烏克蘭，就會露出一個微笑，講什麼好好喔，那邊有烏克蘭正妹啊，有金絲貓啊。」不只一個台灣同齡人對他說：「烏克蘭女生真的很漂亮耶，你去那邊，應該是為了這個吧？」「能娶個烏克蘭老婆回來也不錯啊。」
眾所周知，做台商服務的公私部門、財團法人，除一般業務、急難救助，有時也會被暗示「安排一下」。我問徐裕軒，是否收過類似暗示？他說，大多打哈哈就帶過了。「這是我派駐烏克蘭必須要忍受的點。每次聽到有人這樣說，我白眼都翻到…」他把到嘴邊的話吞回去，想了幾秒，不再斟酌，乾脆直說：「很多男生去烏克蘭，就是想留在那邊混夜店、認識女生，目的就是要交烏克蘭女友，我個人很討厭這種膚淺的、一直講烏克蘭美女的刻板印象。」
「祖國這個字，英文講fatherland，但是蘇聯語境歷史裡，永遠是motherland，祖國和母親這二概念長期被連在一起，這反映人民潛意識也受影響：女性就必須堅強堅毅，顧內、顧外，好像一切都由女性承擔。」他的許多烏國女性朋友至今沒離開烏克蘭。其中，一位烏克蘭友人移居日本10年，平時不回國，一聽說打仗，立刻飛回家鄉，「她家人都在烏克蘭，烏克蘭的各大藥局都買不到藥了，她就到處募款，來回烏克蘭南邊、羅馬尼亞、匈牙利邊境，買藥、送藥給糖尿病與特殊疾病病人。她又設法去買護目鏡、望遠鏡、防彈衣、頭盔，幫忙運送軍事設備物資。」
「這些前蘇聯國家，在二戰時死了很多男性，導致人口結構女性多於男性，我很多朋友的媽媽、奶奶、外婆、曾曾祖母，一代又一代，都是女生扛起整個家。」徐裕軒觀察，在基輔與西部烏克蘭，因與歐洲接觸較多，萌生許多強調女性意識的女權團體，「在一個多數人相對保守的社會，也迸生出極端女權運動。」
徐裕軒離台前夕，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第四波台海危機爆發，烏克蘭友人給他發來大量訊息，問他是不是還在台灣？「他們會直接把台灣想成烏克蘭，每個人都跟我說，台灣要加油啊，要撐住。」
「我基輔的朋友，有人勸我別回去，俄軍每個月會炸掉一個郊區的基礎設施。雖然他們盡量正常生活、經濟活動恢復50％，每天還是有2、3次空襲警報，大家麻痺了，不會特別去躲。」從一個危險的國家，到另一個危險的國家，徐裕軒幾乎打定主意，近日要回烏克蘭看看。
「我跟家人保證，我不會貿然進烏克蘭。我會確定安全，才會入境、或回烏克蘭久待。」離開台灣前，有去看爸爸嗎？「我去跟祂上香，跟祂說謝謝，讓媽媽身體健康，讓大家都平安。」
本新聞文字、照片、影片專供鏡週刊會員閱覽，未經鏡週刊授權，任何媒體、社群網站、論壇等均不得引用、改寫、轉貼，以免訟累。
小心意大意義，小額贊助鏡週刊！
贊助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