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是生意人也是鬥士 賴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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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中強是成功的商務律師,卻也經常參與街頭抗爭,尤其關注中資滲透台灣的議題。
賴中強是成功的商務律師,卻也經常參與街頭抗爭,尤其關注中資滲透台灣的議題。
賴中強是律師,且是傳說中很賺錢的商務律師,擅長商法。
他也將商法專長用於拆解中國對台灣的經濟滲透,2014年的反服貿太陽花運動,最初的許多研究與論述正是出自賴中強之手。他的律師事務所有幾間會議室十分特別,皆以人名命名,那是幾位1920年代的辯護士,他們既是律師、是生意人,也是民主鬥士。那正是賴中強心中典範。

賴中強

出生:1970年生

學歷:台大法律系畢業

經歷:台大學生會會長、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台灣勞工陣線理事、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

現職:恒達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經濟民主連合會會長

採訪結束,儘管忙了一天,賴中強仍興致盎然帶我們參觀他的律師事務所,「我可以帶你們拍照,拍一些我覺得有意義的東西。」他帶我們繞一圈,原來,事務所裡有好幾個小會議室,各有獨特名字:清耀廳、式穀廳、松筠廳。

本是野百合 稱解嚴世代

以一般律師事務所的規模來說,這裡的空間不算小,看得出經營頗成功,我們有點驚訝,以賴中強花在公共事務的時間、心力之多,採訪前我們想像踏進的應該是一個簡樸的小型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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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間是「式穀廳」,賴中強說,蔡式穀是台灣第一位參與選舉的律師,當時在市街庄協議會選舉中獲全台最高票。
賴中強向我們一一解釋那幾間會議室的名字由來:「葉清耀是台灣第一位律師,他在日治時代1918年取得律師資格,1919年回台灣執業,後來是『治警事件』的辯護律師…」原來,清耀、式穀、松筠皆是人名。
這解答了我們還來不及提問的疑惑,賴中強曾在某本書的自介中最後幾句,這麼寫,「真正的人生目標,是延續1920年代的台灣辯護士精神,創立跨越百年的律師事務所。」
然而,1920年代的辯護士精神是什麼?百年律師事務所的意義又是什麼?我們當時仍不明白,直到第二次採訪後才約略領會。
相較於律師本業,55歲的賴中強給外界更鮮明的印象應是參與社會運動,包括近期的大罷免、青鳥運動,更早之前則是太陽花運動時他拿著麥克風,大聲疾呼反對服貿協議。去年他接任「經濟民主連合會」(簡稱經民連)的會長,經民連的前身便是「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於2013年由他與多位夥伴成立,關注中國對台灣的經濟滲透問題。
再往前,賴中強正是所謂的野百合世代。但他似乎更喜歡以「解嚴世代」自稱,這間事務所是他與其他3位律師合夥創立,事務所網站的簡介中便有這樣一句,「…可說是台灣解嚴世代所創立的律師事務所」。受訪時,賴中強也是以此開頭,「從這邊談起好了,我算是解嚴世代,年輕讀書時剛好跨越戒嚴與解嚴,那種感觸是非常深的。」
他的成長經驗,正是那個時代的某一種典型。那個世代成長、受教育之人,不少人仍擁護威權體制,有些人則相反。賴中強回憶,兒時每逢選舉,父親會帶他去聽政見發表會,「那時一年365天都不能罵政府,只有3年一次的選舉,有10天,自辦政見發表會可以罵政府。」10歲那年,碰上美麗島大審,他看到那些辯護律師,決定長大要當律師。

因成長經驗 政治受啟蒙

15歲他考上建中,「還有髮禁,學校裡都是教官。」但17歲,總統蔣經國就宣布解除戒嚴,18歲,一代強人蔣經國過世,幾個月後,台北發生520農民運動,「有天我路過台北車站附近的中山南路、忠孝西路口那座天橋,真的看到警察打人,非常殘忍粗暴地用棍棒打人。」反對派報紙《自立晚報》登出警察打人、民眾流血的照片,「我做了(人生)第一個小小的反抗,把那張報紙印了幾百份,隔天一早趁教官還沒到學校,跟幾個同學去塞到每個班級的抽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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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中強大學期間幾乎都在街頭與社辦度過,此為1989年的《大學法》改革大遊行。(賴中強提供)
他如願考上台大法律系,進了台大,恰逢一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覺得整個世界豁然開朗,我大部分時間是在街頭跟社辦度過,比如1990年3月的野百合運動,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國會(立法院)全面改選、老賊下台。但這不代表我大學沒念書,我們會看一些社會學理論、左派的書、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當時雖然解嚴,《台灣人四百年史》還是禁書,它是紅色封皮,《資本論》則是黑色封皮。以前台大對面有一間雙葉書局,有人想買《資本論》,老闆就會叫店員去拿『黑書』,《台灣人四百年史》就叫『紅書』。」

在大學時期 勇敢上街頭

他說,大學期間對後來人生的影響甚大,「對民主更有系統的認識,以及讓自己克服心中的恐懼,有勇氣走上街頭採取行動,面對國家、面對警察。」
恐懼?「走過戒嚴時代的台灣人,每個人心中都有恐懼,小時候雖然我爸爸會帶我去聽黨外演講,但他還是告訴我在學校不要談政治。」恐懼熔成了電子腳鐐,使人民溫馴。
那次是1990年5月,軍事強人郝柏村任行政院長,學生們發起「反軍人干政」,在中正紀念堂長期靜坐抗議,某天半夜,一群警察忽然前來。「你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理智上你覺得他們不至於開槍,但曾經有滿多人被警察拉去揍過,所以當然會怕。但我後來想,他們應該是想嚇我們,看學生會不會害怕而離開,我就跟另一個朋友一起,我們2人看起來若無其事地從那一排警察前面走過,其實我的手在發抖,但我知道我必須克服這種恐懼。」
國家巨靈有時虛張聲勢,有時倏地動手。賴中強指著自己的頭,「現在我的頭還有傷疤,但不是被警察打。」那是1991年5月,他與其他學生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當時有幾波驅離,有人被警察帶到很遠的地方才放下,有人被警察打。那天是母親節的晚上,警察拿著警棍追我,要打我,我趕快跑,在弘道國中附近吧,我看到有間小房子,衝進去,但大門有玻璃。」他頭破血流,幸而玻璃卡在頭殼,沒傷到顱內,他被緊急送到台大開刀縫合。
那次抗爭,是因「獨台會事件」。1991年5月,調查局逮捕台大碩士畢業生陳正然、清大研究生廖偉程等4人,稱他們加入史明的「獨立台灣會」,閱讀《台灣人四百年史》並宣揚,違反《懲治叛亂條例》。當時此罪最重死刑。
「我們學生討論營救,決定在台大校門口靜坐,辦『禁書展』,他們因看《台灣人四百年史》被抓,我們就把這本書放在校門口。」後來成為蕃薯藤創辦人的陳正然,當時開「無花果打字行」,合夥人是賴曉黎,賴中強將營救計畫告知賴曉黎,他聽完問:「你們是要擺出示威抗議的樣子,還是真的要救人?」
賴中強一聽,「我跟幾個社團幹部討論,決定改去中正紀念堂靜坐。台大是相對安全的地方,軍警不太敢到台大抓人。但去中正紀念堂,就是違法集會遊行。」後來,警察果然抓人打人,賴中強與夥伴們受傷,「但各地的人也來了(聲援)。我的意思是,行動的勇氣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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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中強兒時看了美麗島大審後立志當律師,後來如願考上台大法律系,也如願考上律師。(賴中強提供)
大學期間,賴中強當過大陸社社長、學生會會長,當兵退伍後才認真研讀法律,1996年考上律師,當時律師仍十分難考。他對《公司法》等商法十分感興趣,曾在補習班教過《公司法》,也曾與數人合著《公司經營權爭奪與假處分》。相較於刑法、公法等領域,商法涉及企業的龐大利益,律師圈裡自是熟悉商法者收入最豐。漸漸地,賴中強成為一個成功耀眼的商務律師,當年台灣固網的經營權紛爭時,富邦蔡家對台灣大哥大孫家祭出的假處分聲請狀,便出自賴中強之手。

陳雲林事件 律師返社運

一晃十多年。「我重新回來關心政治與社運,是2008年陳雲林事件。」彼時,馬英九上任才半年,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民間團體抗議,中山北路上的上揚唱片行大聲播放《台灣之歌》專輯中的〈戀戀北迴線〉,北投分局長竟率隊闖入唱片行,以聲音過大為由,要求唱片行停止播放歌曲,甚至下令唱片行拉下鐵門,暫停營業。
「這一幕讓我非常震驚,台灣不是民主化了嗎,怎麼像重新戒嚴一樣?有些人拿著中華民國的旗子,也被警察取締,因為怕陳雲林看到這面旗子。」賴中強憂心地與當時從事婦運的范雲、中研院學者吳介民等昔日夥伴商討,決定成立「守護民主平台」。「當時,很多野百合世代的人就像我一樣,已經在各行各業工作,但這件事讓我們決定重新回來關心政治。」
只是,這次要抵抗的巨靈,更龐然了。「馬英九推用非常快的速度,非常龐大的量,大量修改過去的行政命令,那些從1992年實施《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開始,到2008年間制定的台灣與中國的經貿、教育文化往來的各種規範,都被馬英九修改了。」那些都是行政命令,不需立法院同意。

反黑箱服貿 推經濟自主

媒體極少報導,「大家很少注意到」。賴中強如何得知?「那幾年,每天下午4點我就坐在電腦前,看當天公布的行政院公報,我用大陸、香港、澳門做關鍵字搜尋,那些行政命令的數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馬英九也推動兩岸各種協定,例如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投資保障協定、醫藥衛生合作協定,「比如開放中國血漿進口,這有很大的公衛風險,當時中國河南有血漿經濟,衍生愛滋感染的問題。」
當年,河南的愛滋村震驚全球。但,同樣是那些年,前進中國是高度政治正確的顯學,全世界都奔往中國搶分一杯羹,何況台灣。賴中強再怎麼疾呼,也只是螳臂擋車,甚至被認為不合時宜。
賴中強這樣看待那段歷史,「1990年有野百合運動,台灣的政治民主化,但1990年還發生一件事,政府開放間接到中國投資,它是台商西進元年。」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美歐等國對中國施經濟制裁,外資撤出,「西進的台商、從東南亞北上的華僑,填補了空缺。」
他這樣詮釋,「1990年台灣的民主化,是政經分離的民主化,政治民主化、本土化,經濟上卻西進,加深與中國的連結。一個野百合世代,可能也同時是西進工程師世代。」2000年陳水扁執政,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更是被「強本西進」取代,陳水扁放寬相關規範。馬英九時代更別說了,大規模、大幅度放寬。
也算是某種靈肉分離吧,直到2013年馬政府與中國簽服貿協議,影響範圍幾乎囊括各行各業,立法院開始辦公聽會。再來,便是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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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太陽花運動時,針對服貿協議內容的許多分析與論述,皆出自賴中強之手。(傅志男攝,地球公民基金會提供)
只是,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不好嗎?「本來台灣人的想法是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但對中國來說沒有這回事,中國就是要讓你經濟依賴它,一旦失去經濟自主性,就不會有政治自主性。太陽花運動的精神,就是從政經分離的民主化,到追求政治與經濟自主。」
他解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叫做『經濟民主連合會』,沒有經濟的自主性,你就不會有政治的自主性;沒有經濟民主,就不會有政治民主。」那幾年,賴中強先與夥伴們成立「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後更名「經濟民主連合會」。

大罷免活動 過程全參與

不論野百合世代或太陽花世代,其中一些領導者後來都踏入政壇。賴中強如此關心政治,沒想過從政嗎?「我先講一件事,我不會覺得野百合世代大部分人都從政。別的學校不講,我覺得最能代表野百合世代的台大人,是汪平雲、辜國瑭,辜國瑭的夢想是當導演。」
2人後來都早逝。賴中強解釋:「他們都在有生之年努力發光發熱,但他們都離真正的政治權力與權位很遠。很多人說野百合世代怎樣墮落,但我覺得真正的野百合世代,是在台灣各行各業、各個角落努力著,我不覺得誰比誰更有代表性、更重要或更不重要。」
2016年蔡英文上任,賴中強也不因此減少監督力道,依舊批評。他說,馬英九時代簽下那些對中國的行政命令,「千瘡百孔還沒有補起來,只要行政機關願意,就可以補起來,但蔡英文任內8年做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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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起爆發的青鳥運動,經民連也積極參與。
2024年賴清德上任,民進黨卻失去國會過半。藍、白二黨迅速推出多項影響台灣甚鉅的法案,引發「青鳥運動」,賴中強再次參與,上街頭到處短講,持續至今年的大罷免浪潮。
4月他出席桃園的一場罷免活動,輪到他上台演講時他開口,「為什麼要推動大罷免?我想每個人心中一定有他的想法,為什麼要罷免…」他忽然停住,機敏地往後方背板一看,這場是罷免立委牛煦庭。大概是演講多到不太確定這一場是罷免誰,怕講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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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賴中強出席在桃園舉辦的大罷免活動,上台短講。
他很快繼續,「為什麼要罷免牛煦庭?為什麼要罷免傅崐萁?很多人說,你們是不是選舉後輸不起?不對,是這些立委扭曲了人民的意志…總統選出來是賴清德,但國會三黨不過半,民進黨失去國會多數,這意味著人民希望民進黨繼續執政,但人民希望強化國會對民進黨的制衡…但現在藍、白不甘心做一個制衡的反對黨,他們希望透過國會來執政…明明沒有選上總統,卻要搶總統的權、搶行政院的權,像《離島建設條例》,蓋金廈大橋(連接金門與廈門)涉及國家安全,需要行政院核定,現在卻變成金門縣政府就可以核定。」
那天,活動全長三小時,一般來說,演講來賓多半忙碌,通常只參與其中一段,賴中強卻全程在場。他的好友、台灣人權促進會資深研究員施逸翔就說,賴中強花了大量時間關注公共議題,「他的人生志業,幾乎就是關注如何從政治及經濟面向,防堵中國滲透台灣,他會搜集各種資訊,在裡面找到滲透的蛛絲馬跡,這一塊他很厲害。」

反中資滲透 鉅細蒐資訊

經民連前任會長、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徐偉群則回憶,「當年馬英九要跟中國簽服貿協議,我們沒有人知道,賴中強是從《經濟日報》一個小角落看到,他對我們說這是重要問題。後來公民團體反服貿運動的過程中,大家對服貿協議的認識,從內容到政治議程、引發的效應,例如服貿協議的哪個細節跟什麼有關,這些知識的生產,源頭全部來自賴中強。我們也沒有人可以幫他,因為涉及國際貿易及經貿法規,又囊括非常多種服務業,包括電信業,這些我們都不懂,公民團體夥伴的屬性大多不是這個專長。」
徐偉群說:「他每天早上起來都會花很多時間閱讀所有報紙,他是一個商務律師,卻花這麼大量的時間收集這麼多資訊,不間斷地做一些很基礎的工作。還有,我認為他有超乎常人的能力,他把律師事務所顧得很好,是成功的商務律師,而且他滿自豪的,但在此同時,他又花這麼多時間精力投入公民運動, 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我看過也有很多人都是很無私的投入社會運動, 但他應該是最特別的、能夠兼顧這麼多事情的人。」
賴中強的專長恰好是商法,不論服貿協議或中資滲透,他都比一般人更嗅得出隱藏其中的種種蹊蹺,他自己也說:「沒有《公司法》實務背景的人,看這些問題,可能會忽略一些關鍵要素,我參與過一些重要的案件,讓我在看相關問題時更敏銳,比如持股意味著什麼、董事意味著什麼。」
只是,他在律師本業以擅長《公司法》著稱,卻又長年關注中國政經滲透,尤其中資議題,此題敏感,不擔心推走一些企業客戶嗎?對我們的提問,賴中強只淡淡答了幾個字,「就是選擇嘛。」

歷史意識強 更不忘初心

律師其實也是生意人,卻又不只是生意人。談起他嚮往的1920年代幾位律師時,他就說:「我借用王泰升老師的說法,他們既是鬥士,又是生意人。葉清耀替治警事件的被告辯護,鄭松筠、蔡式穀在『台灣文化協會』擔任理事,整天想著如何對抗日本人的統治,他們是鬥士。同時他們也在台灣進入現代商業社會後,扮演重要角色,文化協會辦過夏季學校,蔡式穀去講『憲法大義』,鄭松筠講『關於契約的注意』。」賴中強解釋,台灣當時接受了現代民法的契約概念,是極大轉變,「從封建到契約,變成以人為權利主體,每個人都有自主權。」
他又說:「台灣每換一個殖民者,想做的事就是把你的記憶抹去。每一個反抗運動,最大的問題是傳承與累積。」律師事務所也需要經驗傳承?他指著那本《揭開中資滲透台灣的假面》說:「比如這本書,你怎麼面對中資?這是不是法律?絕對是法律。這經驗能不能傳承,會影響你知不知道如何去面對外來資本的滲透。」先前談到傳承時,他也說:「你如何跟統治者搏鬥?如何延續台灣的民主追求?記憶是很重要的,傳承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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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中強手上這本《揭開中資滲透台灣的假面》,書中有不少中資滲透台灣的個案,更指出我國至今仍有幾個尚未填補的重要法規漏洞。
他的好友、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吳介民就形容,「賴中強有很強的歷史意識,這非常重要,加上實踐上的堅持,才讓他表現出今天這個風貌。他如果沒有歷史感,可能也不太清楚他在做什麼,我說的是更深刻的意義上,他在實踐什麼。」
吳介民又說:「他堅持理念,持續不懈,毫不妥協,也不忘初心,從年輕時為台灣的民主、到後來為了台灣的主權,一直在奮戰。很多同時代跟他一樣年紀一路走下來,有些人變得形狀不太好辨識或奇奇怪怪,可是賴中強一直很清楚、很透明,這是他的正字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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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清耀是台灣第一位律師,在當年「治警事件」中替蔣渭水等被告辯護。(翻攝自國家文化記憶庫網站)
民主、主權,搏鬥、傳承。律師是生意人,也是鬥士。採訪結束後,我們google才知,葉清耀正是蔣渭水的辯護律師,一審時他替治警事件中包括蔣渭水在內的所有被告,爭取到全部無罪判決。我們方驚覺,那像是日治時期的一場美麗島大審,而我們渾然不知,也許這正是賴中強所說,土地上的記憶已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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