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期間擔任美國羅斯福總統經濟顧問的哈佛學者Gardiner Means，在1932年與律師Adolf Berle合寫了一本《現代企業與私有資產》，其中的觀念對接下來50年的企業行為和管理哲學帶來了深遠影響。二戰期間與戰後的美國大型企業，在工會的制衡下，常投注大量成本與心力在員工退休金、社區建設，以及富前瞻性的研發活動上。
但到了1970年代，大企業逐漸僵化的組織，以及效率低落、財務透支等問題，激發了由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領導的新古典經濟學派崛起。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lton Friedman等人高舉「市場機制」，主張企業不需肩負社會責任，資本家唯一的任務就是在法律容許範圍內，將利潤極大化，其餘皆次要。
但Friedman對企業的狹隘定義，將公司的市場角色與社會角色一刀兩斷的結果，卻又導致了所謂的企業掠奪者（corporate raider）和股市禿鷹大舉出籠，藉由收購股權在董事會內取得多數，逼迫管理者削砍預算、大幅裁員、縮減研究經費和員工退休金，或是用無止盡的併購重整，來推高股價、遂行利潤極大化的目的。回顧80年代至2008年金融風暴前的美國股市和財經消息，反映的都是這種「股東至上」市場心態。
然而，2008年美國金融業的崩解危機，暴露出過度仰賴自由市場經濟所造成的苦果：貧富兩極化、失業率上揚、薪資凍漲，讓社會上湧現仇富心態，與對制度的不滿。根據2018年一項蓋洛普調查，如今美國民眾支持資本主義的比例已經跌破五成，只有45%的人認為資本主義比較好；相對來說，支持社會主義的比例卻不斷增加，尤以年輕人和千禧世代最為明顯。不久前美國財富雜誌所做的一項民調顯示，在25到34歲這個族群，有八成的人表示心目中的理想企業是「具有社會意識的公司」。
顯然，民眾對一家企業在社會中所扮演角色的期待，已有急遽變化；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投出令主流政壇和企業人士跌破眼鏡的結果，就是初期徵兆；而此一徵兆在2018年美國總統大選，極左和極右候選人同時反對全球化的那一刻，又更加具體浮現檯面，加速了企業主自省和表態的腳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