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現場】信任的懸崖 吳乙峰未完成的生命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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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吳乙峰被爆對參加紀錄片培訓的學員性騷擾,學員P選擇對大眾發聲,Me Too問題再引關注;後吳乙峰所經營的微光影像公司因此遭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解除合作。(左圖翻攝中壢光影官網,右圖為示意圖,翻攝臉書)
2021年初,吳乙峰被爆對參加紀錄片培訓的學員性騷擾,學員P選擇對大眾發聲,Me Too問題再引關注;後吳乙峰所經營的微光影像公司因此遭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解除合作。(左圖翻攝中壢光影官網,右圖為示意圖,翻攝臉書)
她們本要相偕而來,但Z遲到了。晨光下,車水馬龍的便利商店,K一身黯淡,大大的背包在身前,神情防衛、忐忑不安。但在2020年8月前,K對這世界,曾滿懷信任。
2016年,紀錄片導演吳乙峰經營的微光影像公司(下稱微光),甫承接桃園市政府舉辦的「桃園城市紀錄片徵選暨培訓活動」。想學拍紀錄片的K到微光工作,但後來多半負責行政,統籌各項庶務內容乃至投案或後續執行。K不太自信,但吳乙峰在工作大方授權讓K摸索,5年來,困頓、挑戰與進步,讓她逐漸成為團隊的核心角色。
不只K,2016年12月來到微光工作的Z亦然。未滿30歲的她原在地方刊物當編輯,透過在城市紀錄片培訓活動學習的朋友知道吳乙峰,當時吳乙峰開辦桃園電影節,需要人跑田野,「他強調自己以人為主,說桃園電影節要跟人民、土地有關,必須接地氣,聽起來很棒,所以我直接離職,接了這份工作。」
高度相信吳乙峰幾乎是微光所有成員的共識。周少強的專業是行銷,或因同志身分,對弱勢抱有熱情,改自學社工,到社福團體做桃園在地長照。「5年經手300個個案,看見老人孤獨死、被遺棄,感到崩潰,後到立法院當助理協助病主法施行。」這期間,他報名桃園紀錄片比賽,於賽後被吳乙峰留下工作。
薪水不豐裕,但周少強堅信「錢不重要,只要對世界有意義,我這個人就有價值。」而吳乙峰對人的敏感度是他被說服的關鍵。周少強說,「他會依每位學員的性格去對待他們。像我不見棺材不掉淚,他從不阻止我,就讓我跌跤,但在我跌倒時立刻承接我。」亦師亦友又亦父,每年都有一名紀錄片培訓學員成為微光員工。「沒想過有天會收到學員投訴吳乙峰性騷擾。」
2020年8月,學員P寄信給微光的工作人員,內容是吳乙峰某次責罵一位學員的進度不良,因P面臨同樣處境,覺得壓力很大,指控吳乙峰夜半傳LINE給她形同騷擾。K說,吳乙峰性格即知即行,半夜傳訊息給學員討論或指引紀錄片拍攝方向很常見,「所以當時以為P是不適應教學模式。」
但吳乙峰擔任帶領討論且角色吃重,微光成員與紀錄片培訓導師認為如果多數學生不能適應,應打破原有教學模式。希望公開討論,遭P拒絕。11月,K看到LINE截圖,內容是吳乙峰拍的夕陽,描述散步時這景象使他聯想一件害羞的事。「P沒回他。而隔天早上他致電P說餘暉使他聯想P的唇膏色澤。」
性騷爭議爆發後,吳乙峰傳訊息向全體培訓學員致歉。(翻攝臉書)
微光成員向吳⼄峰求證,吳⼄峰否認騷擾,僅說⾃⼰對P過度關⼼。微光總經理⽑致新認為,短訊讀起來像「把妹」短訊,「造成困擾,就該道歉。」吳⼄峰於11⽉4⽇寫公開信向所有學員致歉。P接受,但聽聞吳⼄峰私下表⽰⾃⼰是不滿教學⽅式才抹⿊,加上得知吳乙峰不是首度騷擾他人,讓她決定在網路發聲,並指控負責處理的K與毛致新包庇吳⼄峰、是共犯。K驚覺自己傷害了P,加上後續調查使她想起一件遺忘的事,K才意識到,自己也曾受害。
某年微光在宜蘭辦培訓營,為方便學員諮詢剪接,師生共住一間民宿,民宿外有露天咖啡桌,一日吳乙峰指導學員後,和K及幾位同事聊天喝酒。K說,當時同事處於人生低谷,正互相傾吐,「而吳乙峰說他脖子痛,我剛好站他旁邊,就拉我手叫我幫他按。」
但拉手卻變成討擁抱,「他酒後都會討抱抱,不管男女,所以當時有抱,接下來卻像要親嘴。」K因驚訝而反射性避開,「他卻勾著我T恤衣領往裡看。」再後來,吳乙峰說要睡覺,起身後踉蹌,K與另位同事攙扶吳乙峰回房。吳乙峰有睡眠呼吸中止症,K替他戴上呼吸器後欲離開,「他又拉我的手要我晚點去他房間。」K以要跟同事說話為由拒絕,不久後吳乙峰又從房間走出回咖啡座。「不過後來他睡著,中途醒來自己走回房間。我不知道怎樣理解那個情境,也不知道如何消化與處理,只好刻意淡忘。」
Z的經驗則發生在一次尾牙,宴席上酒酣耳熱,吳乙峰張手摟身旁同事,「我當時跟他中間還有一人,但他人高馬大,一隻手臂能摟住兩人。」Z感覺吳乙峰的手從她脖後向下游移至衣領,指頭似有用力觸碰,「當時有點茫,2、3秒後感覺不對,趕快站起來。站起後,卻停止思考這件事。」事過境遷,Z也忘了。「直到P的事件才重新想起,而且一想起就想哭。」Z抱著困惑去諮商,發現哭的情緒來自長期無可傾訴的積累,「因為以前也有被亂碰,說不出口。」
前往採訪途中,身旁一位男性曾問:「所以這兩位漂亮嗎?」社會浮泛定義的美麗,仍常被當作性騷擾的要件。這不僅是生理男性的直覺,同時也深植女性腦中。種種文化因素加諸關係遠近,深深影響女性對身體距離的判斷。
K前一份工作常有外租場地需求,一次她與擔任社區理事長的里長租借場地,在前去開門時遇見里長,受邀到避風處抽菸。「沒想到他突然抱我,說『風很大這樣比較不冷』。」K一時無法分辨里長意圖,直到里長湊上嘴要吻她。
「當時比較沒有性騷擾的概念。小時候老師會教『身體很重要,不能隨便被碰』,但碰到什麼程度才叫性騷擾?」是因里長後來說「親一下又怎樣」,才使K感到身體與情緒的雙重侵犯。「但就算憤怒也無法立刻反擊,怕他惱羞成怒。」
吳乙峰曾讓K一度想起里長的經驗,「但跟吳乙峰關係緊密,知道他酒後會失態,所以比較寬容;但一方面也困惑,他說把我當成妹妹,怎會對妹妹做這件事?」困惑使K自我懷疑,「既懷疑他是否真的想幹嘛,也懷疑是作夢。甚至懷疑他是否對我有感情?也擔憂對別人說會不被相信。」
紀錄片導演吳乙峰立志推廣紀錄片拍攝與培訓,近年與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合作「桃園城市紀錄片」培訓,頗受好評。(翻攝中壢光影官網)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副教授李佩雯指出,無論男女,只要曾被不當觸碰,絕對能分辨其與不小心的差異。但女性的社會角色跟性別常使她們背負特定期待,才導致噤聲。「如在公車上被亂摸,若大叫『不要摸我』,對方回嘴『誰要摸妳、妳長那麼醜』,女性可能會不知道如何承擔那後果。」另方面,社會習於規訓女性的身體展露權力,「這讓我在被吳乙峰碰觸時,產生了羞恥感。」Z說。
Z的噤聲牽涉生命史的創傷。Z父親從小外遇,母親經常歇斯底里對她情感勒索,入微光後,她和吳乙峰會談,「他說我的狀態是長期接受冷暴力的創傷。」吳乙峰的理解像浮木,他所經營的微光則是避風港;「當時職場人際關係還沒有很緊密,加上從小就壓抑,因此切斷自己的感受,因為不想破壞關係或當下和樂的氣氛。」
李佩雯分析,吳乙峰事件受害者處於「敵意環境」,是典型權力存在的時刻。「明明對這個人沒意思,但因要學拍片、要工作,所以害怕後果。就像霸凌。被困在一個無法離開的處境中。」遺忘則是因為:「社會常檢討被害者。被害者只好自我模擬『我是不是想太多』來解套、以為沒事。實際上,創傷沒有真的過去。」
K與Z之所以憶起創傷,來自調查P案時發現吳乙峰有騷擾前科與被控涉嫌性侵,且其行為模式與自身遭遇雷同。涉嫌性侵一事,甚至導致吳乙峰和紀錄片導演李中旺等人所創的紀錄片新星「全景傳播基金會」因此解散。
拍攝紀錄片易大量擾動內心、造成情感依附,紀錄片工會認為,教學者若利用這點對學員進行權勢騷擾,非但不宜,且將對被害者造成嚴重創傷。(桃園光影電影館提供)
1980年代,政治剛解嚴,禁忌被衝撞,諸多創作或記錄者將眼光調轉至草根的土地與人民。導演王小棣當時想製作類紀錄片的節目《百工圖》,委託李中旺承包攝影,甫退伍的吳乙峰接手其中一集,和李中旺結緣。
李中旺對吳⼄峰的初次印象是「⼟味很重」,但熱情,⽤⼼。《百⼯圖》開拍⼀段時間,吳⼄峰對電視圈結構多有批判,他找李中旺等人成立「全景⼯作室」,幾個年輕人胼⼿胝⾜打造⾃⼰理想的製作環境,立志製作、推廣紀錄片;他們看著彼此成家、⽣⼦,於⼯作相互扶持,家庭⽣活也緊密連結。「我們當時都認為大家有一種革命情感。」
1999年,九⼆⼀⼤地震發⽣,全景團隊進駐中部,5年後陸續拍出多支膾炙⼈⼝的紀錄片。其中最廣為好評的即是吳⼄峰的《⽣命》。《⽣命》創下票房3,000萬佳績,為向來慘澹的紀錄片立下市場開發基礎。全景帶著系列紀錄片全台放映,吳⼄峰也成為台南藝術⼤學⾳像紀錄所的老師。「但2004年我接到⼀通電話說 『吳⼄峰不配擁有這樣的名聲』。」蔡靜茹時任全景基⾦會執⾏長,訝異問對⽅發⽣何事? 「她沒描述,只要我去了解吳⼄峰在學校的狀況。」
李中旺與蔡靜茹透過曾參與全景紀錄片培訓、後至南藝大唸書的學員打聽,發現吳乙峰常在酒後晚上邀請女學生到他房間,或約學生在封閉處談話。蔡靜茹與吳乙峰對質,吳乙峰表示「那是婚外情,你情我願」,卻追問「舉發的人住在南部還北部?」蔡靜茹直覺不對,調查後掌握5名受害者——有人被示愛、被要電話,而A則曾與吳乙峰發生關係。「A很懊惱,同學鼓勵她譴責,但A覺得自己喝了酒,反而自責自己陷入局裡。」
無論被害者情緒是否平穩,都因吳乙峰有資源、名聲好而不敢舉發;也有人向朋友傾吐卻被說:「老師仰慕你啊!」讓蔡靜茹最無法接受的案例,是吳乙峰一次挖掘B生的原生家庭背景,「B哭到不能自己,吳乙峰去扶她雙肩,結果她一抬頭,吳乙峰竟只穿一條內褲!」吳乙峰抱著錯愕的B往床上去,B情緒錯亂,怕被傷害,但最後仍推開逃離。後來她嚴重憂鬱,久久未能康復。
蔡靜茹確認吳乙峰在南藝大對學生性騷擾,擔心培訓營也有相同情況,輾轉調查,果然如此。蔡靜茹為全景的培訓理念擱置導演工作,「很震驚。以為我們在教學,讓想說故事的人來學習我們的專業、創造彼此信任的學習環境,卻有人藉此一逞私慾。」幾乎整整1年,全景全員深陷折磨,最後於會議中決議開除吳⼄峰並要求他辭掉教職,並對社會⼤眾道歉,「他⼝頭答應但後來消失。」全景也向時任南藝⼤校長的黃碧端申訴,「但她避重就輕,說『吳老師已經離職,跟我們學校無關。』」直到⼈本基⾦會協助才得通報教育部啟動性平調查,將吳⼄峰列入不適任教師。
彼時全景因九⼆⼀⼤震⽽有社會資源,「愈是這樣,我們必須要對⽀持我們的⼈道歉,如果社會願意接納跟原諒,才可以繼續下去。」但當時社會氛圍保守,被害者驚恐被媒體騷擾,「我們因諸多顧慮而無法公開道歉,只能⾃我了斷解散全景。」李中旺說。
微光影像公司總經理毛致新(圖)認為,吳乙峰長年被全景工作室解散與疑似性侵爭議的過往綑綁,導致他在這次騷擾爭議中,無法誠懇對學員道歉、造成更大傷害。
後來吳乙峰沉寂多年,創立微光,「我們沒有提出警告,擔心無憑據地抹黑人家。沒想到他故態復萌。」李中旺表情痛苦,覺得自己再度成為共犯,也促使全景前員工在P案發後聯合發出譴責聲明。全景前員工一致認為,吳乙峰有套騷擾流程——談心、篩選、言語試探、肢體行為。「他會嘗試去理解自己可以做到什麼程度」,李中旺說:「所以他說那些行為都是因為喝醉我很憤怒,他是知道酒可以脫罪才這樣說,否則案例不會如此相像。」
「但吳乙峰喝醉真的男女都抱。」毛致新說,微光剛成立時,每週至少有兩天會全員一起喝酒,「他抱人時是表達『我很愛你們,謝謝你們這段時期跟我一起努力一些事。』我感覺他是真心的。」毛致新補充,吳乙峰內心似有一股焦慮,很需要人陪。「他長年有睡眠障礙,半夜一點睡,3、4點就醒來,年輕時覺得這是特異功能,老了需要睡眠但睡不好,所以酒就喝得多。」
P案爆發後,K與Z對吳乙峰提起訴訟。試著聯繫吳乙峰想傾聽他的想法,他以已公開道歉聲明而拒絕。但答辯狀內,以K、Z兩人無法提出明確證據否認騷擾,強調肢體觸碰是因自己喜歡員工不將他當成高高在上的老闆對待,「一直以來都是像家人一般親暱和樂打鬧相處。」
吳乙峰的答辯,讓K、Z再度崩潰。毛致新試圖從南藝事件追溯分析:「他對南藝事件總是模糊帶過,僅說自己跟事件女主角偶爾聯繫,至於吳家人對南藝事件的認知一直是『婚外情。』」而全景因「婚外情」驟然結束,使吳乙峰一家人產生創傷與被棄感,長期接受心理諮商。「他復出後很少接受訪問,說怕被追殺。」毛致新推測,這或是吳乙峰做此答辯的理由。
全景結束時,李中旺要求吳⼄峰去做深層心理分析。但吳乙峰只找熟識的心理醫師朋友諮詢,「說是童年時期母親對他造成的創傷所致。」但無論是否創傷,李中旺與蔡靜茹認為,「重蹈覆轍,代表他沒有真正面對自己。」蔡靜茹直言:「不論性別,靈魂不一定健康,所以會外求支撐,讓自己有價值跟自信。如果一位老師理解這一點,卻利用,很可惡。」蔡靜茹認為紀錄片探索人的身心靈,要尊重他人如同自己一般。「學員無戒心地相信他們可以相信我們,交付自己最脆弱的部分,他卻把這東西捏碎。」
否認是否意味不知悔改?「我不確定吳乙峰『一定是』在設計陷阱,因人的行為都會有固定模式,自己卻不見得明白原因;而通常有雷同模式的騷擾犯,多半需要協助。」但李佩雯也提醒,以疾病解釋騷擾行為,可能污名化疾病,相對來說,也可能讓被害者感到自己必須體諒而更感痛苦。
讓被害者痛苦的其實包括法律機制不足。目前性騷擾相關法令分別為《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教育平等法》與《性騷擾防治法》,但就吳乙峰事件而言,3項法令都無法協助當事人。
毛致新說,事發後,員工先決議吳乙峰退出桃園城市紀錄片培訓營,其次是退出公司營運、思考修復P的創傷,「但微光是小於30人的公司,沒有申訴管道。」毛致新建議員工向桃園市勞工局申訴,讓公部門介入以避免內部認定產生權力壓迫,「但性別平等工作法只關注公司是否完成程序、有無補救措施,而非案件有無成立。」不過因吳乙峰事件引發媒體關注,桃園市政府明快地停止與微光的後續合作,並確認吳乙峰違法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2項「知悉前條性騷擾情形,應採取有效糾正或補救措施」。但這調查結果僅及於員工。
P非學生也非微光員工,僅能援引性騷擾防治法,「依法老闆是申訴處理人,但若加害者就是老闆,他會申訴自己嗎?」紀錄片工會常務理事陳育青補充,有別於性平法,性騷擾防治法沒有通報資料庫可供查詢,「所以才會有不適任教師前科,卻能繼續在學校以外的各種培訓課程教學。」
性騷擾不同於性侵的強制暴力,有時仍屬人際互動可挽救的程度,如何辨識權力、理解對方與自身處境,是騷擾爭議能否平息的關鍵。示意畫面,圖非當事人。(東方IC)
此外,P以Metoo為名公開譴責,卻承受很多壓力。「有窺奇和惡意留言,畢竟並非所有人都知道吳乙峰的前科、未必認同P對性騷擾的定義。」這導致P的2度創傷。陳育青同意性平事件應細分多層次討論,「但Metoo成為全球化的符號,代表過去我們對這件事無以名之。意味著我不會、不敢自己說,所以有人說了之後,說『我也是』,這是自我保護的概念,避免被當成箭靶。」
儘管較於好萊塢,台灣紀錄片圈沒有明顯社會位階差異,但陳育青說,「紀錄片拍攝會大量做內心擾動。學員初學習時,易取材家人、情感等經驗,而與指導者創造親密跟認同感,這同時也會大量釋放自己的訊息跟弱點,指導者若有所圖,在心靈層次上就會有所傾斜。」
蔡靜茹回憶:「有學生真的認為吳乙峰愛她,後來知道不只她一人,讓她嚴重質疑『這是愛嗎?』身心都崩解。」蔡靜茹曾痛罵以愛情做為包裝手段的吳乙峰:「什麼你情我願?如果她知道自己只是你性欲的出口,這女生會願意嗎?如果她景仰你或愛你,會希望建立這樣的關係嗎?」
近年台灣爆發不少騷擾爭議,總有生理男性覺得動輒得咎,擔心連追求都可能被誣陷為騷擾。確實不同於性侵的直接暴力,性騷擾有時發生於言語或文字,而其中有些看起來僅是情感挑逗。這之間的界線幽微,關鍵是如何辨別權力的存在。
「當有一方擔心拒絕會有無法承擔的後果,就是權力存在的時刻。」李佩雯指出,台灣社會對性騷擾的概念與定義仍停留在「鹹豬手」,「我們對騷擾的描述應該要比『不舒服』再多一點。」而言語挑逗與騷擾像一線之隔,但「當權力不對等,行為就有可能導致傷害;作為無論社會位置或身體上的優勢者必須知道,今天就算真的很喜歡對方,當行為可能產生傷害,就要多為對方設想是否要付諸行動。」
「其實很可惜,事情本來可以在吳乙峰第一次道歉就結束。」李佩雯說,吳乙峰對P的騷擾不到難以彌補的程度,「若當時深刻反省,有可能脫離處境,讓加害者與被害者一起離開。」
這起事件,因對權力的不敏感、法律機制的不足,導致被害人必須透過輿論聲討保護自己,最後被害者卻又被輿論2度傷害,而加害人則隱身不談。人際衝突處理走到最極端,和解成為不可能之事,對不同被害者來說,也不見得是平撫的結局。Z便說,「吳乙峰侵害我,但獵巫會讓人的人生崩壞。這不是我盼望的。」K亦說:「懲罰他不會讓我不受傷。最好的結束,是他要清楚認知他侵犯別人、並真實為此懺悔,我才會因此感到復原。」
「現實像一把殘酷的鏡子,經常荒謬地逼得你無處可逃,當你正要擊潰它時,它卻一溜煙地不見了。幸好在真實中偶然也會碰到一絲溫暖,那個溫暖,讓你喘口氣,繼續走下去。」這是吳乙峰《生命》巡迴時他所曾說過的話,在他再度勾起性平爭議的此刻,有人在殘酷中仍願給出餘裕。她們受傷,但願等待,吳乙峰對自己生命的誠懇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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