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14日，總統府公布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明定「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一開始，監聽權還在檢察官手裡，後來轉移到法院審核，人權更有保障。
警界監聽史：那一段我們爬電桿竊聽、收買機房人員的日子
會員專區時事
警方「制度化」的監聽，其實非常晚，1999年實施「通信保障及監察法」才有法源依據，在此之前，警察辦案各顯神通，早期有人爬電線桿竊聽，更多的是收買電信局機房人員，厲害的刑事單位還「私設機房」；法制化後，一開始也必需仰賴調查局，後來警方有自己的監聽機房，制度趨於完備，辦案人員取得監聽票，照規矩投單、取帶，較過去無法無天的時代，進步多了。
上個世紀台灣執法單位的監聽簡直無法無天，原因之一是警方根本沒有自己的監聽設備，且當年辦案靠線報、「科學辦案」取得的自白，在沒有法源依據的狀況下，很少把監聽成果拿上法庭輸贏，也沒必要，更何況監聽過程根本拿不上檯面。
戒嚴時期，只有警總與調查局有監聽設備，那是用來監控黨外人士的，警察偵辦刑案，就靠自己了！那年頭還沒有行動電話，只有市內或長途電話，「土法煉鋼」也方便得很，刑警只要偽裝成工程人員，爬到電線桿，在電信局的電路箱裡用鱷魚夾「掛線」竊聽，這戶人家說了什麼話，聽得一清二楚。
但這樣搞太累，後來有機靈的刑警，刻意結交電信局機房人員，透過花錢收買、請喝花酒，直接從電信局機房監聽特定對象。老刑警說，只要搞定機房班長，拜託一下，就有人幫忙掛線竊聽，還可以錄音，帶回家慢慢聽。
最駭人聽聞的是，30多年前，台中市一分局刑事組居然「私設機房」，幾個老刑警，因為跟機房班長關係深厚，乾脆自己租一個房間，買了十幾支電話，直接與電信局機房連線，如果監聽對象撥打電話，或有人打進來，就會同步轉接到一分局的「機房」；這些離譜行徑，也不能怪辦案人員，在當年，用私下監聽而不抓來刑求，已經很文明了！
「監聽」這件事在戒嚴時期一直諱莫如深，國家機器欲語還休。1993年前行政院長郝柏村下令，全國的通訊監察業務都移交給調查局執行，這是政府第一次承認有監聽業務，從那時候起，警政署不願仰人鼻息，拚命爭取要有自己的監聽設備與預算，但調查局總是擋！想獨攬大權。
總算等到政府開放民營行動電話業務，警政署順勢爭取遠傳、台灣大哥大等民營電信的監聽機房，由刑事局負責籌設，於是，就變成中華電信的監聽業務，必需到各縣市調查站「投單」，而其他民營行動電話的監聽，則刑事局統籌。
所謂「監聽」，並非一般民眾所想像，你一撥打電話，就有人豎耳側聽。其實，都是電腦在聽的：當被鎖定的電話一撥號，或是有人從外面打電話到這個號碼時，電腦會啟動錄音設備，把通訊的內容全部都錄下來。
等到幾天之後，聲請監聽的辦案人員再到監聽室「採收成果」，把這些錄滿聲音的帶子拿回去逐一聆聽，並譯寫成文字，據以研判犯罪嫌疑人的動向。這就是整個監聽的流程。只有偵辦重大刑案，例如擄人勒贖，分秒必爭，命懸一線，才會上「現譯台」，亦即鎖定的電話一起動錄音，就有專人紀錄，呈報給專案小組。
事實上，監聽權回歸法院後，人民隱私相對受到許多保障，但有權力、就會有弊端，因貪瀆罪被判刑定讞的前檢察官徐維嶽，就是利用監聽股市大戶的特權炒作股票，先是大賺，後來也賠了，才越陷越深；南部某調查局單位，也曾傳出調查員利用監聽權打聽內線交易情報，趁機賺一筆。
不可否認，如今監聽、監視器這「兩監」，是警方辦案最大殺器！但40年來從無法源依據，辦案人員各憑本事發揮，到如今必需依法蒐證，說服法官核發監聽票，照規定投單，台灣人的隱私權，不斷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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