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計程車司機大雄（化名）開車很穩，每天下午至凌晨三點穿梭香港島，輕車熟路。遇見鬼佬（洋人）他say hi，遇見普通話人士講你好，貌似黑社會的紋身大漢上車，他不驚不慌。
【鏡相人間】一粒蘋果不死 報社被抄半年後 港蘋記者這樣活下去
會員專區人物
自香港《國安法》2020年6月30日深夜正式生效以來，香港主流媒體空間遭受大幅度收緊，網路空間也在寒蟬效應之下，不斷萎縮。其中，《蘋果日報》一夜之間劃上26載句號，報紙停刊，網站和社群專頁全部停止運作，最震撼港人和國際社會。
至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集團旗下3家公司和《蘋果》6名高層涉違反《國安法》的案件仍未開審。罪名未定，港府已向高等法院要求頒令清盤（清算）壹傳媒，清盤案將於12月15日進行審理，此行動更波及台灣—香港法院指定的臨時清盤人發函要求台灣《蘋果日報》點交所有資產，讓人憂慮台蘋的去留，以及其新聞資料是否會被港府或北京所用。
6月底，本刊第一時間訪談被抄家的港蘋記者們，刊出《當蘋果落下：香港新聞自由告終》封面故事。6個月來，大風大浪下，被迫告別香港《蘋果》崗位的媒體人，各散東西，各尋去路。轉眼半年，我們採訪4名做出不同抉擇的港蘋媒體人，看他們如何適應陌生的新香港。
告別大平台 流散各業
「以前跑新聞見多了，什麼沒有見過啊，忍得（可以忍）！」他身型魁梧，語氣豪邁。1995年加入剛創刊的香港《蘋果日報》，做攝影記者，一做就是26年。廣東烏坎村抗議，天津港爆炸，香港南丫海難，他都第一時間衝現場，平日頻繁拍攝香港本地的大小事故。
今年6月24日，《蘋果日報》遭港府一連串檢控高層、凍結資金後，宣布停刊。大雄休息了整整3個月，渾身不習慣，也不想再碰相機，努力準備、考上計程車牌照，在53歲之年，轉身跳入另一行當。
港蘋、《壹週刊》乃至整個壹傳媒集團的轟然結業，重創香港新聞自由，也讓近一千人一夜之間被剝奪專業和飯碗。光是《蘋果日報》，原本編採部5、600人，負責印刷和發行的一百多人，還有大量負責營運行銷和行政的同事，這個人力規模，是現在許多香港新媒體的數十甚至上百倍。告別媒體大平台時代，眾人各尋出路。
有人移民，也有人轉行，公關、營運行銷、司機、房地產經紀…流散各行各業。原本跑娛樂、飲食和財經領域的，嘗試各自組隊，以Facebook、Instagram或YouTube為平台做新媒體，馬經團隊（馬經為《蘋果》重要板塊，報導賽馬動態）也再次出版，但在眼前高壓政治氣氛下，紛紛避談與港蘋的關係，亦婉拒所有採訪。不過，最困難的是原本專職時政的港聞記者、採訪主任，在《國安法》統領、紅線處處的香港，如何覓得硬新聞的一席之地？如何在現實中養活理想？留待每個人在灰暗中繼續摸索。
轉獨立記者 重新開始
《蘋果》停刊翌日，梁嘉麗就在Facebook上開設專頁，決定自己採訪、寫作、發布。換言之，做一名獨立記者。
她今年39歲，一身黝黑皮膚，愛戶外運動，也愛記錄人物故事。從20多歲開始，一直在不同雜誌做記者，3年多前加入《蘋果》專題組，已習慣了有編輯、有平台、有固定薪水的日子。報紙一夜關停，她覺得還要寫下去。
起初既焦慮又困難。沒有機構背書，公信力從何而來？適逢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事件二週年，她各方聯繫親歷者，有受訪者已讀不回。她猜測當時自己臉書專頁文章不多，市民一定會想：這是真記者還假記者？她一邊等待，一邊在臉書專頁繼續發布報導。
「2星期後受訪者再找我，說：『我信你是真人。』」她不斷努力，最終找到二名從未接受其他媒體採訪的721親歷者，完成721的二週年系列報導。
做獨立記者，一個人得有二雙手，她坦承很難從事政策研究、調查報導的硬新聞，也不像從前，一下子發布跨版、圖文並茂的大專題。她專長人物特寫，就開始採訪一個個背負政治案件的普通人。
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後，港府至今拘捕超過一萬人，檢控2608人，許多市民從此陷入拖沓而繁複的司法程序。案件數量龐大，媒體不夠人手報導，而原本擁有20多人的《蘋果》法庭組，如今不復存在。
「以前無論怎樣的case，都有1、2個《蘋果》記者，現在真的沒有，有些案件審完也完全沒有人報導。」經常去法庭旁聽的梁嘉麗說，她認為獨立記者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補位」，把其他媒體遺漏的、沒有人力報導的故事，記錄下來。
獨自打拚數月，現在她漸漸掌握了工作節奏—一個星期做1到2個採訪，一個月至少出2至3篇報導。她的臉書專頁有2.6萬人追蹤，每篇報導都有數十至上百條讀者回應。不過，資源和收入也常讓人憂心。
無固定月薪 營生困難
「做社畜已經16、7年，習慣了每個月固定有糧出（糧：粵語薪酬），突然戶口（戶頭）沒有收入…」她笑著說，起初真的會焦慮得在心裡尖叫。不過她很快調整消費模式，不再能「見到衣服漂亮就買」，外出吃飯挑便宜的，社交聚會也要減少。
Facebook是讓記者又愛又恨的平台，它讓你接觸讀者，但不會直接帶給你任何收入。不久前，梁嘉麗開設了Patreon帳戶，開始讓人們付費訂閱。她表示，目前有200多位讀者訂閱，每月收入約是原來《蘋果》全職收入的三分之一。
為了養活自己，她也接一些其他媒體和企業的兼職工作。她也愛鑽研紫微斗數，偶爾幫人算命占卜，「賺個零用錢。」
記者陳珏明也在《蘋果》停刊後，很快開設了Facebook個人專頁。他採訪辭職區議員如何活下去，報導政治案件的審訊現場，不時總結一些新聞熱點。同時，他也幫《立場新聞》做時事評說節目《繼續報導》，為外國媒體撰寫香港時事欄目。
他直言，目前還沒找到做獨立記者的生存模式。「嚴格來說，我覺得自己算不上獨立記者或freelance（自由接案）記者，因為現在以我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維持我的生活的—更好聽地說，目前記者只是我的一個興趣。」陳珏明說。
做獨立記者，不是直接從讀者訂閱獲得收入，就是和媒體合作，以特約記者的身分獲得稿費，業界普遍稿費不高，而香港生活水平高昂。從前在《蘋果》，陳珏明屬於人物及專題組，「深度報導，稿費和付出是不成正比、脫鉤的，正如在《蘋果》fulltime（做全職記者），一個月做一到二個深度專題，但如果parttime（兼職、特約記者） 一個月做一到二個專題，是食屎的。」
一年前，陳珏明的兒子剛出生。他謀劃著，到今年底再去找媒體的全職工作。不過在目前的媒體格局中，可供選擇的崗位不多，無論是去傳統報紙還是網路媒體，都意味著要減薪。而更讓他憂慮的是：過去多年來香港媒體堅守的「第四權」、以批判性思維監督公權力的新聞理念，到底還能走多遠？
在香港，昔日《蘋果》以天不怕地不怕的膽量和相對良好的員工薪酬行走江湖。
一名從業多年的資深公關告訴本刊，公關界以前都怕收到《蘋果》記者發來針對他們客戶的查詢email，那意味著「噩夢來了」，而且「《蘋果》最不怕的就是律師信，別的報館都怕律師信。」這名公關表示：「如果你搞得定《蘋果》，你在公關界就贏了，起碼贏了一半，因為（《蘋果》）是全世界最麻煩的那一個，也是最多人看的那一個。」
昔日搶突發 衝鋒陷陣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新聞學院教授李立峯表示，作為最開宗明義支持民主自由的主流報章，《蘋果日報》曾是香港言論自由的一個指標，在一些敏感議題上，它曾經開闊了整個香港媒體的自由空間。
李立峯回憶，十多年前進行學術研究時，有其他媒體高層和他分享：「《蘋果》的存在，其實是讓他們（其他媒體）的空間更多了。」「第一是政治壓力小了—反正《蘋果》出了，你只是跟著出，就算問責都還不到你；第二是社會壓力大了，《蘋果》做喔，全世界都知道，已經在public domain（公眾領域）了，你不可以說它不存在。」
1990年代，大雄見證了《蘋果》的誕生和爆發。最初，他在《南華早報》開採訪車，整天載攝影記者四處跑，慢慢就跟著大家去暗房，學沖洗照片，「他們去拍攝的時候我就一個人拿傻瓜機出來拍一下。」1992年，前輩介紹他去《天天日報》，從跑突發新聞起家。1995年《蘋果》創刊，他很快就被招攬。
網際網路缺席的年代，靠記者開私家車、摩托車衝鋒現場、快速蒐集素材報導突發新聞，頗受市民追捧。開報之初，《蘋果》正是靠突發和娛樂新聞打響名號。與之前大量報章不同，商界出身的黎智英一開始就豪擲港幣七億元，一下子聘請近一千人的團隊，開創全彩印刷的報紙。從前報章一般定價港幣五元，《蘋果》不管，賣2元，銷量暴增。
「我們這些人當年很吃香，《蘋果》加很多人工（薪水）叫我們過去，因此《東方日報》也加人工，為了留人。」大雄回憶，《蘋果》掀動報業界的改革創新風潮，也帶動了薪酬上漲，人才上流。
1997年香港全體勞工平均月收入為港幣1萬1000元，進《蘋果》跑突發，剛入職月薪已達1萬3000至1萬5000元。有一千名員工的《蘋果》，突發組一百人，分早、午、晚、三更輪值，其中不乏從Pizza Hut等外賣摩托車手轉型而來的員工—在攝影還未數位化的年代，全靠摩托車手左閃右避，飛車運菲林（底片）回報社。
不過，突發新聞的一些操作，大雄坦承不能接受。「以前做突發新聞，很喜歡拿死者的大頭（相片）來登報紙。」為了拿到普通死者的大頭相片，突發記者要用盡「古惑手段」，例如佯裝政府社會福利人員去認識死者家屬。進入《蘋果》後，大雄申請調去了攝影部，與許多從本地媒體、外國媒體招攬而來攝影記者一起打拚。
掌充裕資源 人多力大
那是大平台用盡資源、不惜一切追新聞的年代。《蘋果》攝影組30人，不算突發，跑靜態新聞的港聞組數十人，中國組2、30人，起初還有分（中國）華南組，更一度有駐深圳記者。
大雄也多次和記者一起跑中國新聞現場，被扣查、威嚇、蓋指紋是家常便飯。2002年江澤民南下深圳巡視，幾個《蘋果》記者和大雄去現場，任務是拍攝江澤民車隊的相片，他們剛拿起相機，就被公安扣查。2008年汶川地震，《蘋果》至少八名攝影記者趕赴四川現場，剛開始一切順利，但不久後，當地學校被爆豆腐渣工程、死難學生家長維權，他們就被當局人員勸說不要繼續採訪。
不過，《蘋果》記者總要想盡辦法。2011年廣東烏坎村村民爆發抗爭，他們多人趕赴現場，起初坐上了懷疑是公安眼線的三輪車，一路被載去了警局。遭強行遣返深圳後，記者們再折返烏坎，最終聯繫上當地村民，小心運送他們進村。大雄記得，當時村民招呼媒體吃飯，光是壹傳媒集團的員工就坐滿二桌，有來自香港《蘋果日報》和《壹週刊》的，還有台灣《蘋果日報》和《壹週刊》的人。
2011年加入香港《蘋果》的陳新政，還記得剛入行時的興奮和緊張。他最喜歡做突發新聞和財經新聞，但留意到網際網路的興起讓資訊暴增，傳統媒體的突發新聞需求減少，他最終選擇跑財經線。
《蘋果》是出了名的用人狠，它可以高薪聘請你，甚至突然招攬人馬新開一組，但倘若表現不佳，第二天解僱的大信封馬上出現在你桌上。陳新政記得，在《蘋果》頭二年，每天快速學習，觀察資深同事怎麼工作。
十年來，他一直在《蘋果》財經組。他認為，報社以相對充裕的人手和資源，一度達至不錯的規模效應。最初財經組有50多人，後期也有40多人，同事們互相補位，一起追查上市公司的帳目有無「化妝」，一起分析、解構大公司的重組、香港名門望族的爭產，也一起參與巴拿馬文件的偵查。
陳新政覺得，對於新聞報導，人手和資源非常重要。「多十倍的人，資源完全不同，一則新聞不是1、2個記者做，是很多人一起幫手的，一起去養成一個讀者群。你專注做一則新聞的時候，就有其他同事幫你補位，整個槓桿是不同的，十個人一起做事，不是做多你十倍，是做多你的20、30倍。」陳新政快速地分析。
榮景成追憶 失落無力
近年來，網際網路衝擊加劇，加上政治壓力之下廣告不斷流失，《蘋果》收入大減，也不得不裁員和創新，同時，集團也出現尾大不掉的情況。2008年《蘋果》開始推出「動新聞」，開拓網路報導，2019上半年推出網路訂閱，中間《蘋果》多次裁員，並將部分新聞業務改為外包制，但員工數量依然龐大，也難以理順網報之間的溝通協作。
如今一切皆為雲煙。親眼看著報社高層一一被捕、入獄，報館很快就完全關停，陳新政決定離開媒體業。做了十年的記者，突然之間，他有種幻滅感，似乎從前的努力都被否定了。
「整個行業好似沒有了，他們真的好似將整個行業在香港抹走了，很誇張，這種感覺（對我）衝擊很大。」他今年三十五歲，兒子出生不久。突然失業後，他短暫休息了一週，發現自己閒不下來，又想起以前做新聞時註冊過foodpanda等外送平台，就去送了幾天外賣。
他說，財經組同事們找新工作不難，不少人本來也是KOL，現在以YouTube為平台，講房市、股市。陳新政覺得自己不適合做網紅，最終決定拿出港幣數十萬元的積蓄，和朋友一起加盟餐廳品牌，開了一家炸雞店。
「起碼有個希望可以往上流，現在做記者，你看不到希望可以向上流。」他說。
跑財經新聞時雖天天和數字打交道，但和親自運營一門生意相比，畢竟還是大不相同。從前採訪過的商界老闆光顧店裡，看幾眼就認為賺不了錢，因為每份餐食都分量太大，客人吃一份就飽了，不會額外叫小菜。
「我叮一聲，原來做生意是這樣做的。」陳新政笑著說，但還是不想減少分量。現在他天天守在店鋪12個小時以上，平日見兒子的時間也少了，看新聞就更少了。
過去半年，他覺得自己和不少朋友都陷入一種疲倦和無力感，不再關心社會政策、制度的變化。「大家都累了，香港都累了，我覺得，追下星就算了，這幾年都累了。」他感嘆。
出頭鳥噤聲 整頓未止
「自從沒有做（記者），我很少看新聞，眼冤（看了不開心），看來做什麼？只有越來越灰（灰心）。」大雄邊開著計程車邊說。其實他還有留意，他受訪前幾天，《立場新聞》總編輯鍾沛權宣布因家庭原因辭職，大雄感覺更灰心了。鍾沛權妻子為《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目前陳沛敏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自今年7月21日被收押至今。
壓抑的社會氛圍下，小小的計程車車廂，反而讓大雄安心。他加入了幾個「黃的台」—2019年後香港冒起黃色經濟圈，支持反抗運動的計程車也組織了打車平台，大雄常常去接黃的台上不太有人接的短途單。
有次他和乘客聊往事，一起罵政府，聊得太投入開錯路，繞了一大圈。下車時乘客還是按照車表付費，對大雄說：「希望下次也能見到你。」
梁嘉麗認為，2021年六月壹傳媒的結業，只是香港進一步變質的開端。「《蘋果》（消失）是個序幕，一個生態改變的開端，6、7、8、9、10月，其實不僅僅是《蘋果》，也包括很多民間組織、異見者的消失，異見領域就一起萎縮了，變成只剩下一種聲音。」
李立峯指出，《蘋果》的消失，再加上公營機構香港電台換高層、整頓《鏗鏘集》等節目，商業電視台有線電視（Cable）大裁員、《新聞刺針》全員被裁、《有線中國組》被徹底換人等舉動，香港主流媒體的空間在過去一年多被大幅收緊，並進一步帶來寒蟬效應。
「當相對敢言的媒體消失或轉型了，也影響了原本在他們後面的媒體…如果原本站在你身邊的人都不見了，跟著你望左望右，隔壁的人都不見了，原來你變成了出頭鳥，心理壓力就不同了。」李立峯進一步指出，香港正在進行劇烈的典範轉移，整頓還沒有停止，例如政府對《立場新聞》《眾新聞》和網路空間將如何管治，目前還是未知數。
過去半年，港府和建制派人士不斷表示，網路上存在大量假新聞、假消息，煽動市民對政府的仇恨，因此或需針對假新聞立法，此舉引發社會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進一步憂慮。
薪資遭拖欠 應該告誰
《蘋果》資金遭政府凍結並結業後，全部員工該年六月的薪酬、代通知金（據香港勞工法例，僱主或僱員在終止合約之前，應給對方適當通知期，通常為提前一個月，倘若沒有，應支付一個月薪酬為「代通知金」）和年假補錢的薪資，也被拖欠。
目前，香港《蘋果》《壹傳媒》員工分批到政府勞工處登記被欠薪，並經司法機構啟動向公司追薪的程序，案件正陸續開庭。梁嘉麗表示，不少記者也曾上勞工處諮詢，但最終決定不告公司，也不想再管是否可以拿回欠薪。
「正常情況是公司經營不善，或欠債累累，要破產了，員工就要告公司，說它欠薪。但現在不是（《蘋果》）經營不善或欠債，是政府說你整家公司犯法，所以凍結你的錢，所以它不能出糧（發薪水）給我們。」一名不願具名的前港蘋記者對本刊表示：「我不想告公司，如果告，我應該告讓它凍結資產的香港特區政府？」
至今，有關《蘋果》三家公司和多名高層涉嫌違反《國安法》的案件，仍未正式開審，只是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提訊，處理被告能否保釋、控方文件何時準備好等問題。在漫長的司法程序中，每一次提訊，都成為親屬、前同事去見被告們一面的重要日子。
10月12日是最近一次提訊，梁嘉麗、陳珏明還有許多港蘋前員工都趕去聽審。由於法庭座位有限，一些拿到內庭票的蘋果人和普通市民進入法庭聽一會兒，就出來把橙色的內庭票傳給下一個蘋果人。大家輪番進去幾分鐘，去見已經被關押多月的前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行政總裁張劍虹、前《蘋果》總編輯羅偉光、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宗、前副社長陳沛敏、前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前主筆楊清奇等人一面。
思想要流動 轉化痛楚
這一天，沒有被告再申請保釋，而控方表示，由於有4800頁文件需要逐一翻譯，預計2022年2月才能準備好正式開審。提訊很快結束，眾被告起身慢慢離開，旁聽席上的人們都站起來揮手，聲聲高呼：「撐住啊！」「我哋喺度（我們在這裡）啊！」
梁嘉麗認為，這灰暗時代，或許也是做紀錄的黃金時代。變幻中的香港仍然有許多人與事需要報導，而過去看似平常的紀錄，今日看來都盡顯珍貴和不易，讓人更加珍惜。不過她也認為，凡事不要硬碰，而要學會如水般流動。
「如果到了一個階段，風險我覺得承受不住，就出去走一圈…過去1、2年，很多事情都教我們不要太執著，要流動，人要流動，思想要流動，做的事情都要隨時流動。」她喜歡「跑山」，沿著香港高低起伏的山脈一路跑，節奏、耐力都要自己控制，在山上，累了痛了也不能輕易放棄，怎麼也要跑下去，她覺得，這和堅持走記者這條路有點像，「很多事情你沒有退路，不能退縮，可能你很害怕、很痛，但要想如何去適應痛楚。」
開著計程車，這天夜晚大雄又回到了壹傳媒大樓看看。大樓位於將軍澳工業村，夜晚人煙稀少，曾經的報館一片灰暗，只剩下許多市民之前在鐵欄杆上綁著的一條條黃絲帶，依然隨風飄揚。
「整個青春都給它（《蘋果》）了喔，20多歲做到50多歲，最精壯的時間都給它了。」大雄靠著計程車，菸抽了一根又一根。他聽說，現在去別的報館做攝影記者，就算有幾年經驗，起薪也是港幣1萬3000至1萬5000元，等於他20多年前入行的薪酬。他不想再回到媒體業，但也不想離開香港，那就開車上路，「服務一下市民先啦！」
小辭典
假新聞法
自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香港政府、警方和建制派一直指出媒體、網路上流傳關於831太子站死人、新屋嶺警察性侵女示威者等假新聞，煽動市民仇恨政府，至2021年5月，特首林鄭月娥首次表示政府正制定《假新聞法》。其後，林鄭於《施政報告》中宣布提出「打擊假新聞、保障網絡（網路）安全」，宣布由政務司長李家超統籌檢視、激活、修訂、制訂相關法例的工作。
對於如何釐定假新聞，會否進一步阻礙新聞和言論自由，社會和業界多有憂慮。香港外國記者協會2021年11月5日公布調查，指91％的受訪會員對港府立《假新聞法》「十分憂慮」和「有點憂慮」，83.3％受訪者認為記者在港工作環境變差。後來，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批評外國記者協會這一問卷調查是「肆意攻擊香港《國安法》和香港新聞自由」。
目前，港府對於立定《假新聞法》尚未公布時間表。11月15日李家超受訪稱，考慮「管理」優於「立法」；而在12月2日，李家超在一個頒獎典禮上表示，2019年「黑暴」期間，「反中亂港」的力量「利用網絡平台散播港獨和分離主義，他強調「無網絡安全就無國家安全」，政府會檢視現有的法例，打擊虛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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