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吃人的人也是人　專訪中國流亡藝術家　巴丟草

巴丟草（Badiucao） 小檔案

• 出生：1986年
• 經歷：中國流亡藝術家
• 獎項：哈維爾創意異議人士獎、澳洲沃克利新聞獎（Walkley Awards）漫畫類

你未必認識「巴丟草」，我們在此也不便書寫其真名，但你應見過他的諷刺漫畫：身穿病人服的劉曉波上了天堂，被軟禁的劉霞獨留人間；林鄭月娥雙頰詭異發福，原來與習近平共用同一張臉；普丁津津有味啃著一條動物的腿，細看才知那腿屬於人類；以及，近年被二創成大量哏圖的瀕死小熊維尼，被習近平騎在背上、作勢槍斃。

他今年8月在澳洲開個展《存異》（Disagree Where We Must），議題觸及香港、烏克蘭、西藏與新疆維吾爾人權，一隻中國公司泡泡馬特（ POP MART）推出的爆紅玩偶Labubu化身紅衣警察，持紅棒現身新疆集中營，一臉詭笑，畫面令人不安。

叔祖挨批極右　父母警惕

巴丟草造型多變，背後也有安全考量。他曾著女裝現身公共場合、短期增胖又暴瘦，「我曾在半年內減去30公斤，可是，我現在很胖，呵呵。」他今年訪台期間接受專訪，理了平頭，下巴卻蓄著虯髯客般及胸髭鬚，而他每天都以護髮素保養這把鬍子。只是他不到40歲，那鬍子已見幾縷銀白。

他行程低調，原因也是安全顧慮，幾乎所有行程都是單調的「兩點一線」，若無可信任的人陪同，只往返會議會場、飯店，「每次來台灣都沒辦法盡情走走，我很希望和台灣有更多連結啊。」

藝術家談最多的還是創作。重彩濃墨裡，但凡牽扯中共政權，紅色是種理所當然的底色，但他說，所有顏色並沒有自帶意義，「意義都是人賦予的；香港民主運動是黑色、黃色，台灣獨立運動是綠色；當我們談到紅色，在中國語境裡，是共產主義的顏色，也是烈士鮮血的顏色。」

他又問：「但是，紅色就一定得是共產黨嗎？我要去再現、表達、擁抱它，對於紅色的再定義，可以是對『中國共產黨對於紅色的主導權』的稀釋。這行為的本身，也是一種反抗。」

巴丟草家族祖上不乏烈士與鮮血。他爺爺、叔公活躍於1930至1950年代影劇界，叔公被譽為「演劇皇帝」與「電影皇帝」，爺爺則為知名編劇。1957年反右運動中，大批知識分子遭打壓成「右派」「階級敵人」。導演艾曉明近年的紀錄片《夾邊溝祭事》就紀錄近3千名「右派」被下放甘肅勞改，多人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慘劇。

巴丟草的爺爺亦無從倖免，被遠謫到大西北的寧夏勞改農場，臨了前連故鄉泥土都沒能沾上。但爺爺究竟是餓死、病死還是勞動過度？後代皆無可查證。「我爺爺只有一紙死亡通知書，沒有遺物、沒有遺骨。就連人存在過的證據，也都沒留下。」巴丟草又補充，「在那個年代，有死亡通知書，已經不錯了…」

巴丟草的叔公則死得更慘烈。公開史料記載，數場批鬥後，他縱身躍入黃浦江。我們找到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於1958年刊登的評論，稱巴丟草的叔公是電影界的極端右派分子，「影響著許多年輕的編導，往人家的作品裡灌注著他的毒汁。」

半世紀後，2007年，香港《開放雜誌》出現一篇替他叔公平反的文章，「1959年4月間，在一個春雨綿綿的黃昏，上海市南匯縣的灘道上，被潮水沖上一具腐爛不堪的屍體，面目已經完全不能辨認。」「經公安局驗屍，法醫確認為失蹤達17個月之久的極右分子。」

「我爺爺和他兄弟的作品當時被歸類為『毒草』，他們的作品對人民是不利的、有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成年後的巴丟草找到那些被稱為「毒草」的老電影，「很荒誕的是，我爺爺和他兄弟都獲得了平反，然後，中共現在把他們的遺物、遺作放在電影博物館裡。」

作為「作品被放在電影博物館裡的大師」的後代，巴丟草的父母並不以此為榮。「我父母並不是以驕傲的態度，去告訴我家族的故事，他們更想藉此警告我：不要去做跟和爺爺一樣的選擇、不要成為藝術家，人生的一切，都不要扯上文化、藝術、政治與權力。」

下載盜版電影　才知六四

父母的憂心像不祥預言，巴丟草如今成為全球聞名的藝術家，作品一次也沒在中國展出，倒頻繁被展覽在歐洲的博物館。反共並非初衷，先不論家族慘案，他政治啟蒙來得不算太早。

巴丟草出生於1986年的上海，與大部分城市裡的孩子並無二致，「你被關在一個無聲的班級，永遠沒有休息，未來都傾注於高考（大學聯考），唯有考入大學，你才可以打遊戲，可以不去聽課，可以交女朋友，可以放飛自我。」

2007年，放飛自我的華東政法大學學生巴丟草和同學在網路下載電影，他有點不好意思，「我們非法下載台灣言情片，那檔案太大，但我們沒多想。」「看到一半就感覺不太對了，忽然被剪接到一個大屠殺的影片，後來我們意識到，這是關於學生運動的紀錄片，再後來才知道，這是美國人拍的紀錄片《天安門》。」

近年他在全球布展、受訪，這段經歷往往被西方媒體提及，「我認識六四事件的過程，常被記者塑造成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特殊時刻，好像看了《天安門》，我就變成了另一個人。」但他強調，自我認同發展的實際歷程，遠比2007年那個充滿戲劇張力的下午來得無趣、緩慢。

「我大學畢業就離開中國。離開是很必要的。」2009年，上海男生巴丟草拿了學生簽證進入澳洲，他說當時也沒多喜歡澳洲，「我目標明確，就是不要留在中國。台灣？（中國籍）很難拿身分證。歐洲？（對中國移民政策）比較複雜。加拿大、澳洲和當時的美國，是比較好的選擇。」

「既然我已經來到新的國家，就不想把自己當作一個疏離的客人。」23歲的巴丟草剛到澳洲，期許自己：「我不要有那種『寄人籬下』『別人要來幫助我』的狀態。我要在這個社會重新發現我自己，去成為這社會的中堅力量。」落實在生活中，不外乎學好英文、打工、找工作；生活穩定之後，才有餘裕關心中國。他花6年拿到澳洲公民身分，2011年起，巴丟草諷刺漫畫創作始於網路，為了在中國的家人，他一直匿名，這種打游擊般的匿名藝術行動與辛辣幽默的視覺衝擊力，逐漸引發全球媒體與讀者關注，有人稱他為「中國的Banksy（班克西）」。

2018年，他以《香港自由新聞》（HKFP）撰稿人身分，在香港舉辦大型國際畫展，公開宣傳後，傘運領袖黃之鋒、俄羅斯女子龐克團體「暴動小貓」（Pussy Riot）都說要來助陣，展前中共卻查出他的身分，施壓他的家人要求取消畫展，港方協辦人也遭威脅，稱若堅持開幕，上海國安將現身會場。當時尚未有反送中運動與《國安法》，中國警方公然干預港人畫展，引發震驚。

不被祖國原諒　頻遭跟騷

巴丟草顧及家人與所有協辦者的人身安全，與主辦單位共同決定：取消畫展。「這段時間，我要做個決定：我繼續畫？還是不畫？還是，我就乖乖聽話，把自己消失掉？」

巴丟草的爺爺和叔公曾是乖乖聽話、接受批鬥、成天忙著給自己寫檢討報告的人，最後他們被消失，死不見屍。他決定畫下去，「我必須堅信我做的事情。另外，從比較實際的角度來講，我不覺得我停止之後，他們（中共）就會忘記我、或者原諒我。哈哈。」

2019年六四運動30週年之際，這位不被祖國原諒的藝術家，決定在澳洲紀錄片《中國異藝者》（China's Artful Dissident）摘掉面具，以真面貌示人。2019年，香港反送中爆發，有香港人將他的作品印成海報，展示街頭。曾經無法布展的香港，街巷竟成為張貼他作品的畫廊。

巴丟草猜測，中國官方可能曾派人到澳洲跟蹤騷擾他，意圖阻止紀錄片發布。「當然啦，中共不一定是『派人』騷擾我，他們也可以直接在當地找人做這件事，」澳洲幅員廣大，出於安全考量，他刻意不開車，長年搭公車，不停搬家且刻意選擇居住在較少華裔人口的社區，鮮少見到華裔面孔。

紀錄片上線前夕，他在回家公車上見到少有的大量華裔面孔：4名中年男子包圍了他，4人皆佩戴藍牙耳機，穿同款夾克，「就是那種中國官場的夾克衫，青灰色那種。」

他不敢直接回家，警覺地提前下車，立刻有2人尾隨。「他們跟著我。我突然180度轉彎，從他倆中間穿過去，趕快進入一間大型超商。」「我在裡面待了半個小時，反反覆覆地見到他們，最後他們…買了一桶牛奶，還有一根香蕉。」「有趣的是，他們並不會使用澳洲超商的自動販售機…我就覺得，靠！太明顯了吧。」「然後，我就拍了他們的照片。」

他並非不害怕。脫險後，還是忍不住想：這群人是中共派來出差的嗎？還是中共花錢找來的人？「我其實滿緊張的…你不知道他們只是要宣示『我們在場』？還是要告訴我『我們知道你住哪』？還是，他們已決定要對我不利？」

他還遭遇身分被不明人士冒用。2023年10月，澳洲總理艾班尼斯（Althony Albanese）證實，以洩漏國家機密為由被中國扣押3年的澳洲籍華裔主播成蕾已於當天獲釋。數月後，巴丟草在一場聚會首度與成蕾見面。令他意外的是，成蕾笑著提醒他，「我們不是見過了嗎？」

中國大使館　威脅阻開展

細問之下，巴丟草才發現有人曾佯裝他當時的落腮鬍造型，自稱是「藝術家巴丟草」，戴上口罩，在一場公開活動中接近成蕾，而成蕾相信了對方。令巴丟草細思極恐的是，對方彷彿預先掌握他行程，清楚他當天不會出席該場活動，並精心扮演他的身分。「我漸漸體會，有些東西躲不掉，也沒必要躲。」「唯一能更安全的方式，就是多發聲、多和媒體談話，得到公民社會支持。」

2023年6月，巴丟草以習近平大外宣口號「講好中國故事（Tell China's Story Well）」為題，在波蘭華沙烏亞茲多夫城堡當代藝術中心（Ujazdowski Castl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舉辦大型展覽。烏俄戰爭未歇之際，他2幅作品致敬名作《農神吞噬其子》，取農神害怕孩子們推翻自己、故而吞噬孩子的典故，諷習近平與普丁活人生吃。

消息一出，中國駐華沙大使館先是發送電子郵件並致電博物館施壓，該館長貝托維奇（Piotr Bernatowicz）也對媒體證實，一名中國代表向波蘭文化部發抗議信，中國駐華沙大使館文化參贊姚東曄隨後殺到展場，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強硬要求立刻見館長。姚東曄並威脅，「我們要求你取消展覽，是在幫你。否則將不利於中波外交關係。」「這場展覽傷害了在華沙的中國學生。」「我不能保證這些學生會不會來展覽、試圖做些什麼？」

展覽結束後，巴丟草收到澳洲大使館警告，情資顯示，從波蘭搭乘返回澳洲的航班「需要非常小心」，應避免途經許多可能與中國簽有引渡條約、或可能被中國特工綁架的國家。「簡單來說，除了日本，幾乎所有中東、亞洲國家都有風險…」他因此取消原航班，選擇另家航空公司。

和作惡的人　的人性和解

中共跨境鎮壓意圖使他恐懼；然而更使他畏怖的，是創作期間的田野調查過程。「我的許多作品都和中國實際發生的事件相關，我必須直視那些東西。」他曾與遭中共刑拘的中國獨立作家杜斌合作《陰道昏迷》系列插畫，紀錄瀋陽「馬三家勞教所」裡女性遭遇的酷刑虐待與性暴力，具體細節，幾乎令人不忍細讀。

身為「被勞改者」的後代，巴丟草對勞教營、勞改營、集中營議題並不陌生。只是這些酷刑細節幾乎摧毀他的世界觀，「做完那本書，我最大困擾並不是『折磨』本身，而是無法想像，一個人怎能對另一人做出那種事？」「這是對人性的巨大疑問。我要重新構建價值觀，設法去理解：街上迎面走來的一個中國人，怎可能做得出那種事，且心安理得地回去繼續擁抱他的孩子？」

「一個本來正常的人，怎麼變成屠殺機器？」他讀漢娜‧鄂蘭經典作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平庸之惡報告》，想知道正常人何以瘋魔，「這本書提供了一個視角，去解釋為什麼這種暴行會和『跟我們是一樣的人』身上存在。然後，通過這種了解，也是一種和解的過程。」

和誰和解？「我必須和『這些作惡的人的人性』去和解，」巴丟草解釋，「我本來不接受這是人性的一部分，現在，要接受它。」

「如果我覺得，哇，這不是人幹的事，所以你也不是人，那麼，我是不是也可以把這些事情做在你身上？」「對於曾加害於我的人，我如果想復仇，我可不可以用『不把對方當成人』的方式去復仇？」「這合理嗎？要跳出這個死結的唯一方式，就是重新理解你是一個人，理解一個人是會在某一特定情況下做出這種事，儘管我譴責和否定你的行為，但我並不否定你仍然是一個人、仍然有人性的事實。所以，我需要和人性的本身，去和解。」

對於你筆下的習近平、普丁，你也願意和他們的人性和解嗎？「是的，」巴丟草點點頭，「我透過畫作表達的是他們的行為，但我並沒有說『你已經不是一個人的存在』。如果我只是把他們視為瘋狂的動物，作品就不會有張力。他凶殘邪惡冷血，但我也要表達他們的徬徨恐懼—因為暴力有時是恐懼的反應。那是複雜情感，必須是建立在『我仍然認可他是複雜的人』的基礎上。」

「你要接受：人是會吃人肉的。但你依然要接受他是人；如果你把他非人化的話，那你跟他就沒有區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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