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達努巴克和友人到屏東拜訪葉永鋕的母親陳君汝,那是葉永鋕過世19年的忌日。葉永鋕當年種的萬年青還在客廳的同一個位置,但牆上的日曆像是回到未來,4月20日消失了,早一步撕到4月23日。「我們才知道她是這樣處理4月20日的,她說,她就不用想起來這件事情。」
對葉媽媽來說,4月20日是不去回想的日子。對達努巴克來說,4月20日是改變他的日子。
葉永鋕事件
2000年4月20日,屏東縣高樹國中三年級學生葉永鋕被發現倒臥在廁所血泊裡,緊急送醫急救,隔天凌晨不治。外界後來才知道,葉永鋕長期因性別氣質陰柔遭校園霸凌,曾被同學脫褲「驗明正身」,甚至不敢在下課時間如廁,只能在下課前提早去洗手間,避免遭受欺負。
3名校內主管因業務過失致死罪遭訴,纏訟6年後,處以3到5個月有期徒刑,三審定讞。但事件引發台灣社會關注,教育部由性平委員組成調查小組,調查報告書最後呼籲教育部應重視校園性別問題。研擬中的《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並納入性傾向、性別特質、性別認同等,改為《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年6月23日頒布施行。
1999年,達努巴克是高樹國中的實習老師,除了上輔導課,還要負責音樂課。他記得,葉永鋕的教室就在音樂教室附近,葉永鋕興奮來找他聊天,希望他成立合唱團。那是達努巴克第一次跟葉永鋕對話,「印象很深刻,因為永鋕對人的應對進退,有點社會化、過度早熟。我看到他,好像看到我自己,很快就想起自己的童年。」
2000年,屏東縣高樹國中學生葉永鋕被發現倒臥廁所血泊中,這張照片是他難得在校園中留下的照片。(翻攝《擁抱玫瑰少年》)達努巴克是排灣族人,從小在部落長大,幼稚園大班時,他意識到自己性別氣質陰柔,因為行為舉止像女生,引發一連串的嘲笑與欺負。「我無法承受那個壓力,會哭,不想跟男生一起玩,最後就更被排擠。」那怎麼辦?「那是日常生活,每天都會上演,沒有辦法避免。每天都在學著躲,要怎樣讓人家不會注意到我,才不會成為箭靶。」
達努巴克記得,國小一年級下學期結束時,他上台領模範生獎,一旁學長窸窸窣窣嘲諷說著「娘娘腔」,「我想假裝他們不是在講我,可是我拿到那個獎,回家後就大哭了。真的很難,很難覺得不是在說我。」最快的方法是偽裝,他開始學著「像男生」。至今,他仍有二種模式,社交狀態開啟時,短時間內很難看見他陰柔的一面。
初識葉永鋕時,達努巴克很快就連結到自己的童年。他成立合唱團,邀請葉永鋕加入,「我想保護他,有個地方能接納他,讓他有力量抵擋日常生活無所不在的排斥。」實習後,達努巴克入伍服兵役,再回到學校時,葉永鋕已不在了,只剩下眼前葉永鋕該出席卻無法出席的畢業典禮,一張空的椅子,有他已完成與未完成的作業。
3個月後,達努巴克送出計畫案,邀請當時正在追葉永鋕案的導演陳俊志到校播放《美麗少年》紀錄片。彼時民風仍保守,僅僅是播性別紀錄片,都是革命性創舉。他原本已做好計畫被推翻的準備,簽呈一路送,沒有任何卡關,好似每個人都在默默等待這一天。紀錄片播映後,學生熱烈提問,校長還撰文分享心得,校園開啟性別對話。
從那天起,達努巴克全心推動性平教育,「如果不是永鋕,我可能晚十年才投入吧。性平法的推動,有個很重要的轉換,是從兩性觀點進到性別平等。如果能更早實施,孩子愈早知道、理解多元性別,平等可能性就會更高。」
在達努巴克眼中,葉永鋕(左)的母親陳君汝(右)是個俠女,當年獲得國賠的金錢也拿去幫助沒錢下葬的人家。(翻攝《擁抱玫瑰少年》)時間忽忽過去,葉永鋕過世19年了。盛夏午後,達努巴克帶我們回到高樹國中,當年葉永鋕出事的廁所已經拆除,只剩一片綠地,上頭幾棵小樹正在長大。如果還能看到葉永鋕,會想說什麼?達努巴克沒有直接回答,說起另段故事,「我國中時第一次認識桃花心木,桃花心木種子掉下來時,會像螺旋槳轉轉轉,我很喜歡。那時住校,不能回家時很寂寞,就會撿桃花心木種子來玩。」
達努巴克從小喜歡桃花心木種子,葉永鋕知道這個故事,曾為老師撿拾一大包桃花心木種子。「我跟永鋕說過這段故事。當兵時,我回過學校,很多學生跟我講話,永鋕看到我來了,就撿了一包桃花心木種子給我…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如果他還在,應該三十幾歲了吧,我的同事有些都比他還小。我記得他一直都好吵,有一次他被我罰坐不能動,還拚命逗我笑。他是我的學生,但我從他身上學到更多。我很想說謝謝他,但這樣說好殘忍,畢竟他沒能活下去…」
故事2:那場驚心動魄的公聽會
洪菊吟從小是個乖乖牌,在第一線推動性平教育的經驗,將她推上運動之路,如今她也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洪菊吟,49歲,花蓮縣,花蓮縣明利國小教師、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
時間是2011年7月,地點在台南,現場是「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教學參考資料公聽會」。洪菊吟是《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教師參考手冊作者之一,她記得那天會場爆滿,連走道都坐滿人,有些孩子看到老人家沒地方坐,還讓出座位。原本溫暖的場合,在公聽會發言時,卻成為洪菊吟內心創傷的開始。
「他們開始大罵同性戀。有個新住民媽媽指著我罵,『妳是同性戀,妳一定是同性戀,你們(指編纂教材的教師)都是同性戀!』」憶及當時,洪菊吟語氣又快又急,「我很難過,非常難過。那個媽媽一定不知道,我們的教材也談到新住民的孩子。我更難過的是,在場很多孩子是同志,聽到這樣的話,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後來彰化場更可怕。「有台南場經驗後,我們做好準備,場地報名多少人就是多少,不再讓現場爆滿,其他人到隔壁教室看直播。」公聽會開始了,更像是恐怖電影場景,「我們在裡面,一直聽到外面撞門的聲音…對,他們想撞進來。我們連去上廁所都要很小心,怕被認出來。」
洪菊吟是《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編纂作者之一,也開啟她轟轟烈烈的性平推動之路。2場驚心動魄的公聽會,把她推上戰場。洪菊吟從小個性溫和,是家裡的好女兒,也是學校裡的好學生,原本想讀中文系當記者,是父親對她說:「妳是溫室裡的花朵,不像阿爸土芭樂可以在社會闖蕩。」洪菊吟是個乖乖牌,讀了師院當上小學老師,教書、結婚、生子,街頭於她非常遙遠。
直到邊教書邊讀諮商輔導研究所,她才發現自己是有刻板印象的老師。在一場性別工作坊裡,同志諮詢熱線成員鄭智偉要學員寫出想問同志學生的問題,她直覺寫下:「你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是同志?」鄭智偉反問:「那妳什麼時候發現妳是異性戀的?」2個問號翻轉洪菊吟的腦袋,「我受到很大的震撼。」
後來她的導師班發生圍毆事件,一群孩子在夜市圍毆性別氣質陰柔的孩子,洪菊吟決定在課堂實踐性別教育,她試著層層討論,從同性戀三個字開始,起初學生回應多是「性變態」等負向語言。那如果朋友是同性戀呢?學生反應是「不理他、遠離他」。那如果家人是同性戀呢?學生反應是「帶去看醫生」。
最後的問題是,「如果你發現自己是同性戀,該怎麼辦?」結果九成孩子說:「我會自殺。」答案讓洪菊吟也嚇壞了,「我非常震撼。只能開始跟孩子說,同性戀是天生的,不是能選擇的。但天哪!對一個老師來說,我們花很多力氣在拉拔孩子,注意功課、注意人品,如果他因為性取向而過不去,那我們的努力不都白費了?」
洪菊吟意識到性別教育刻不容緩,開始在社會課堂上融入教學。隔年,她問另班學生相同的問題,還是有九成的孩子選擇自殺,有個孩子說:「拿槍殺死全班。」她反問:「如果這個社會接受同性戀,你還會想殺死全班嗎?」孩子很快搖頭了:「不會。」她很快理解,「如果我們放棄那個痛苦的孩子,會失去更多。」
那時起,洪菊吟不管別的老師怎麼看待,她仍堅持推動性平教育。「我必須要讓孩子們知道,不管是你的性傾向、性別特質,每個人都要為自己驕傲,要肯定自己,沒有任何人有權利歧視與自己不同的人。」但她畢竟原本是個溫和的人,2次驚心動魄的公聽會後,內心創傷來了,有段時間聽到基督徒就莫名發火。
她知道自己需要療傷,安靜了很長一陣子,教書同時兼任輔導工作,有了更多觀察。有一次,社會課教到家族表,一個孩子對另個孩子說:「你跟阿姨住,不算一個家喔,因為這個表上有爸爸,你們家沒有。」洪菊吟與性平協會於是設計桌遊「扮家家遊」,讓孩子理解家庭組成並非只能是爸爸媽媽。後又設計「魔法學園」,讓孩子透過遊戲想辦法解決校園霸凌事件。
希望教學現場有更多工具能融入性平教育,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開發設計桌遊,洪菊吟帶著學生玩桌遊,一步步合作想辦法解決校園霸凌事件。拜訪花蓮明利國小的那天,洪菊吟正帶著學生玩「魔法學園」,幾個孩子嘻嘻哈哈擠在一起,「啊,在樓梯間被欺負了,怎麼辦?」「我來,我來救你!」性平法15週年了,我們問洪菊吟,改變發生了嗎?她笑了:「我樂觀以待,或許該說,好像沒有悲觀的權利。我也確實看到希望,我們只能盡己所能、負傷前進。」
故事3:教書教到被告的那一天
因為一門保險套課程,劉育豪成為被告,終獲不起訴處分,但也成為他繼續努力的動力。劉育豪,43歲,高雄市,高雄市港和國小教師、高雄市性別公民行動協會理事長
2017年7月25日,對劉育豪來說是教師生涯中印象深刻的日子。當時是暑假,他在各地展開「小豪老師說性平故事」,那天從高雄到台中,坐在學生家長的車上,他被告知小港分局偵查組找他。「我回電分局,對方開口就說,劉育豪你被告了,被告妨礙風化。」被告?他冒出一身冷汗,整場故事講得心神不寧。
事發起點是同年一月的一門課。那堂課之前3週,有天班上國小三年級的學生晃悠到身邊,問正在改作業的劉育豪說:「老師,保險套是什麼?」劉育豪反問發生什麼事,學生說有學長問他看過保險套嗎?說要拿一個給他。這不是30秒可以說完的事,劉育豪想了想,「你去寫在黑板,班級待辦事項那裡,老師找時間說明。」
公視播出劉育豪教授保險套課程後,遭特定團體截圖散布不實流言,甚至對劉育豪提出妨礙風化告訴。(翻攝自公視《有話好說》)劉育豪和學生習慣把班級待辦事項寫在黑板一側,「保險套」3個字就掛在黑板上,每天繼續上課趕進度,「保險套」3個字就這樣掛了3週。但劉育豪沒有忘記這件事,對他來說,學生提出問題了,老師不能迴避。期末考後,離休業式還有2天空檔,他決定把性平課程規劃在那個時候,便開始提早備課,包括跟衛生局朋友請益借教具。
劉育豪提前寫「家書」告知家長,若有家長反對,還有時間溝通說明。奇妙的事發生了,班上20個孩子,家書回覆全是同意,還有家長不只簽名,也正面鼓勵他進行課程。「哇,我超開心,想說我們班家長好進步!」劉育豪把心情寫在臉書上,引發瘋傳,公共電視還要求拍攝。劉育豪再次請教家長意見,包括孩子能否受訪,都需要家長同意。
沒想到的是,課堂順利完成,但影片卻遭反對性平教育的特定團體截圖,看圖說故事指劉育豪公然在課堂教男男戀等猥褻內容。同年7月,他被一狀告上法院。即便學校支持、高雄市教育局也力挺,抗議電話還是打爆學校,還有人威脅他的人身安全。「我真的很緊張,壓力很大,有一天跟朋友開車去玩,卻在山上大哭…。」
出庭那天,劉育豪非常緊張,不曾想過教書教到被告,「我擔心進去就是一翻兩瞪眼,遇到友善的檢察官就沒事,如果是不友善的、甚至是支持護家盟的檢察官,我該怎麼辦?」即使做好實話實說的準備,他無法預期踩進法庭後的發展會是如何。好在,2018年夏天,他收到不起訴處分書,終於讓他放下心中大石。
劉育豪出生在勞工家庭,父母親都是做工的人,小時候下了課,他就到工廠幫忙,「就是到處收破銅爛鐵、廢紙,集起來賣給中盤商,現在來講,就是資源回收廠。」兒時的劉育豪對家庭工作感到自卑,每當同學約著要去對方家玩,他肯定想辦法閃躲。直到研究所受社會學訓練,他才理解階級差異,對不公義的事情開始有感。
在國小教書後,第一個帶的班級是高年級,他聽見學生用「搞gay」、「你玻璃喔」罵人,雖是戲謔口吻,劉育豪察覺不對勁,想嘗試改變這個現象,開始在課程中融入多元性別教材,「結果過2天,用搞gay罵人的小朋友,變成說人家雙性戀。」也算是進步一點點了?「這個過程讓我理解,教育不是那麼快的東西,不可能一兩堂課就改變觀念。教育是很長久的東西。」
劉育豪教的是國語課,備課時,他會思考從哪些部分融入性別討論,「好比講到魯班造傘,補充課文提到魯班的妻子提出點子,魯班才改良出雨傘。我問學生,課文都寫魯班的妻子,那她叫什麼名字?當然我也查了,但只查到她是雲氏,連名字都沒有。」一堂國語課,學生便能理解歷史上女性被漠視的問題。這也是劉育豪特別有成就感的時刻,他比手畫腳起來,「從這個角度,我們也會思考居禮夫人的名字,還有『歷史』為什麼是History而不是Herstory?」
劉育豪寫過繪本《阿肯的歡樂之家》,將多元成家作為繪本主題。他也經常以說繪本故事的方式,讓孩子更容易理解性平議題。一堂保險套課程,讓劉育豪變成性平教育名人,但這之前,他已教書近20年。去年11月九合一選舉綁公投前,劉育豪在臉書貼文:「性教育就像其他科目的教育,誠實而認真地對待它,其實並不可怕。看到公投辯論會上的捕風捉影,我決定站出來,說出我自己與學生親身參與的教學歷程。有了這些說明,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在這堂保險套課程中,我做的其實只是一件自然而健康的事,其實不需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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