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解藥番外篇】苦情男子漢 吳念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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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擔任第五十四屆金馬獎評審團主席,雖身有六座金馬獎,但他謙稱自己只有年紀夠格。
吳念真擔任第五十四屆金馬獎評審團主席,雖身有六座金馬獎,但他謙稱自己只有年紀夠格。
4年前我們採訪吳念真,當時他不笑,跟廣告不一樣。音樂舞台劇《再會吧!北投》記者會上,他右手貼在唇上,仍在為昨夜寫了又刪的劇本焦慮,直到老朋友李永豐脫口一句「靠北」,他才有了笑容。
他身邊的人都知道他總是一臉憂鬱死樣子,所以習慣兩句、三句地虧他。麥克風傳遞,換綠光劇團團長羅北安說話,先講吳念真很辛苦,每次事情都讓他扛,「不過他的掙扎大家也不用太認真,他自己想做。」話沒說完,吳念真就對他比了個中指。
記者會結束,吳念真立刻到綠光劇團接受我們採訪,嘴裡還嚼著檳榔。「每次跟李永豐在一起都會吃一下,他就常常吃,上次還有人送他這麼大一包。」他比了一個真的很大包的手勢,檳榔渣吐掉,劇團助理隨即送上一杯咖啡、兩顆止痛藥。
當時67歲的吳念真,曾經浴室跌倒一度病危。他記憶力極好,說故事時總能把人拉進現場,但病危的過程,他只記得當晚沒吃飯,睡前看書也喝了點酒,到半夜兩點,太太聽到他摔倒的聲音,叫了救護車,他執拗不願就醫,拖到早上起床,發現鼻孔鮮血流不停,兒子開車送他去醫院,昏迷中他只聽見一句話,「病危通知單什麼的。」再醒來,人已躺在加護病房。
有跟家人討論過後事嗎?「媽媽過世,喪儀結束回家的路上,我就跟我兒子講,我們(夫妻)都已經決定,兩個就燒一燒,植葬,就裝在紙的袋子裡面,埋好,半年後換別人,不留任何東西。」沒想過葬在老家?「啊呦,不要啦,那個嚇人,就不要有痕跡。」他表情驚恐,像是我說了一則鬼故事。
談起社會現狀、時事,吳念真總像個憂心忡忡的大家長。
過去劇本寫不出來,曾經半夜跪在書桌上,發願折壽3年換劇本,這一次祈求依然,但不發願了。「現在自己都幾歲了,哪有生命去換?」也不算命。他人生中有4個算命師,前三者算出他會功成名就、衣食無缺,都應驗了。他尤其喜歡父親病時,陪媽媽去基隆找的那位算命師,「我覺得他幾乎是哲學家,暗示我爸爸差不多了,他要怎樣就順著他,身體很難救回來了。」但算命沒算出的是,後來父親因不堪矽肺病的折磨,在醫院跳樓自殺。
那第4個呢?「他講我63歲會怎麼樣、怎麼樣,就沒有。」想像中的好事沒有發生。他受憂鬱症困擾多年,問起這事,他說早在2004年母親骨癌過世前就有了。時間再往前,是2002年,他的大弟連碧東因為積欠賭債,引汽車廢氣自殺。
自殺的地點,就在回老家的那條102號公路上,網路搜尋號稱是台灣最美的公路,但對吳念真來說,那裡有最殘忍的風景。「弟弟也過世這麼久了,某些心裡面的東西還是在,那沒辦法。」他從不一個人走這條路,只在有人陪伴的情況下回去了幾次。「有一次載人家過去,哇靠,那個什麼亭(不厭亭),人山人海在拍落日,我心裡面在想,幹!這是我的地方,不是你們的地方。」
他手指模擬劃出一條路,拳頭握成一座山,手掌一繞,我們彷彿就跟著到了他的老家,那位於新北市瑞芳區,在1975年便從行政區域上除名的大粗坑聚落,現已無人居住,僅剩較完整的3棟遺跡,國小、廟、以及雜貨店。店老闆離世時,他特別前去上香。「我心裡面想,一個歷史的結束,但是他起碼在那邊留下了他的房子。」至於他的老家,在荒草裡,連位置也難以確定。
母親在世時,他會開車載母親遊覽這條路,懷想過去辛苦的日子。他本名吳文欽,從母姓。父親是嘉義人,姓連,16歲跑到九份當礦工,看到1名婦人因為喪子在哭,就自願當對方的孩子,到21歲,這對夫妻找了1名15歲孤女當養女,讓他父親入贅。
他家是大粗坑最窮的一戶,因此最晚搬走。小時候身為長子的他,會帶著2個弟弟、2個妹妹,沿著102號公路,走到高處看風景,看自己的家,以及遠方基隆城的廠區。「弟弟妹妹很小,隨便你騙,就跟他們講,哥哥以後長大就要去那邊做事,然後就會寄錢回來,買好吃的東西給你們吃。」
聊到這邊,吳念真那令人感到親切的旁白聲腔,變了,有了哽咽聲。「然後他們就會問有什麼?我就亂講、就亂講。對我來講,那是一個小時候替他們編織夢想的地方。」「所以我弟弟過世,警察打電話給我,說他在哪裡,我一下子就知道他在哪裡,我接電話的時候就知道,他(警察)說從哪邊過去,我說我知道我知道,我就知道是那裡……。」全台灣最會說故事的歐吉桑,說不下去了,他撇過頭,泛紅的眼睛不敢眨,男子漢不可以哭,說了聲:「對不起。」採訪中斷。
30年來,他像九份一樣,越來越有名。一個礦工之子,15歲到台北打拚、半工半讀。寫作拿文學獎;寫歌詞拿金曲獎;寫劇本拿金馬獎,拍廣告、當主持人拿金鐘獎。接著投入劇場,又編寫舞台劇《人間條件》系列,打造出最貼近人心的國民戲劇。
或者,是九份像他。每逢假日觀光人潮就爆量到封路管制,老街上充斥各種美食與紀念品商店,以及彷彿宮崎駿電影《神隱少女》的場景,讓人忘了這裡曾經有過的悲情歷史。
他說,過去的九份就像個穿著乾淨舊衣的老太婆,只要坐下來陪她聊天,就能聽到這老太婆燦爛的一生。「現在給我的感覺,這還是個老太婆,只是她穿了奇怪的衣服,還化妝。」那也像他,近10年因為廣告的高曝光度而引人微詞,讓人忘卻他哀愁的一面。
弟弟也像他。初中畢業就從102號公路下山到城市,卻沒他的幸運順利,當學徒遇到兇狠師父,被打得滿身傷;開工廠,工廠倒閉,還因為票據法入獄;後來開計程車,收入不穩定,於是到他的企劃公司做事,又因報帳不清,離開,再之後,夢碎了。
有時他會胡思亂想,想著在他離家後,弟弟是否也曾帶著更小的弟弟妹妹,走在102號公路上述說夢想。「所以我就不太想再看到那個地方。」過去回到家鄉,是情感,現在不回去,也是因為情感。弟弟自殺隔年,大妹因遭電話詐騙,憂鬱症發作在家中燒炭自殺。那之後,做為長子的他,一直照顧著大弟與大妹的家庭,大弟的孩子現在穩定工作,而大妹的孩子上了大學。
他寫舞台劇《人間條件一》時有這句對白:「千萬要幸福,千萬要平安,千萬要堅強。」今年5月,老劇以野台戲的方式重演,觀眾爆滿,謝幕時他又提起這句對白,問他為何?他從媽媽聊起。
小時候礦坑災變,看到死者的孩子在屍體旁燒金紙的情景,他會哭,然而眼淚並不是為死者而流,而是為活著的人。「覺得小孩子好可憐,這麼小,明天、後天說不定就不跟你同班唸書了,他們可能要出去(當童工)了。」他早熟,從小情感豐富,回家時總是跟媽媽說這些事,媽媽聽了也跟著他一起哭,最後又哭又笑地罵他:「查某性(女人個性)」。
念初中的某一天下課,很晚了,回家的路上,他看到母親加班,在煉金工廠外面挑著石頭。「他看到我,就跟我講說你趕快回家,去煮飯,因為弟弟妹妹等吃飯。」他看母親小小的身影,忍不住哭了,轉頭不敢讓母親看見,但兒子的心思媽媽知道。「我媽媽就說:『你哭啥?卡艱苦也要笑給天看。』這句話就一直留著。那種東西就是牙一咬,媽的,你要怎樣隨便你,我覺得那是氣魄。」這也是台灣人的氣魄了。
拍照時他不笑,笑了也帶著苦味,像個時時擔憂的大家長。憂鬱症有沒有服藥?「藥隨時帶著,我是不合作的病人,那幾個醫生沒事把我罵一頓,我如果在很絕望、很不舒服、很悶的時候,我才會吃幾天,因為覺得依賴藥物很怪,就不像個男人。」電視上的快樂歐吉桑離開了鏡頭,是裝硬派的男子漢。
那快樂在哪裡?在平常的閱讀中獲得,或者遙遠的過去時光裡。他思索,講起退伍後考上大學的時刻。「那是我人生唯一有計劃,而且所達到的,那時候覺得人生又亮起來。」1980年,他進入中影工作,是推動台灣新電影浪潮的一員。
「很懷念,我覺得那是我人生精華。」當時一群電影人總窩在楊德昌的家中討論電影劇本,沒有誰會計較酬勞,天天聊到半夜3點叫宵夜吃。房間裡一塊小黑板上寫滿了片名,塗塗改改,唯有兩行字不改:「國片反動大本營,英雄創業小成本。」目標是國際影展。
「楊德昌很屌,有一次我們在香港影展,晚上坐著聊天,張藝謀、陳凱歌都來了,那時他們都還沒成名,窮到快被鬼抓走,拎娘哩,身上只有人民幣不能換,我們還捐港幣給他們。聊到一半,楊德昌說:『我們要面對的對手,不是我們自己,還有大陸。』那時大家心心念念的就是讓台灣被看見,也因此開始接觸國外,慢慢才有電影出去。那時台灣人還不知道影展是什麼東西。」
後來為什麼大家越走越遠了?他沉默幾秒,抽了兩口菸,說大家都聰明、有才華。「可以湊在一起工作,可是到一個階段時,每個人都認為,我應該要這樣做,另外一個人就會覺得幹拎娘不聽我的。所以不太可能永遠在一起,要不然就占領世界了。」
當年,他對侯孝賢說了自己初戀與家鄉的故事,因此有了電影《戀戀風塵》、《悲情城市》,當他再次向侯孝賢說起父親,侯孝賢鼓勵他當導演,因此他拍了電影《多桑》。曾經深交的兩人,現在成了「我們對彼此越來越有禮貌」的朋友,是否有遺憾?
「當然也是遺憾,孝賢有他個性上的缺陷,就是……。」他停頓了一下,輕輕彈掉菸灰,手指間煙霧繚繞。「政治上面的分野,台灣害死人的就是這個。我們開始不是很近,是陳水扁第2次競選台北市長,我幫陳水扁拍片(廣告),拍很多,那時國民黨就花很多錢罵了我一頓。所以廣告還是……,算了,不要講了。」
最好的時光回不去,廢墟般的家鄉也不想回去,可曾想過對自己的過去做一個告別?「這個蠻難的,怎麼告別呢?你生命的軌跡就是這樣,人的一生不就是所有事情的總集合,沒辦法做告別。」他說性格決定命運,活在人間的條件,是責任,人生必須在揹負下往前走。
採訪結束,我回家打開電視,又看見了吳念真,廣告裡他雙眼明亮、滿臉微笑地介紹產品,那是另一個人,是大家所喜愛的,平安、健康、快樂的歐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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