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原民會將居住於富世村內、立霧溪沿岸的6個太魯閣部落劃為「玻士岸部落」，是有權依法對一旁新城山上的礦場行使諮商同意的組織。2018年2月，亞泥同意進行部落諮商同意程序，部落成立「玻士岸部落會議」，為諮商同意建立各項討論及決策機制，如諮商投票前應組成專案小組研究投票事項，針對議案進行2次以上會議討論，舉辦公聽會等，希望落實上代族人未能享有的知情權利。
儘管如此，部落不見得能真正自主。「用投票決定企業是否可以開發，容易變得像地方選舉…當一個小部落面對大企業，族人的投票意向，會受很多外在因素影響。」同為太魯閣族人的台大社工系教授Ciwang Teyra含蓄地說。
確定進行諮商同意程序後，2018年，亞泥在富世村集會所旁成立「亞泥服務中心」；家戶開始收到來自亞泥的房屋修繕及水電補助；部落裡的年輕人，也被亞泥找進廠區上班。富世村長邱金成說：「以前亞泥沒什麼在敦親睦鄰，現在釋出很大的善意，村民都有感覺到。」
今年1月，部落會議宣布，2月12日將針對亞泥使用183公頃原住民保留地繼續開發一事，舉辦諮商同意投票。投票前，亞泥在既有的10項利益分享外，又「加碼」11項回饋項目，包括結婚及生育禮金、學生獎學金、上學交通車等。根據亞泥於部落發送的宣傳手冊，每年新增的回饋金額超過900萬。
「這些都是族人很實際的需求阿，像別的部落，年輕人國中就結婚生小孩、還生那麼多個，怎照顧？在我們這，亞泥給的急難救助，又有校車、獎學金、課後輔導班，都很有幫助。」我們找到一位在亞泥上班的族人，他為避免糾紛，小心保護身分，堅持以「部落族人」稱呼自己。
今年43歲的「部落族人」，在富世村出生長大，他個性誠懇，待人客氣，又勤於參與部落和教會活動，是部落的中堅代表。早年他的父母在亞泥外包商工作，領有固定月薪，讓他持續升學，成為村裡少見的大學生，至於他的同學，多在國中畢業後就簽志願役入伍，「他們爸媽做農，沒有賺錢，國中畢業就要找工作了。」
「部落族人」喜歡爬山，婚後為了照顧小孩，不再上山，如今每天徒步從家裡走到亞泥大門上班，做為補償。他的生活被2個小孩佔滿，採訪期間，他為參與孩子的學校活動，幾度婉拒受訪，一次家長會後，我們好不容易通上電話，講到教育，他淘淘不絕：「部落的孩子滿多都是隔代教養，國中就結婚生小孩，要脫貧一定要靠教育…公司裡比我老一輩的員工，孩子都去外地唸大學，我也想這樣，在亞泥上班，工作很穩定，就可以把小孩栽培得很好。」
若有天亞泥離開、該怎麼辦？他反覆確認我的問題，似乎無法想像這個情境：「那工作去哪找？都去鄉公所當約聘嗎？去外縣市工作，孩子誰顧？是不是要隔代教養？部落的問題就是很多纏在一起。」對「部落族人」來說，生活像是層層向上堆砌的疊疊樂，一旦鬆動亞泥那塊積木，高塔就會瞬間傾倒。
除此之外，亞泥也填補偏鄉資源及公共建設的空缺。「部落族人」說，颱風之後，路坍樹倒，相較鄉公所推來推去，亞泥會立刻派重機具清理，一天就搶通道路，族人能立刻去花蓮上班。而對家就住在礦場下的他來說，比起礦務局，亞泥才是礦場安全實質的守護者：「萬一他們離開，上面礦區發生什麼事，根本沒人處理。」
採訪最後，「部落族人」告訴我，他也是地主後代、礦場內有當年爺爺「拋棄」的土地，但像他這樣的部落青年，並不清楚當年土地移轉的過程，只知道現在礦場土地是國家的，部落因此有權諮商投票、共享利益，政府也承諾之後要歸還土地，已是很好的進展。
部落投票前3天，行政院公布亞泥新城山礦場租用原民土地真相調查，報告指出，遠東集團早期與黨國關係密切，以當時的政治命令高於法律規範的方式，未經太魯閣族人合意，卻取得蓋印章的同意書、拋棄書等必要文件，過程忽略文化脈絡差異、及族人對殖民者語言掌握能力不足，沒有坦誠且細膩地與居民溝通。
報告內容細細爬梳50年來的土地糾紛，負責撰寫報告的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系副教授陳毅峰說，調查過程可見不少行政瑕疵及錯誤，但調查小組非司法機關，加上亞泥也是小組成員，若稱違法、恐難被亞泥接受，結論終以「尚無發現不法情事、需由司法或監察機關調查認定」做結。然而2月9日行政院發布新聞稿，將報告結論簡化為「查無不法」，隔日亞泥欣然回應：「感謝真相調查報告還亞泥公道。」
2月12日一早，富世村的集會所便有人忙著搭棚擺桌，場外烤香腸、賣玩具攤車聚攏，像場大型園遊會。為了鼓勵族人投票，亞泥準備800份免費便當及礦泉水，長桌上餅乾零食定期補充、吸引小孩留在會場，一旁巴士引擎發動，準備接駁投完票的族人，至服務中心領取「紀念品」。
下午2點，5、6名地主如敢死隊般，拿著小蜜蜂麥克風走入會場，要求中止投票。他們除了控訴部落會議未按章程確實說明投票內容，族人不見得真正了解亞泥採礦利弊；更擔心土地還沒拿回來，若投票結果同意亞泥續存，等於失去談判籌碼。
部落會議幹部強調程序一切合法，照常投票，一旁原民會及礦務局官員也未置一詞，漠然端坐。地主高聲抗議，部分支持亞泥的族人跳上桌與地主對罵，嘶吼：「我們也要生存權！」數十名警察將抗爭者層層圍起，坐在我身旁的阿嬤不耐煩地揮舞手中的投票通知單：「他們還要鬧多久？中午來拿便當就等到現在，我想回家煮飯了。」我們跟著投完票的族人走出會場，亞泥服務中心前，只要出示投票後拿到的票根，即可拿到一袋價值千元，裝著米、沙拉油、醬油、洗衣精等的「紀念品」。
下午5點，開票結果出爐，部落以294票比45票的壓倒性差距，同意亞泥礦場開發。場外放起慶祝投票通過的鞭炮，人群散去，田明正跳上講台發言：「我們接受這個結果，但還沒有結束，亞泥用這種小小的福利來騙我們，得票很不光榮，現在盡量得意，將來我們還是會繼續上街的。」另一位地主鄭文泉則悽然關上麥克風：「田姐前面做了那麼多運動，打官司，拿到諮商同意權，磨出好幾把刀給部落，沒想到部落反過來聯合財團砍我們一刀。」
部落流傳，若諮商結果不同意，亞泥就會關廠離開，投票後一週，我們造訪部落，問起投票，路邊午睡的老人難以理解我們為何對結果有意見，不耐煩地說，小孩都在亞泥上班，如果不同意，公司關掉，工作怎麼辦？當部落現實生活與亞泥緊緊纏繞，來自政府和企業的說明又過於片段，投票選項的利弊被過度簡化至事關個人存續，該投哪張票，或許早已不言而喻。
58歲的陳孝文，是投下不同意票的族人之一。這天他在馬路另一頭的行動咖啡攤車旁向我們招手，一頭白髮加上魁梧身材，充滿威嚴，說起投票結果，瞋目豎眉：「現在（亞泥）反而像在脅迫我們，沒什麼自由欸。」脅迫指的是關廠：「他們（指亞泥）跟族人說，如果不支持亞泥，就會關廠，族人就會沒工作，但懂的人就知道，《礦業法》沒有修，他是不可能關門的啦！」
陳孝文在亞泥工作30年，4年前才退休，他剛進亞泥上班的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亞泥1年獲利60億元，員工年薪加計獎金可破百萬元，陳孝文經濟無虞，工作之餘參與反亞泥自救會及反國家公園等原住民運動，因此熟知《礦業法》《環評法》等礦場法規。他帶我們來到他家，家中二層樓的透天厝拉皮裝修、鑲上紅磚，在一排排暗灰水泥砌的平房間顯得格外突出。
早年他的祖父在不明究裡狀況下將地租給亞泥，他認為亞泥來到部落採礦對族人不利、取得土地也不正義，但退伍後回鄉，沒有其他選擇，仍是考進亞泥。「工作歸工作，我進亞泥也是靠自己啊，沒有做錯什麼事，如果是土地歷史不正義，當然還是支持自己族人嘛。」像是要平衡這樣的反差，他強調自己因族人身分，在工作上飽受歧視：主管規定族人使用對講機，不可以族語交談；族人薪水獎金不如漢人，出去玩還常被主管要求買單，升遷機會也比漢人少。
退休後，陳孝文少了員工包袱，經常公開發言，要求亞泥和部落平等對話，卻被亞泥列入黑名單，「後來他們又說我是叛徒，我說我是亞泥的叛徒、還是族人的叛徒？怎麼樣我都是會站在族人這一邊吧！」但其他人卻不見得和陳孝文有一樣的餘裕：「我最好的朋友之前都會跟我一起抱怨（亞泥），後來他兒子畢業要找工作，進了亞泥，沒多久他就站去亞泥那邊了，他說他很無奈。」
玻士岸部落面對企業的矛盾與衝突，是所有台灣偏鄉城鎮的縮影。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系副教授陳毅峰說：「當部落相對貧窮，為了爭取工作機會，必須做出選擇，這是發展模式下位處經濟邊陲地帶的悲哀…要堅持環境保護、或守護祖先土地，哪有那麼簡單？尤其亞泥刻意用了一些公關資源，三不五時提供資源，或補助一些活動，就足以對部落產生巨大的影響，也能造成部落裡不同立場的對立。」
諮商投票看似將決定權還給部落，但族人卻不見得享有自主決定的空間。「50年來，部落族人的生活經驗大多和亞泥連結，雖然知道土地重要，卻沒辦法想像取回土地會如何影響接下來的生活，這樣的斷裂，是殖民的結果，」台大社工系助理教授Ciwang Terya認為，除了必須修改諮商同意辦法，根本之道，仍是發展地方產業，部落經濟自主，族人才能奪回主體意志：「部落不用依賴政府跟企業，就不用擔心投了跟企業立場不同的票、會影響個人存活。」
退休當天，亞泥頒給陳孝文刻著「情誼永固」四字的獎牌，如今被他鎖進床頭櫃深處，不願示人。在我們的請託下，他勉為其難拿出拍照，又特地要求不要讓他站在亞泥大門前，以免尷尬。拍照前，他悠悠地說，與其談論亞泥，他更喜歡討論如何發展部落、在地創生：「我們需要亞泥，是因為沒有其他工作機會，亞泥一直說共存，可是都只是口號…以前國民黨給族人的觀點是，只要給我們什麼就好，沒有要輔導我們，也沒有要讓我們自主，我有時候甚至會很生氣，難道亞泥不給資助，我們就會餓死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