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舍依山而建，連儂牆上鬧哄哄地。此情此景頗有港式校園風格，陳健民曾任教4分之1世紀的香港中文大學跟這裡很像。只不過，62歲的他此刻身處台北貓空山腳下的政治大學，他此生再回中大任教機率，趨近於零。
【一鏡到底】天真是我的罪 陳健民
會員專區人物
陳健民此生有2樁最重要的事業：第一，他花20年在中國大陸協助建立公民社會；第二，在香港爭取真普選。因為後者，他無法再進入中國大陸，還因此被判刑16個月。他出獄後來到台灣，忽忽半年過去，中國公民社會搖搖欲墜，香港距真普選仍遙遙無期。
民主遙遙又搖搖，香港陷落再陷落，都探不到底。此前他在香港出書談獄中所思，出版社如今已無法再出版這本實體書；近日他出版台灣版《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談坐牢和受苦本身的意義－當人們傾盡全力，仍無法撼動體制，剩下能做的是共同受苦。
看到政大連儂牆，快要哭出來
「你看，這裡有小粉紅的留言。」陳健民背著雙肩背包，駐足社科院前，笑說學生在連儂牆上吵很久了。牆正中被貼以嘲諷味十足的「新中國言論自由改革示範區」，毛澤東比肩維尼熊，新的留言覆蓋舊的，繁簡體交疊，台港中混戰。陳健民顯然對成千上百則留言研究多時，指指吵得最凶的片區：「小粉紅自稱沒錢宣傳，暗示你們（支持香港民主運動者）有人動員。台灣同學很氣，貼一些發票、零錢給小粉紅說：給你錢，這樣你就有資源啦。」
眾聲喧譁，香港也曾如此。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陳健民眼見連儂牆誕生，也是這樣擾攘斑斕。「以前我帶大陸學生來看民主牆，看香港學生罵校長，他們很驚訝。」短短5年，景物人事皆非，「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我看不到連儂牆，因為我被關起來。」隔年他出獄，香港連儂牆被大片抹去，「我一直去尋找，全拆了。來了台灣以後很震撼啊，原來在（政大）這裡還有連儂牆，很感動，差不多要哭出來。」
判刑16個月，可能我犯天真
2013年3月27日，時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陳健民與時任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柴灣浸信會前主任牧師朱耀明（占中3子）共同發布「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信念書，爭取香港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2014年，占中運動爆發，其後演變成長達79日的雨傘革命， 陳健民因此於2017年遭香港律政司起訴3罪名：「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2019年4月24日，法院裁定陳健民「串謀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判即時入獄16個月。
傘運結束後，許多政界、法界人士都預言他無須坐牢，只是大家都猜錯了。「有法官私下說：你們這麼和平，很難坐牢的…」「可是，我預估最壞情況是判2年。」當庭被判16個月，他立刻看向旁聽席的太太，圈起指尖比「OK」，「可是她整個人呆了，完全沒反應。」他又笑說媽媽反而老神在在，「媽媽看完電視上的判刑，覺得還好啦，她以為要坐牢很多年，她就打麻將去了。」
他在獄中行為良好，因而減刑3分之1，2020年3月14日刑滿出獄。離開前，獄方問他犯何罪入獄？他答：「可能我犯天真。」他始終認為，以非暴力的違法手段爭取民主，是對抗不義的合理、有效方法。出獄前他正在讀愛情小說，剩2頁，獄方不准他讀完，「他們說：出去吧，外面很多人在等你啊！」他只好收書閃人。
當陳健民捧著書步出西貢壁屋監獄，上百支持者高呼「我要真普選」，好多人在哭，他露齒笑著奔向太太，接過花束，再笑咪咪地擁抱來接他的朱耀明。這段影片許多港人每看必哭，朋友告訴他，怎麼他出獄像放學，關了1年，整個人沒事一樣，「對香港人來講，我坐1年牢，沒什麼影響到我。他們覺得被鼓勵。」
出獄後，覺得香港變座大監獄
入監前，出獄後，陳健民只瘦了1公斤，外在改變不大，除了頂上多了薄薄一層霜。訪談過程，他多半時間笑著，其中又有一半時間，大概是因談及的事過於荒誕，忍不住爆笑。《立場新聞》創辦人蔡東豪替陳健民的書寫附錄，提及探監時，陳健民老是笑，友人喚他「陳四萬」或「四萬大叔」。該詞典故來自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她笑容親和，開口露齒像麻將牌面「四萬」；2個陳四萬大概都沒想到，苦中作笑，足以安慰一個世代的香港人。
離開押他326天的小監獄，他卻覺得香港已經變成一座大監獄了。大監獄裡，還是有強打精神的港人，向來反對陳健民參政的母親，竟在他出獄踏入家門那刻，領家人合唱〈願榮光歸香港〉，「家人們說：我們組人鏈！他們大聲唱歌…齁哈哈，這是怎樣的一個畫面啊。」
陳健民是雨傘運動中倡議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始作俑者」之一，上從父母，下到兄弟姊妹，2019反送中運動之前，幾乎全家反對他參政。倒不是基於政治立場，而是基於擔憂。他憶起2014傘運時期，「有次情勢很緊張，媽媽打電話來説：『欸，你今天在電視上講話能不能小心一點啊？你這是在批評政府、攻擊特首啊！你這樣可能會害了家人。』我很生氣，把電話掛掉。」陳健民舉起手刀劃破空氣，在空中做了一個怒摔電話的姿勢，「我說：香港你們沒份嗎？蛤？我們每個人都有份的。」
1979年3件事，改變一生
陳健民來自底層家庭，父母於1949年逃離中國。之所以得逃，僅是因陳父曾在麻將館替人端菜倒水，因而被打成黑五類。「他真的是（從潮州）跑下來（香港）的…他人生教訓就是：哪裡有共產黨，你就跑。所以他對我參與政治，很難接受。」
2代港人家庭教育大抵如此。他其實都理解，「家人是典型從大陸下來那種，都說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安定生活就好，什麼事都不要管。他們就是逃避政治才來香港。為什麼下一代要重新跑進政治裡頭去？捲進去有什麼好？」
雙親教養嚴格，他既不曾學壞，卻也不愛念書，一路就讀區裡最爛的中小學，「我覺得學校像牢房，休息時，我就把頭儘量往外伸。」他作勢掐住校園白鐵欄杆，把頭卡進縫隙，努力往外伸長脖子，「很多時候我都擔心，會不會沒法把頭拉回來？」
一旦探出頭，就再也拉不回來，童年嚮往也許已經隱喻了他的一生：1977至1978年間，18歲的陳健民基於好奇，騙媽媽說要帶弟弟去參加繪畫比賽，偷偷跑去參與當時轟動全港、反校長貪汙的金禧事件。受此社會運動啟發，他高中多讀1年，隔年考進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原想研究生命母題貧窮議題，卻因1979年台灣爆發美麗島事件，施明德妻子艾琳達前往中大演說；鄧小平提出「中國必定會在適當時候收回香港」；同年，魏京生在中國被捕。「哇，兩岸三地發生這3件事，我一生研究，從那起點開始改變了，」我們好像又看到那個熱血港青，「我要研究中國民主化。香港前途是沒可能跟中國分開的。只要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得救啦。」他大學畢業做了4年社工，領獎學金負笈美國耶魯大學，專攻政治社會學及中國研究，博士論文研究中國貪汙。
「他是一個奇特的人，每件事都正面看待，有點像服務型領導者。」政大社科院前院長江明修觀察，陳健民有國際號召力、知名度，具領袖氣質，還樂意服務旁人。開研討會時，陳健民曾因擔心下場遲到，幫現場的教授提包，提醒大家趕場。在江明修眼中，陳健民行事謹慎，「他曾是社科榜首，港英政府當年對陳健民很器重，英國人邀他擔任顧問，他拒絕。他對殖民者還是很有意見。」
少年當年有大志，看在父母眼中，卻擺明唱反調。「從小爸爸說：你不要關注政治，可是他不自覺，他常罵共產黨。」父母不識字，他常替父母寫信給大陸親戚，「老家地址改名了，我問爸媽，親戚搬家嗎？他們說：沒搬家。」那條路被改成：文革路。
幼時陳健民就知道中港關係隱晦複雜。「他們表面上說中國大陸多好多好，我不信。」他長期替父母收信寫信，給老家寄油寄米，約略拼湊出大陸「美好生活」的真相。當家中買了第一部音響，全家沒享受過，爸爸直接寄回老家，「老家親戚寫信來說：你們送的東西不是最好的，淨送些爛東西給我們，」陳健民氣得回信大罵：「我自己都沒用過這麼好的東西啊！」
20年心血，全成搖搖和遙遙
陳健民在徙置區（Resettlement Area）長大，那是港英政府為安置貧民，大量興建的區域，電影《古惑仔》裡陳浩南等人逞凶鬥狠，成長背景即在此。屋內逼仄，壁上互通，踮起腳即能窺得鄰家，毫無隱私。陳健民總睡地上，夏夜酷熱，他自備床褥，在屋外席地而睡，夜半逢雨，他便抱床起身，幾次找無遮蔽處，索性抱床站路邊等雨停。後來父母嚴禁他睡街上，是因黑道在此橫行。
現代港片場景是他兒時日常。徙置區龍蛇混雜，他不時見人火併，砍手斬腿。問他鄰居常常一言不合就開打？「也不會，」他笑得意味深長笑，「怎麼會這麼簡單？黑社會有利益之爭，爭地盤就會打起來啊。」
黑道不可畏，陳健民最深的恐懼，是公廁的一地大便。徙置區沒有獨立廁所，一家鄰公廁而居，「爸爸常跟我一起提水去洗廁所…如果不洗，我們就是受苦那家人。」「大便不會按照你想像落在溝裡。蹲的地方就已經有很多大便，滿滿的。」他見人在此吸毒，吸完倒在糞便中，他要報警，遭父親斥回來：不准管別人的事。那間公廁困擾了他整個童年，成年後，他不時夢到相同場景，夢中糞便遍地、無從掃起，「相對起來，監獄的廁所已經不算什麼。」
另一個讓陳健民不懼獄中如廁環境的原因，大概是因他長年往返中港。他在書中提到，獄中廁所再臭，臭不過中國農村的茅廁。青壯時的20年都投入中國了，從研究公民社會問題、參與培訓NGO人才、推動成立基金會並協助募款、演講寫文章出版雜誌，「各種嘗試有關公民社會的事，我都盡量去做。其實我把它（建立中國公民社會）看成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業。」「對我來講，這是為了將來中國民主化去做一個鋪墊。沒有公民社會，我覺得談不上什麼民主啦。我覺得，其實我花一生做一件事情，就夠了。」
發起香港占中運動，意味他一生投入的事業將無以為繼，「我知道沒可能再回去中國。我要把我10多20年的事業放下。」占中3子於2013年3月發布「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信念書，同年中，一場論壇邀他前往深圳演講，主辦單位臨時告知「因為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場地無法使用，演講取消。後來一些大陸粉絲寫信給他，表示當天場地沒問題，只是臨時換成一個無關的演講者。「後來，大陸朋友就下來（香港）跟我解釋，這是廣東省公安廳下的命令，不許我（在大陸）做任何公開活動。」不同管道人士開始勸陳健民別進中國，最好連澳門都別去，「（大陸）朋友跟我說，你可能過馬路的時候，有車會撞過來；或你回飯店時，房裡被放了一個女人。」
回頭來看，他可能真的犯天真了，陳健民苦笑：「我在中國裡面爭取的公民社會已經是搖搖欲墜。然後我在香港爭取真普選是遙遙無期。搖搖和遙遙，呵呵呵…，寫法不同而已。」
天真中年人入獄前沒罣礙了，原因之一，是與9旬老父和解。2019年春天，父親在病榻上憂心他即將入獄，「我怕坐牢會把爸爸氣死，兄弟姊妹一定會怪我，覺得你把爸爸弄死，爸爸病重，你還被關起來…可是我坐牢前1個月，爸爸就過身（過世）了。」最後1個月，這對父子不再談政治，「我們每天就是牽著手。醫生護士有時走過來說很支持我，為我打氣。他看到這樣，很開心。他沒有講什麼，可是你看到他的笑容，他會比讚。」
父後幾日，墳墓雕刻師傅以急件替他趕工，讓陳健民入獄前辦完喪儀；他沒通知友人父喪，告別式卻來了大批民主派人士，被稱為香港民主之父的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長跪陳父靈前，旁人見狀，都跪了。「李柱銘跟我家人講，謝謝我爸爸生了一個孩子，為香港做這樣的事。家人很震撼，開始重新思考，我為何捲進民主運動。」辦完喪儀，陳健民入獄，反送中事件隨後爆發。
港蘋被關，連投書都找不到了
陳健民今年在台灣再版《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曾出版這本書的香港出版公司於去年中旬公告，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停止印製及發行該書實體書籍。更荒謬的是，書中多處註解原引陳健民過去數年發表在《香港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的投書或專欄，2家媒體卻在《國安法》下無法存活。他沒有備份文章的習慣，理所當然認為，要找文章，上網搜就行。「結果一下子沒了、沒了、就這樣沒了！」他一臉糾結痛苦，「我很頭疼，要出書時找不到自己的文章…」經年論述成為斷簡殘篇，他在網海裡到處打撈，意外在大陸網站撈到幾篇被轉載的文字。
他往年常吐槽《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我常跟他說：你明天就被關掉啦。」黎智英當時不太理他，如今黎智英身陷囹圄。2019年起，陳健民在獄中仍寫文章寄給《蘋果日報》主筆李平（楊清奇），2021年，李平等港蘋高層陸續在《國安法》下被捕。
進智能牢房，大小便全被看光
在台灣版序言裡，陳健民提及，入獄前3天在荔枝角收押所度過，「我打開床頭櫃的抽屜，幾隻蟑螂便衝上我的手臂。廁所是一個沒有蓋的鐵馬桶，骯髒不堪，有些囚犯會因此幾天不上廁所。（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實在不適，來不及走到馬桶已嘔吐大作 …」與此同時，巨型蟑螂在陳健民面前竄動，他沒有吐，而是學一名中國政治犯曾教他的：開始打坐禪修，安定自己。
不同於其他政治犯，多住在單人牢房，陳健民被分配到30多人牢房，狹小空間塞了19張上下舖，伸手可及臨床囚友。一入監，他就被指定床位，說起這故事，他露出一抹少見的街頭笑容：「工作人員離開後，其他人走過來，問我：『你會按照監獄分配給你的床位去睡？還是按照我們的規矩？』」「我作為社會學家，沒那麼笨，我說：『我怎麼會跟監獄的規矩呢？當然是跟你們的規矩。』哈哈哈哈，難道我不要活下去嗎？」他鋪蓋一捲讓出睡床，搬到廁所旁。監獄工作人員立刻進來，命他睡回原床位。
他很快找到答案：攝影機正對他床位，「每天我們在牢房大概12小時，鏡頭一定要看到我。」他又笑：「整座監獄裡，我睡的牢房就是他們口中的典範。」典範全名是「智能監獄示範單位」，所謂智能，包括廁所裡的4支監視器，「4個鏡頭，他們可以從不同角落看到你。你在裡頭大小便，他們完全看得到。」連大小便都要「被智能監控」，讓人想到號稱「天網恢恢」的「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又像《國安法》下的香港社會。他罵人總不帶髒字：「大陸就是這樣啦，用社會信用系統，特別是Covid出來之後，用健康碼、AI大數據等等，把人控制起來，哇！這真是brave new world（美麗新世界）呀！香港會很快會快變這樣。」
獄方給的說法是：這種「智能」可以自動偵測囚犯狀態，「功能」是防範自殺或霸凌打架。至於隱私，獄方稱，會替囚犯身體的私處打馬賽克。但大家心裡都有底，他淡淡笑，「其實，你有沒有打（馬賽克），誰知道呢？呵呵呵…」
學做小學生，嚼空氣問安長官
但既然都來了獄中，陳健民說，希望有機會與人互動。他把自己搞得超忙，例如教英語—他自己動手寫教材考卷，學生要查字典、交作業、參與考試。這也算是另一種桃李滿天下了，「他們（學生）很可愛。我說可以教他們英語，他們安靜一會兒後說：教授，收幾個錢？我說：免費的。他們嚇一跳。他們一直覺得，香港占領運動、雨傘運動、反送中，那些（參與者）都是有收錢的。」
獄中教書，陳健民意外結識有黑道背景的獄友，「我跟每個堂口都建立關係。很多堂口負責人是我學生，當然是老大優先能來學英語啦。」也曾有過尷尬時刻。2019年7月21日深夜，元朗爆發721事件，一批黑道背景人士身著白衣，在地鐵站毆打市民和示威者。陳健民在獄中看電視，破口大罵，他身邊黑道人士自承確實認得電視上的白衣人，但說得委屈：「這些都是『阿爺』叫我們（黑道）做的。」廣東話裡的「阿爺」，指的是北京。
陳健民一邊收學生，也學著當一名小學生。他在《獄中書簡》自況：「登記資料時職員粗魯地說：『手唔好碰到枱，禮貌一啲！（手不要碰到桌子，禮貌一點！）』…職員又提醒我手要放兩旁，不准握著手放在前方，說話前先叫『Good Afternoon, Sir』。我完全明白要盡速放下教授的尊嚴，學做一個小學生。」
他想起在大學曾講授監獄裡的再教化，「監獄怎麼做？首先，他們要把你的自我毀掉，然後重新通過監獄的規矩，來重建你的自我。為什麼戒指都不能戴？頭髮要剪掉？不給你名字、只給號碼？就是要把你過去的自我全毀掉。然後按照他的規矩重建你。」
「可是（獄方）沒那麼成功啦，人的心，不是用外在方法，就能完全改變的。」他忽然拉開嗓門，用一種接近軍事化的怪腔調，示範監獄要囚犯們集體問好的「Good Morning, Sir」叫法，他接著示範自己實際問候長官的方式：張嘴機械似地開闔，無聲嚼著空氣，「我就嘴巴動一動，沒有聲音。」反正長官一眼望過來，是一群囚犯魚貫問好。他解釋：「這是我為自己保留一點點尊嚴的方式。」整場專訪他説了近10次「不要被摧毀」，「政治犯進去，一定要好好保護自我，不要讓他那麼容易把你拆掉、不要讓他把你毀掉。」
坐牢還能保持自我，我就贏了
失去存在感，也許就足以毀掉一個人。
獄中只有一面霧濛老舊的金屬鏡，放在廁所暗角。他照了1年，「（照鏡子時）我覺得：陳健民你狀態不錯哦，好像沒有什麼改變。出來以後，老婆說我長了很多白頭髮。哇…這我不知道。廁所很暗，金屬做的鏡子根本看不清。」他覺得照鏡是必須，曾在書中讀過，土耳其一處監獄裡沒有鏡子，囚犯就醫時，醫生首先拿鏡子給囚犯，「人還是需要看到自己，比較能掌握自己的存在嘛。」
失去時間感，也許更足以毀掉一個人。
陳健民剛入獄時，一名老人告訴他：「教授啊，你慢慢會懂，時間過得很快，只是日子過得很慢…」獄中沒時鐘，他時間感完全被打亂，半夜醒來以為黎明，開始拉筋打太極拳。「做了一段時間之後，我感覺很累，發現時間應該不是早上，而是半夜…」他又猜，監視器那頭，一定有人嗤嗤地笑，「鏡頭一定會照到我很多次…半夜1、2點在拉筋，他們一定覺得我精神狀態出問題啦。」
陳健民懂了老人的話。一開始，他在日曆上一天天劃去日子，無比痛苦，彷彿真要看不到盡頭了。他床板上刻有幾個正字，是前人刻的，才刻到第5個正字，那人就放棄了。「我後來學懂了。你不要想太多時間的問題，好好活在當下。舉個例子，我做木工抬木板，想像我在健身房鍛鍊肌肉。以前去健身房要付錢，現在免費欸。」他除了幫囚犯上課，也幫人寫信給老家，有人要申請離開監獄，不懂填表，他幫忙一填就是幾十頁，忙完想讀點書，熄燈了。言談至此，他語調歡樂起來，「很忙欸，我好像你們台灣的里長一樣欸。」有天他忽然發現9天過去了，第一次發現時間過得好快，「刷刷刷刷刷，我日曆一次劃掉9天，很爽欸！」
「如果在坐牢過程，還能保持自我，在這個對抗裡，我就贏了。」他坐牢時收到弟弟的道歉長信，讀到遲來的理解，也收到大量信件。最喜歡的是不認識的台灣人寄的明信片，畫面裡一輛自強號火車正沿花蓮海濱行駛，他把這張明信片貼在床上，不時盯著，好像望穿了那張明信片，伸手就能觸及太平洋的風。其他獄友都貼裸女照，「只有我床上沒裸女，不是因為我不喜歡裸女，」他大笑，「只是對我來說，那個（海邊的火車）是更好的想像。」
來台機上閉目，首次真正放鬆
他在獄中就收到政大邀請，出獄後，其實可以立刻前往台灣，「我感覺非常強烈，要離開香港，可是我一直不捨得走。」
雨傘運動後，社運界低迷，這些年裡，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陳健民，在許多年輕人眼中如同食古不化嘮叨不休的老爸爸。他不以為忤，出獄後，帶著在獄中寫的《獄中書簡》和許多等候審訊的被告與其家人會面，意外的是，竟有勇武派抗爭者希望和陳健民見面，他因此多次探視涉暴力罪行而遭關押的囚犯，也設法籌錢替在押人士購書。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歌有句「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出自新亞書院創校校長錢穆。陳健民特別喜歡這段話，有時抄寫，贈與友人共勉。「整個新亞書院的精神，都是那些從中國大陸離散到其他地方去的一些學人，建立起來的。他們跨國飄零，理想沒法在中國那個大地實踐，然後跑來香港。他們當時還有一種想像，能維持一點點火種的話，有一天還能重新燃燒起來的。」說的是錢穆一代，也像是在說給自己聽。只是，身在困乏裡，如何還能多情？這時笑咪咪的「四萬大叔」又出現了，「哈哈哈，還是保持一種溫度嘛，因為很容易心死的…香港這種狀態，人心不死的話，就有希望。」「做一些很小的事，把人連結起來，這就是多情啦 …在困境裡，對人的關注、感情，是很重要的。」
悲情城市是他的多情城市，他拖了1年4個月不願離港，總算在去年夏天動身赴台灣。他在書中寫：「因為香港形勢愈來愈危急，家人對我的處境憂心忡忡，每天催促，直到我安全登機才放下心來。在機上闔上眼睛，感覺是出獄後首次真正放鬆自己。飛機快要降落到桃園機場，從窗外遠望，藍天白雲下是連綿的田野、沿著海岸線是一座座發電風車在碧海白浪前徐徐轉動，讓我感到久違了的安全感和自由。台灣會是我棲身之所嗎？」
不再問意義，決定好好過生活
陳健民大概沒想過，到了民主自由之地，最需要調適之處，竟是自己的失落感。
「以前是在（香港）裡面，受苦有意義，現在不受苦了，反而找不出意義。後來我發現：我應該心安理得。不要一天到晚問意義意義意義，我根本沒有好好生活過…」現在他喜歡去市場買菜，喜歡洗衣服，閒暇在景美溪畔散步跑步，「有時候，對我（來說），很大的安慰是大自然。這世界很壞嗎？可是你看，風景還是那麼漂亮。花還是在開耶。」近期他去看了台灣雕塑家黃土水的雕塑《甘露水》，發在個人YouTube頻道與香港讀者分享，「我要活在這裡，就要理解台灣，有可能我以後就會是台灣人啊。」
他曾陷入自苦迴圈。倒不是因為愧疚。坐牢1年，他求仁得仁，不似許多港人來台後，對家鄉手足懷有罪疚；他的朋友不是在台灣就是在香港監獄裡，曾想多寫信給香港獄中友人們，提筆卻語塞，「我要寫什麼？都那麼多年的朋友。難道我跟他講：我在台灣過得多好又多好？寫不出啊，真的寫不出啊。」
語塞歸語塞，陳健民還是給香港監獄裡寄了許多明信片。他專挑台灣風景照寄，「寫幾句話就夠了，我告訴他們，台灣有很多美好風景在等你，總有一天我們會看到的。寫這種，好像比較容易寫滿…」他又說，寄給黎智英的那張台灣風景，與上回自己在獄中收到的明信片很相似：那是一輛火車，正緩緩駛出山洞。
公民抗命 以坐牢受苦控訴專制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又稱公民不服從，由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於1849年提出，主張政府若強迫人民去做違反良心之事，人民應有消極抵抗的權利，包括公民為違抗不合理法律，付出坐牢等代價，用以喚起其他公民和輿論關注。1849年，梭羅反對政府壓迫原住民，拒繳稅、寧坐牢，抗議政府不義。這個概念影響英國工黨和費邊主義者、甘地不合作運動，亦成為後世公民運動思想來源。
占中案於2019年4月24日進行被告判刑，陳健民、朱耀明、戴耀廷分別判囚16個月，其中朱耀明緩刑2年，陳健民、戴耀廷即時入獄。戴耀廷入獄後申請假釋，陳健民則堅持待在牢裡。「按照梭羅的概念，坐牢、立下那個動作，才是公民抗命，」陳健民強調，受審和入獄是公民抗命中非常重要的環節，也是對專制的控訴，「坐牢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受苦本身就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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