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發後，陳伯謙被列為嫌犯時，有發現任何端倪嗎？莊奕凡說：「沒有端倪，沒有端倪。」一連說了兩次，表示自己都非常意外。
【撕不掉的殺人標籤番外篇】殺人犯有既定形象嗎？ 他說：人會把猜想，灌注在恐懼的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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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奕凡回憶起和陳伯謙第一次碰面的情形。那時，他創立的野青眾在華山大草原辦「120草原自治區」活動，「有一個線上招募的活動，就是你來，把想做的計畫提案上來，合乎這個草原的精神你就來做。他其實本意是非常好，他想推廣原住民的傳統文化，那個文化就包含弓道，包含刀藝，雖然看起來很危險，但就是傳統工藝而已，沒有任何害處的。」
命案發生前，草原就一直不平靜，多次被鄰近社區的里長控訴噪音汙染，「他們來說吵，我們音樂就關小，還是以不要打擾到周遭的人為最高守則。但這不只是音量的問題，還包含觀感…對他們來說，這邊就是放置了一堆垃圾，一群年輕人每天在這邊喝酒，抽菸，也不知道抽什麼東西。這個地方變成一個潛在的危險地帶。但雖然里長抗議多次，實際上我們只有接到一張罰單，而且那張罰單還是別人來借場地，發生的罰單，是別人的。我還沒有吃過噪音罰單。其實我們並沒有那麼白目…」
還有裸體，華山那時也被繪聲繪影地形容，說開過踝體趴，關於這件事，莊奕凡的說法是：「人因為不了解，就會把他的猜想灌注在他恐懼的事物上，會被說裸體趴，純粹是因為有一個人常在草原上裸體，就一個人。」即使是一個人，也該制止吧？他說：「我那時候是這樣想的，因為草原是一個公共空間，那他要怎麼做也是個人的行為，我們沒有完全的約束力，因為我們不能說誰能進來誰不能進來。」但道德上的呢？比方說殺人事件？「說真的我不認為這個社會上有誰不知道殺人是不對的。那他裸體，後來警察來抓，我也是跟他說，這件事你以後還是注意一點，畢竟會攸關到全場。一開始我不去講，是因為我知道他要訴求裸體除罪化，我認為這個地方是讓大家可以講自己想講的事，有論述，不會違害到他人。但如果有問題的話，你要自己承擔，場地方不會庇護你。」
和莊奕凡談話，能清楚感受到，他是一個有膽識也有知識的革命青年，邏輯清晰，辯證有理，唯有政治不正確：休學但不修邊幅，做模特兒不做正職，有賺錢但不存錢。採訪當天，他在臉書上PO出一個仿電影《鬥陣俱樂部》的概念app，讓人尋找鄰近的陌生人「約打」。我說，《鬥陣俱樂部》主人翁活在一個虛無裡，資本社會萬事齊備，身而為人的內在反動趨力無處喧洩，最後才說出了：「我們這一代沒有大戰，沒有經濟大蕭條。我們的戰爭在精神上。我們的蕭條就是我們的生活。」這樣的話。莊奕凡表示同意，但那樣有點浪漫的、在虛無裡匍匐前進尋找真理的生活，終究被一場命案終止了。
他說：「我也一直在想，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不可能從一開始就知道他會殺人啊，他又沒有前科。草原上，其實有一群非主流的人聚集，這個人相較之下是最正常、最像社會大眾的人，有正當工作，有家庭有小孩，也是草原上唯一一個，可以拿一大筆錢出來蓋自己計畫的人。可是最後出事的，不是草原上每天不知道在幹嘛的人，而是他。」
究竟怎樣的人，才符合一般大眾所謂的「殺人犯」形象？當咖啡店老闆也可以被說成是龍門客棧老闆，網美小模毫無緣由被說成蛇蠍女，革命青年則變成引狼入室的嬉皮…採訪結束後，我們邊走邊聊，我把採訪他最初的想法提出和他討論，沒有結論，只有一句話又浮出來，是他說的：「人因為不了解，就會把他的猜想，灌注在他恐懼的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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