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台灣之後，我就沒有繼續看醫生。」21歲的流亡港人家希（化名）說，「我不想看。醫生只是拿藥給你吃而已。」
【時代現場】流亡港人的療癒之道 政治暴力與抗爭後遺（下）
會員專區新聞深探
政治暴力的創傷療癒向來艱難，2019年以來，中、港政府對香港抗議市民的鎮壓仍在繼續。流亡在台的香港青年怎麼化解創傷，或者「與傷共處」？
這張接住流亡港人的社會安全網，除了醫療服務外，還得靠在台港人的社群互助來共同撐起。大家面臨的挑戰又有哪些？
受國家暴力 釀情緒困擾
家希因2年前的香港修例抗議運動造成精神創傷，有自殘、酗酒等行為，在香港被精神科醫師診斷為抑鬱症與焦慮症。服用血清素使她昏昏沉沉，卻不能療癒在反抗政治暴力的過程中留下的創傷。在台灣的流亡香港人群體中，這種情況絕非孤例。
台灣醫療體系應對這群隱身在主流社會中的流亡港人，可以提供的解方也是精神科與心理諮商。但多數流亡港人，包括家希，卻不信任心理諮商。「心理諮商感覺都很正能量。他們可能會不小心講一些傷害到我的話，我比較怕聽到那些。」她只希望：「有人可以讓我靜下來…怎麼控制自己不再去想。我只是想好好睡覺。」
「一個人看起來很憂鬱。但他的憂鬱是因為得了憂鬱症，還是創傷症狀的展現？」心理師陳蔓棠（化名）說，「這就是『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的視野。」
「創傷知情」指的是，諮商師、個案本身以及社會大眾可以認知到人的某些行為、表現或極端情緒等，不僅是因為某種精神疾病導致的症狀，也是因為過去經歷的創傷。
陳蔓棠用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量表來說明她的觀點：大部分她接觸的流亡港人都有相關症狀，包括睡眠困擾、噩夢、憂鬱、憤怒、愧疚感、人際關係難以建立、沒有安全感等。但陳蔓棠也漸漸發現，這不只是移民生活適應的問題，「更是被國家暴力影響的症狀。」而對沒有專業經驗的人來說，國家暴力影響的PTSD會造成什麼樣的情緒困擾，並不是很容易判斷出來。
這就是家希所說，台灣的心理師似乎很難接住流亡港人的創傷，因為不是很能理解他們的狀況。
培訓諮商者 連結抗爭史
在台灣，過去只有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曾主動接觸體制暴力受害者，發掘他們的創傷，並且培訓專業諮商者。但有些訓練的專家在龐大的心理諮商市場裡，仍然非常少數。
「大部分的台灣助人工作者連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心理狀態都不是很能理解，更何況是香港的國家暴力？」陳蔓棠說。
協助救援流亡港人的台灣志工偉光（化名）坦言，「一個個案願意去見心理師，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這代表他某程度上願意承認自己有需要，也基於對我的信任。可是如果那個諮商師講的話讓他覺得那麼不被理解的話，他就再也不相信心理諮商這回事了。」他說，自己需要很努力才能幫有需要的流亡港人找到適合的心理師，「不然也可能對個案造成傷害。」
台灣在近代歷史裡，也有白色恐怖的歷史後遺尚待面對。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曾在法國接受精神分析訓練，對家內性侵、慰安婦的戰爭暴力創傷、太陽花運動政治暴力創傷與白色恐怖政治暴力創傷都有研究與輔導的經驗。
彭仁郁受邀到促轉會第四組開課，培訓近千名社工、心理師、精神科醫生、律師等助人工作者，希望建立「政治暴力創傷知情」的概念，協助他們走入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心裡，共同完成療癒。
彭仁郁以年代最接近的太陽花運動為例，在占領行政院事件中，有一百多個抗爭參與者有比較嚴重的創傷反應。她的團隊找到其中1、20個，組成談話團體，發現「創傷的來源並不一定是拳頭打下去」。
「更大的傷是他們覺得不再認識自己在什麼樣的國度裡。」彭仁郁說，「那個最大的傷在於，他們是為了民主自由來抗爭，結果被看成匪徒。他們有對國家的想象，對民主的期待…但是在抗爭現場他們發現，國家不是那樣對待他們的。」
接觸到這些台灣抗爭者之後，她更加確認了創傷的療癒必須與整個民主抗爭史連結起來。但她也強調，「香港有特殊的社會歷史政治條件。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傷都標準化，理解一個人的傷，必須要從整個政治脈絡、社會脈絡去銜接，經驗本身的差異性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暴力創傷是一個整體的崩潰，大部分的主體是沒有辦法理解自己到底經歷了什麼。」而幫助流亡者自己和諮商師共同理解這些創傷，所需要的是訴說和傾聽。「一個人有開放的空間讓他去講，讓他去反芻，把這些還沒有成為語言，還沒有象徵化，自己都不太知道的東西轉化成可以理解的語言。」
這樣的一個開放、安全的傾聽空間之所以難以找到，不僅是因為種種現實問題，最根本的還是因為接觸流亡港人最多的一線工作者並沒有創傷知情的訓練。
在幫流亡港人找資源的過程中，偉光發現並不是完全沒有心理支援的資源。但是，「如果你只是一個移民署收件的窗口，你問對方要不要看諮商，一般來說他都不會想見。」他協助的流亡港人確實曾在公部門的表格中看到「需不需要心理諮商」的選項，「但你這樣的處理方式，他們是不會勾的」。
再比如心理師，彭仁郁發現台灣對心理師的訓練會要求他們「維持中立」，「當他處理到政治議題，就略過就好，只要處理心理問題」。但流亡港人的情況是，「政治暴力就是造成他創傷的根源，不可能不去觸碰。」
找媒介寄託 與世界連結
25歲的子豪（化名）喜歡聽Hip-Hop音樂，最近很喜歡的一位歌手是美國的DJ Shadow。他愛上這種音樂的時候，剛剛在香港抗爭現場被捕不久。那時他獲得保釋可以回家，但還不知道自己幾個月後會被控暴動罪，刑期上看10年。
來台灣後，他繼續聽Hip-Hop，常自己一個人在房間聽一整天的歌。「Hip-Hop幫了我很多。」他說。面對動蕩的心和命運，他起碼還有Hip-Hop。
聽著歌，他會不停想起以前的事。「想想自己做錯了什麼。」他好像活在過去，「如果(抗議)當時我走得快一點，或者如果我當時早點走，會不會就不會這樣（被捕）呢？」他說很長一陣子，自己都處在「唔知點」（註：不知如何是好）的狀態。
他感受到自己的憂鬱，而這憂鬱是因為失去。「有人會喜歡跟你講，要感恩，珍惜現在有的東西。」但他說，「那些都是bullshit（鬼扯蛋）。因為有depression（憂鬱感）的人是一路執著於自己失去的東西。」因為抗爭，他失去了自己的未來、人生、家庭和香港。
「為什麼香港人會有集體創傷？因為我們這幾年失去了太多東西。」他說。
也曾有一些重要的東西陪他對抗憂鬱，例如Hip-Hop，還有做運動、打球，還有曾經會講無聊笑話給他聽的前女友。「那些時候，你就覺得，嗯，其實我就是想要這麼簡單。」他說，「這些就是我的shelter（避難所）。」
唱片不便宜，可能貴過子豪的幾餐飯，但是作為避風港的價值，比幾餐飯的錢來得更加重要。與他相似，一些流亡港人也曾在生活費十分拮据的情況下，買入寵物狗，或是把自己吃飯的錢拿來買貓罐頭，餵養流浪貓。
彭仁郁覺得這些都不是問題。「援助他的人可能1、2個禮拜才見他1小時，但其他時間呢？」她說，「他需要跟生命產生連結。不見得是人，可以是外面的物，毛茸茸的東西，我們受傷的時候會很需要這種溫暖的小生命。」重要的是連結感。「內在的心理空間跟某些事發生了連結，比如音樂。」
「重點不是什麼方法，而是他有沒有辦法在這種媒介裡找到重新連結的方式，感覺自己不是孤獨的在這邊，讓他在這個世界上有定錨，讓他固定在這世界上的某一處，有穩定的感覺。」
除此之外，子豪也開始學著讓自己休息。「當你好唔掂（註：不OK）的時候，你就要 hea 9（註：懶散一點），找一些可以暫時轉移痛苦的途徑。在這麼極端的時代，躺平真的不是罪。」這是他的自救哲學。
第三國流浪 自覺像垃圾
子豪的定錨與避風港是音樂，而23歲的浩賢（化名）則是個文字型的人。浩賢的自救法是與自己對話，把自己的經歷與感受記錄在Instagram（下稱IG）帳號「exiled rebel」，中文名為「不屈」。
浩賢在去年《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來到台灣。隊友因為國安法被捕，他倉皇離境，又因為台灣疫情封關，只能先去第三國等待，直到今年疫情減緩，他才抵達台灣。為了理解與接納自己在反送中運動後出現的創傷情緒，他從2019年底就開始參加香港NGO為抗爭者而設的網上匿名情緒工作坊，又學習冥想和IFS（「內在家族系統」Internal Family Systems）自我療癒法。在香港接受過為抗爭者特別設計的心理諮商和催眠治療。但由於國安法通過，幾個曾開設類似工作坊的香港NGO都已停止提供相關服務。
因為參加這些課程，他意識到與自己相處的重要性。曾經有2、3個月的時間，他發現自己的焦慮與躁鬱真的慢慢淡下來，可以比較完整地梳理自己經歷的創傷。例如，他覺得不公義本身就是一種對心的傷害，「想要改變卻改變不了」，就會帶來很多抗爭創傷的後遺。再例如，他覺得反送中運動因為在絕望中爆發，所以各種文宣都用情緒勒索的方式來動員，「讓人覺得自己不可以休息，甚至不應該快樂，不然怎麼對得起逝去的手足？」
他感知到自己的許多種創傷情緒，包括躁、鬱、恐慌、失去價值感、壓抑、不自信等。躁的時候，他會緊張到胃痛。「在抗爭的時候幾乎把所有的能量都投射進去，在行動的時候讓能量爆發出來，全力去衝。」躁的下一步就是鬱，是回家之後，能量耗盡，見到社區裡還有許多人歲月靜好地生活著，好像活在平行時空得不到支持，於是陷入憂鬱。
恐慌的時候，他會不停觀察周遭環境，懷疑有人跟蹤自己，懷疑到處都有監視器拍到自己。身體的反應是，「覺得胸口很緊，喉嚨好像有東西卡住。」這一種恐慌與焦慮，甚至在他離開香港後，面對一些很日常的壓力源時，也跑出來。「比如下一個房子住哪裡？台灣疫情會不會封城？」這些很日常的壓力在2019年之前並不會讓他恐慌到心跳加速，但現在的他已經不一樣了。他也曾在IG發文章問大家，發現不只是前線抗爭者，就連一般香港人也在2019年之後變得更容易對小事焦慮。
在第三國流亡的時候，他住最差的地方，吃最便宜的食物，「維持著自己不死而已。」「真的會覺得自己好像垃圾一樣。」他說，「寄生下流。」
「因為環境太差，如果覺得自己也不算什麼，沒有什麼價值，那感覺就會好一點吧。」他一度覺得自己好像失去了感受幸福的能力和資格。「因為流亡之人，不足為道。」
他念過文學，覺得自己那時候就像俄國文學中的「零餘者」，也就是「多餘的人」。價值感最低的時候，他覺得：「好像世界上少了我也沒什麼關係，社會關係上割斷了，好像有一天死去了也沒有人知道。」
在社群互動 找出口療癒
到台灣後，他的情況好轉。回頭看，他決定把那段最灰暗的日子化成情感動力，「我要建立一個社群，建立關係，彼此支持，傳播倡議」，因為「完全沒有社會保護網的狀態實在太脆弱了」。
如果台灣沒有現成的社會保護網可以接住他，他就自己去建立。他想在IG上發表一系列講創傷情緒的文章，逐個階段去拆解創傷，幫助網路上的流亡港人。
「我希望大家認識更多情緒和創傷的事。我只是受了太多痛苦，也受慣了，所以比較習慣跟這些去相處。不代表我處理得好，只是我比較可以講情緒的題目，那我就跟他們講。」這也是他自己的一個出口。「跟其他人互相支持，就算只是情感上讓自己慢慢變得安全都好。」
他也常在IG限時動態與其他素不相識的匿名流亡港人互動，問大家的狀況和情緒。「我覺得很神奇，真的有人會回我。」限時動態24小時後就消失，對方到底姓啥名誰，他也不知道。
「每個階段的關係在那個階段相遇過，互相陪伴過，那就足夠。」即使那個階段，只是IG上一個限時動態的時間。
最近，他因為入學要搬去另一個城市，也在台灣。臨走前才發現，原來自己常去的一些香港店家，也會對他不捨。他並沒有告訴任何店家自己的流亡者身分，總是謊稱來讀書或是工作。但原來，他體會到這種「最低限度的支持」，也是一個為自己建立在地關係的方法。在彭仁郁看來，這種短暫而匿名的互動，也能發展出真實的情感關係。
「那是我存在的某個片段有人接到了，有人回應了，我就可以把它收下來。」彭仁郁說。
支援當「家長」 照顧流亡者
一個背負創傷的人，有沒有可能完全不進入醫療體系，只靠自救，自己好起來？
「一個人是不可能好起來的。」彭仁郁說。不一定要靠醫療，但不能是自己一個人。「要看他怎麼在生命中遭逢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人身上拿到一些東西。」
在台灣民間，對流亡港人提供支援的人有許多。而當中，也包括許多早年已經移民來台的香港經濟移民，許多人在2019年就變成了照顧流亡港人的「家長」。小柔（化名）就是一位年輕的家長，她和4、5位家長一起持續援助了數十位流亡港人，其中，十幾人曾在她家借住。過去3個月，台灣疫情三級警戒期間，許多人失去打工的收入，她就和幾位家長一起發起了一個小小的私人捐款，買一些便利商店的禮券給認識的流亡者。
2年來，這些家長為流亡者給予的援助除了提供住處和生活費，還包括去機場接機，幫忙找學校及介紹打工機會等。當流亡者入學之後，離開家長的住處，有些家長仍會定期約他們見面，關心他們的狀況，希望營造一種家庭式的溫馨感覺。但小柔坦言，這樣的「家庭」很難真的成立。「可能一個月聚會1、2次還好，瞭解他們現在的狀況怎麼樣。」她說，「但要發展到，他遇到什麼事解決不了主動來找你，這是很少很少人可以做到的，要信任到一個程度才會出現。」
多數家長面對的問題是，「你很難看到他。」小柔舉例說，「你在Telegram發訊息給他，他幾乎不回你，你根本找不到他。除非他相信這個家長是真的會幫助他的，他願意出來，才會回你。」
流亡者和家長之間的信任，也像流亡者與任何他人之間的信任一樣，都難以建立。小柔因為和一些借住的流亡者相處時間長達數個月，有信任基礎，所以尚能定期見到他們。她嘗試讓在自己家一起住過，做過「室友」的流亡港人形成一個小的社交圈，約大家每1、2個月就出來見一面，形成互相支持的小社群。她不會舉辦大型活動，常用一些類似「生日派對」的名義邀請流亡者參加，在傾聽他們的煩惱後，再轉告給經濟能力較好的家長，一起想辦法。
港人社群內部的互信問題很少被公開談論，但卻是流亡港人在創傷療癒、重新融入社會的過程中，遇到的一個重大阻礙。
流亡港人慕雲（化名）點出了一個關鍵：「因為我們是靠相信自己才存活到現在。」
「剛來的時候不相信任何人，只可以相信自己。當這個圈子的人全部是這樣才活下來的，你要怎麼建立到一些超越自己的事呢？」而這種不信任是互相的。「我沒有那個能力去相信別人。我又怎麼能夠要求別人相信我？」
他也很想在台灣有自己的社群，可是每當去到在台港人聚集的場合，又很警戒，覺得不要講太多事。「其實好矛盾。人在異鄉，怎麼會不想有同鄉跟你一起出去玩呢？作為社群，作為朋友，怎麼會不想呢？當然想了。」他說，「但是當你知道大家一路走來的經驗是如何，你自己也是其中一個，你就會寧願不接觸。」
浩賢也不太跟在台港人社群接觸，因為擔心安全。「如果說有的人已經被人跟蹤，那我跟他交往，我也會被跟。」而一些年紀較長的港人移民，在政治態度上比較「和理非」，也不是他的同溫層。
小柔形容這種不信任的狀態已經「入血」，刻進了流亡港人的血液裡。「很難打開心去認識人，就算認識也很難去深入交往。他們心理在這個狀態，走到這一步就沒辦法再往前走了。」
靠宗教信仰 釋放負能量
在缺乏互信的情況下，在台港人整體的創傷知情概念也不足。偉光觀察到，其實家長自己也有很多脆弱，沒有準備得很好，就要去照顧比自己更脆弱的人。沒有創傷知情的家長會很容易帶著強烈的內疚感和罪惡感，無止境、無界線地去滿足跟撐香港有關的所有要求，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不是說不要給錢，而是我怎麼跟我的罪惡感有一個好的相處方式。」陳蔓棠說，「如果家長有思考過，我願意付出是因為我支持他們，而不是一個贖罪券，那彼此的關係就會平等很多。」
而缺乏創傷知情又助人心切的家長，也常常不知道該怎樣與流亡者溝通。小柔說，有些「家長」會當面對流亡者說，流亡過來就要正面去面對，要努力向上。「他們也知道，但是他們某程度上已經有心理創傷，『家長』如果不了解狀況，只會講一些很正能量的話，他們聽了真的很難受。」
種種困境，讓流亡港人與在台港人「家長」至今沒有形成有規模的社群網絡，而只是點與點之間的單線連結。「『家長』對手足的支持是很分散的。」小柔說。再加上這些敏感資訊無法公開流通，更多沒有做「家長」的香港經濟移民與流亡港人常有處在平行時空的感覺，「聽過，但是沒有接觸過」。
宗教，是另外一股力量。阿朗（化名）與幾個基督徒朋友也是移民到台灣的香港人，比較特別的是，他們用宗教信仰作為連接點，成功在幾十個流亡港人之間建立起定期聚會的互信網絡。特別之處是，他們不講正能量的事，不糾正、判斷和批評對方。「我們不會硬要對你說：不要不開心啊。」
他們的方式是：一班人一起抱怨、吐苦水，狂講髒話。阿朗並不會去阻止或打斷，只是讓大家講完，「把垃圾倒完」。他覺得這也是一種另類的治癒，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才讓年輕的流亡者覺得這是安全、舒服的空間。「我們沒有什麼SOP可以幫到你，但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我們一起吐苦水。」
但這種社群的限制也很明顯，就是只能吸納基督徒。阿朗也坦言，他們只能吸引到已經願意主動接觸陌生人的流亡港人，對心理創傷較嚴重的流亡者，也是接觸不到，無從下手。
漂紅樹協會 辦樹洞計畫
「因各種原因而來到台灣的你，正在非常努力地適應新生活；有時也會想忘記在香港經歷過的種種事情、或對香港的新聞變得麻木。但紀念日的來到，提醒你那些傷痛仍在隱隱作痛、那斷裂的空洞感從沒消散、那想家的感覺無以名狀。」
「適逢台灣最近疫情嚴峻，獨自在台生活的你，是否有可以傾訴的人呢？如果你是因反送中議題而有情緒困擾的在台港人，歡迎你使用『樹洞計畫』，經Telegram和我們聊天，你的個人私隱和聊天內容將會絕對保密。請你知道，有人和你同行，你並不孤單。」
這是漂紅樹療遇協會從2021年6月開始經營的「樹洞計畫」，陳蔓棠是當值的心理師之一。小柔認識的流亡港人還沒有用過樹洞，但她覺得，「漂紅樹讓他們有個窗口可以聊一聊，可以緩解一下，希望繼續下去，大家努力。」
她自己沒有受過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的訓練，很想知道到底該怎麼幫到身邊的流亡者。「以我知道的在台港人中，是沒有專業的心理機構人員。如果台灣的專業心理機構可以建立一個系統來幫助他們，真的會很需要。」
浩賢也想等開學之後，就找找看台灣的諮商，把自己過去在香港建立的情緒自救習慣帶過來。他說，社群網絡固然重要，但心理諮商的需要也不可忽視。「要學習自我覺察，跟自己共處的能力，才可以真的走出去。」但是，就像他在香港時所做的心理諮商一樣，「要談關於抗爭留下的傷害，就需要那個聆聽的人也在社群裡面，我才能信任他。」他想要找「感覺真的能理解自己的人，特別是關於抗爭的事」。
漂紅樹協會，正在台灣的心理工作者中培力一些能回應小柔需求的人。他們已經舉辦了4次內部座談會，給心理師講解香港的政治歷史背景，流亡港人來台灣面對的困難，以及香港NGO做抗爭者心理支援的經驗。他們只有不到10個成員，且全部是志工，還在思考要怎麼吸引更多的台灣助人工作者，包括心理師、社工、個案管理師等，來加入他們。
他們也希望對公部門提出倡議，希望陸委會台港交流辦公室可以有專人進行個案的心理管理，跟外面的NGO和心理師合作，建立橋梁，讓有需要的流亡港人可以接觸到有創傷知情概念的支援團隊。
彭仁郁發現，與歐洲相比，台灣非常缺少處理難民心理創傷的經驗。她曾在法國「普利莫列為中心」實習，這個1995年成立的中心由4個人權NGO一起成立，以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者、猶太裔化學家普利莫列為（Primo Levi）來命名，每年為超過350位來自50個國家的難民提供心理支援。在中心成立之前，人權組織發現根本無法協助難民，「因為他們對人的信任已經斷裂」。所以，在為政治難民處理法律證件、生活援助的時候，根本就無法避開心理創傷的層面，只能找對人權議題和地緣政治比較了解的心理師一起幫忙。
如今，這個中心已經有20、30人，成員不僅包括人權工作者、心理師，還有社工、法律咨詢師、與政府協商的倡議員等，還有專門針對公務員創傷知情的培訓課程。「整個團隊，包括第一線接觸的人和不是第一線接觸的人，都要有創傷知情。」彭仁郁說。這樣跨專業的團隊，才能了解對方全人的需要。
但在台灣，「比如我是醫生，我沒有必要去了解他的心理狀態。我是心理師，我沒有必要了解他有什麼就學和工作需求，我只是處理我眼前被分配到的事。」她覺得，「我們好像對人的苦難經驗的處理，很切割。」
彭仁郁曾給交流辦的公務員做過一次創傷知情培訓，鼓勵公務員理解香港年輕人流亡的心情，也要在工作時彼此支援。「未來這樣的培訓多一點，對接觸個案肯定有幫助。」彭仁郁說：「你不需要跟個案做很深層的討論，但是你想像一下他的生命經驗，你就算只是給他生活費，你講話的態度都會不一樣，接電話的態度也不一樣。」
流亡港人遍布全球，在台灣以外，另一個人數眾多的地方是英國。當地已有幾位受海外訓練的精神健康工作者在做跟漂紅樹協會類似的事。成員小甘（化名）說，他們為匿名的香港流亡者提供6個星期的免費廣東話心理諮商，一星期一次，每次50分鐘。在這六節的諮商裡，他們會盡量轉介流亡者到英國的公共醫療體系接受系統的心理治療，也會幫忙轉介給其他港人NGO，幫流亡者解決生活費、住房、難民申請的法律協助等。這些也是漂紅樹協會接下來想在台灣做的事。
不過，小甘在英國接觸到的流亡者數量也十分有限，而英國的健保系統非常擁擠，曾有人為見一個創傷治療的心理專家，等待了18個月。
進一步服務 轉介給援助
在台灣，要接住流亡港人的心理創傷，社群和醫療都面臨挑戰。陳蔓棠說，自己有時會覺得很寂寞，因為太少人在做這件事。她希望更多台灣人明白，「我們不是只在意流亡港人活下來。我們希望他們活得好，因為他們未來就是我們社會的一分子，會生活在我們身邊的學校、社區當中。」她又補充，「也許他們現在已經是了。」
而對流亡者自己，與創傷共處，成為一個繞不開的人生功課。子豪在台灣找到了不錯的唱片店，可以買到一些便宜的中古Hip-Hop專輯，浩賢則期待著開學，在台灣校園裡嘗試扮演一個普通學生，認識一些同樣喜愛文學的朋友。
「流亡是一個包袱，它提醒了我是一個怎樣的人。你必須接受它是你身體中的一部分。我不相信我們有辦法去隔絕它，我們只能擁抱它，令它的傷害減到最低。這就是我們在這個唔知點（註：不知如何是好）的時代要學習的事。」子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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