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2001年5月16日，地點是首爾中浪川君子橋，星期六清晨，一名早起的老人撿拾破爛，他穿梭社區巷弄之間尋找瓶瓶罐罐，瞥見巷子裡一個登山背包，他滿心歡喜，以為是可回收換錢的舊貨，打開後卻嚇得向後跌了踉蹌─背包裡是肢解的手臂、雙腳，還有一顆小女孩的頭顱。
一鏡到底／追逐怪物的人 權一容
會員專區人物
權一容（另譯權日勇）
是韓國首位犯罪側寫師，
他與柳永哲、鄭南奎、姜浩順等殺人犯交手，
也與上千餘名犯罪者對談。
為了窺探惡魔的內心，
他打開一扇又一扇的地獄之門，
取得惡魔的證詞，知悉怪物是如何誕生，
並與世人訴說何謂惡，何謂正義，何謂地獄，
免世人誤入歧途，墜入深淵。
警方接獲報案，確認死者是數日前通報失蹤的女童，隨即成立專案小組。時任科學搜查犯罪分析組的權一容（又譯權日勇）奉命參加會議。其時，警方掌握的線索僅有女童失蹤地點、時間，裝有屍塊的黑色塑膠袋。權一容從屍塊俐落的切面推斷，女童屍身應該是冷凍後再分屍，分屍需要時間，行凶者可能獨居，沒有家人同住或協助。從女童失蹤與報案時間推算，凶手不太可能是一般上班族。
權一容旋即提交一份犯罪側寫報告。推測凶嫌為獨居男性，年紀約35至40歲，可能曾在海鮮店或肉店工作，若非自營店鋪，便是在案發前失業，並可能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5月28日，警方依他的報告，從女童失蹤轄區的戶政事務所取得120名35到40歲獨居男性名單，發現其中四人有未成年性侵前科，其中一人住所距離受害者失蹤地點僅五分鐘。隔天，成功逮捕了凶嫌曹某。
權一容提交的這份犯罪側寫報告，是大韓民國第一份正式的犯罪側寫報告。
事實上，多數罪犯沒那麼聰明
2001年，大韓民國共有9萬6千多名警官，當年，權一容是唯一的犯罪側寫師。所謂犯罪側寫，是在科學證據基礎上，推演出犯罪者的性格、職業、心理狀況，藉此縮小警方搜索範圍。此後十餘年，他協助警方辦理上千案件，包括連續殺人犯柳永哲、鄭南奎、姜浩順等重大案件，這些案輾轉變成韓劇《信號》的內容，而他的故事也脫胎成韓劇《解讀惡之心的人們》。
在距離當年中浪川君子橋女童案發10公里外的江南區某飯店，權一容接受我們訪問。韓劇中扮演他的是帥氣「歐巴」（韓語：大葛格）金南佶，本人是年近六旬的「阿糾西」（韓語：大叔），在兩個經紀公司同事陪同下赴會，儼然是明星派頭。而他確實是，近年在綜藝天王劉在錫的節目中頻頻露臉，也在馬東石的電影《犯罪都市4》客串一角。
我們劈頭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從《信號》《解讀惡之心的人們》認識您，在台灣打開NETFLIX串流，除了《信號》，TOP10 滿滿的犯罪紀錄片、影集，犯罪變成了娛樂消費的產物，這樣的趨勢會有助罪犯手法升級嗎？」
「在韓國吧，這樣以犯罪為題材的節目也很很多喔，光是我已經參加三個節目，但是呢，我上這些節目，是透過這樣的節目來給社會傳達一個資訊─不要以為你做壞事不會被抓到喔，做錯事一定會被處罰的。更何況呢，警方怎麼可能會把他們的偵查手段都攤給你看？節目只呈現偵查技法的一部分。」年近六旬阿糾西突然笑了出來，「事實上，大多數罪犯並沒那麼聰明。」
毀滅一個人，更讓他們快樂
權一容的經歷拍成電視劇，自己也將半生職場生涯寫成書《追逐怪物的人》《研究怪物的人》《解讀殺人犯》，在其著作當中，刑案是一面鏡子，反映社會的樣貌。他以韓國為例，七、八○年代的凶殺案，不是情殺、仇殺，就是謀財害命，殺人犯動機清楚，順著被害者的人際關係去調查，很容易就能破案。然而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社會劇變，複雜的人際網路和無處宣洩的壓力，促成隨機殺人與連續殺人案件陸續出現，科學鑑識犯罪側寫有其必要，然而2017年他從第一線退休，在那之後又有何新觀察？
「過去犯罪多屬單一型態，例如性犯罪、詐欺或殺人各自獨立；但在數位時代，一宗案件往往同時包含多種罪行，N號房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加害者同時製作並散播性剝削影像，觸犯性犯罪，又藉此牟利，涉及經濟犯罪，更有受害者因此輕生，相當於間接奪走生命。」網路時代的數位犯罪，讓世人對個資的保護非常小心，但他語重心長地呼籲，犯罪者利用特定個人的資訊來攻擊某一個人，不單單會從身分字號、住址、電話號碼下手，我們在社群上PO自己喜歡的衣服款式、喜歡的餐廳、交友圈、生活圈，這些都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所以發文前真的要三思。
「是吧，台灣在當下也發生了類似的案件，我讀您的書，那一句『比起那些色情癖性快感，毀滅一個人更讓他們快樂』，背脊一直發涼。」他嘆了一口氣，訪談之中，權一容總共嘆了三口氣，這是第一次。
他1966年出生於慶尚南道南海，中學時隨父母搬到首爾。1989年考上警察，任職於首爾地方警察廳刑警機動隊，習慣穿著布鞋、運動鞋在街頭與黑道周旋，以蠻力調查犯罪者、以蠻力拘捕犯罪者。1993年，韓國引進指紋鑑識系統，他發現除了靠拳頭之外，還可以靠指紋逮住犯人，埋首研究各式各樣採集指紋的方法，他曾憑著一張便條紙上的指紋，逮捕強姦犯，破案績效驚人。千禧年前後，首爾地方警察廳將鑑識系改組為科學搜查系，他被延攬擔任犯罪側寫師。
想抓怪物，就得變成怪物
此後十餘年權一容的工作節奏是這樣：做三休一，每天早班要先把首爾地方警察廳轄下31個分局的工作日記全部看完，再趕赴命案現場，中間還要找時間與犯罪者訪談。
其時，他的辦公室三面牆以隔板圍起，上面貼滿了未破案凶案現場的照片：屍體橫躺的方向、血跡潑濺的角度，企圖從中尋找尚未參破的線索。
某一陣子他的電腦首頁設定兩個女學生棄屍照，理由是死者的手指被鞋帶綁住，他無法理解其中意圖；直到他和殺人犯鄭南奎訪談，說自己小時候曾被性侵，手指被球鞋鞋帶綁起來，那一刻權一容彷彿被擊中後腦，混身寒毛直豎，訪談尾聲，他拿出卷宗紀錄，追問鄭南奎，等於在訪談中揭發了另外一項罪行。
2003年到2004年，柳永哲殺害26人，鄭南奎殺害14人，與這樣惡貫滿盈的犯罪者訪談，無疑是走進一輩子只有一次機會開啟的地獄之門，想抓怪物，自己就得站在怪物的立場想事情，同理怪物，變成怪物。同時物化被害者，把他們當成一個被丟棄的行李箱、一隻破鞋，避免放入太多情緒。
這樣的工作態度不可能不出問題的：某一日，他打電話給任職醫院的弟弟，問有沒有空床，他沒有生病，只是不想跟外界接觸，只是累了，「我就那樣躺了三天，打了點滴，討厭人討厭到快瘋掉。我非常想念上帝，重新回到人類的地方生活，彷彿從洞窟爬出來，重新活下去。」
犯罪者的童年，都不是太快樂
權一容是天主教徒，年輕的志願是想當神父，「我覺得，為缺乏的人奉獻的神職人員很有魅力，拋棄自己的一切，為他人祈禱，那樣的模樣很好。電視劇不是有金南佶會去教堂發呆，那正是我會做的事。」
「但宗教的本質是寬恕，神職人員認為人是可以改過向善的，但我們從您的書知道，您接觸惡貫滿盈的殺人犯，全然沒有悔罪的心情，您甚至贊成死刑？」他在我們面前嘆了第二口氣：「這問題太嚴肅了，我喝口水，我們稍候再回答。」
他與犯罪者訪談習慣穿黑西裝，但穿POLO 衫、卡其褲受訪，笑容可掬，一團和氣。犯罪現場的警察鑑識的是腳印，但犯罪側寫師看的是腳印的方向，見他一雙白色帆布鞋洗刷得閃閃發亮，難道是某種潔癖？阿糾西羞赧地說：「昨天新買的。」
他說與犯罪者商談穿西裝，是發現嫌犯面對穿制服的警察跟西裝的專業人士，態度會有微妙的差異。身著西服，不容易讓犯人以為是來逼供。他與三千多名犯罪者面談，問他都怎麼開始？「要問出真相，不是逼問『你是不是犯了罪』，而是問『你為什麼要犯罪，我想聽聽你的說法』。前15分鐘時間，往往只聽不說，即便他說的是謊話，也不加以評價，企圖取得他們的信任。和這些犯罪者談話，發現他們的童年都不是太快樂，問他們最快樂的童年回憶是什麼？往往想不起來，但痛苦的回憶卻能講上幾十分鐘。」
工作是皮球，家人是玻璃珠
為了窺探惡魔的內心，他打開一扇又一扇的地獄之門，取得惡魔的證詞，知悉怪物是如何誕生，跟世人說什麼是惡，什麼不是惡，以免世人誤入歧途，墜入深淵。2017年，他未屆可領終生退休俸的法定年紀，就遞出職呈，他曾在劉在錫的節目坦言最後幾年身體出了問題，「先是臼齒掉了，身體狀況很差，恐慌症、抑鬱都上身，我想說我可能有一天走在路上就昏倒而死去，所以想辭去工作，要以自己的身分活在世上。」
問他如今找到自己身分了嗎？「怎麼說呢？那時覺得時代已經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犯罪型態推陳出新，我什麼都做了，可已經力不從心了，只好先退休，退居第二線，給後輩們意見。」
他補充說道，人們口口聲聲說自己都為了家人而在外奔波，辛苦工作，但往往也是因為工作疏忽家人。犯罪者也是犯同樣的錯誤，他們把人生的價值觀放在錯誤的地方，跟家人或者朋友的關係都搞砸了。他說自己工作習慣早出晚歸，有一回回家看見女兒在公園孤孤單單地在盪鞦韆，他問女兒怎麼一個人在這？女兒說同學都去補習了。晚歸的爸爸沒說什麼，默默地推著鞦韆。
他說自己一直忘不了那個畫面，如果工作和職場是皮球，朋友、家人就是玻璃珠，皮球墜地會彈起來，但玻璃珠摔在地上，碎了就碎了。講著講著，他發出了第三聲嘆息，「可我發現在外面工作這幾年，與家人間根本沒有共同回憶啊，退休在家就只是跟老婆大眼瞪小眼，跟小孩無話可說。」
他因為犯罪側寫的工作疏離家人，然而後來讓家庭關係升溫，還是犯罪側寫修煉的技巧，「如果小孩到家，問他們今天在學校過得如何？通常都會得到很短的句子，但如果你的問句是『數學課讓你感受到最痛苦是什麼？』你就會得到一個比較長的答案喔。當然，零用錢多給一點就好了。」他笑了出來：「今天女兒在場，我不好意思講太多。」
至此恍然大悟，我們以為陪同的工作人員原來是他女兒。趁同事幫權一容拍照時，我們與女兒攀談，知道女兒日前考取犯罪特寫師資格，正要受訓。童年過得如何是權一容與罪犯訪談攻防必問的問題，那個在公園寂寞盪鞦韆的女孩童年過得如何？也許克紹箕裘做著跟父親一樣的工作，其選擇已經給出了答案。
我曾在現場，因此贊成死刑
然而我們還是不放棄問那個讓他嘆息的問題，韓國仍保留死刑制度，並未廢除，但已超過25年未執行死刑，因此被稱為「實際上已廢除死刑的國家」，書中他表示贊成死刑，至今仍沒有改變嘛？
為避免被去脈絡、被節錄，故而把他的回答一句不漏寫在此處：「我是一個曾在現場的人，因此我贊成執行死刑。許多人之所以反對死刑，是因為他們不希望像過去那樣，出現冤枉的人被誤認為凶手而被處決的情況。然而，像柳永哲、姜浩順、鄭南奎這樣的人，若已經透過科學辦案證實並非被冤枉指認，而是真正的連環殺人犯，那麼我認為他們就應該依照其罪行受到相應的懲罰，執行死刑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關於教化這一部分，（我是持否定態度的）。我不相信那些（罪該處死的犯人）能夠自行覺悟、懺悔，從而改變成為不同的人。所以他們絕對需要他人的幫助。若有人伸出援手，他們是有可能改變的。正因如此，在現代社會中，應該由專家介入，研究犯罪者為何產生那樣的動機，並讓他們明白那些動機是錯誤的—這個改變他們思維的過程是必要的。
我認為，光是把犯罪者（關在監獄裡）並不能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改變對犯罪的提問方式。傳統的問題是『犯罪者是天生的，還是被環境造就的？』而我認為應該轉變為『為什麼在相同的情況下，有些人會犯罪，而有些人卻不會？』前一個問題根本沒有標準答案，根據我觀察了大約一千名犯罪者的結果，情況大致是一半一半。那麼從犯罪預防的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是去研究為什麼有人會犯罪？又為什麼有人不會？我們更需要找出其中的原因。因此，我去尋找其中的差異（原因），發現主要有兩點：第一，是否擁有明確的目標；第二，是否與社會隔離、孤立。根據這兩種情況，就能區分出哪些人會犯罪，哪些人不會。因此，社會應該對那些被孤立的人給予關懷與共感，幫助他們不再陷入孤立，同時協助他們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標，這才是預防犯罪的第一步。」
然而三十多年警界生涯，他始終相信，理解「惡」，才能看見「善」，「惡是不可否認的，但這世界上，善良的人仍然居多。」他引用一部他已經忘記電影名稱的台詞：「一場戰爭由無數戰役組成，雖然惡常暫時占上風，但最終，善會勝利。」
本新聞文字、照片、影片專供鏡週刊會員閱覽，未經鏡週刊授權，任何媒體、社群網站、論壇等均不得引用、改寫、轉貼，以免訟累。
小心意大意義，小額贊助鏡週刊！
贊助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