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的洋洋（化名）趴在桌子上，不斷低吼：「我氣死了！我要殺死他！」他氣得推翻旁邊的椅子，臉朝下急速喘氣。陶璽工作室夏令營的營隊輔導老師坐在旁邊輕輕拍著洋洋的肩膀，用平靜的語氣輕柔說：「你現在很生氣對不對？你要不要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鏡相人間】我們的暑假作業 ADHD孩子的練習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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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們隨50個有各種特殊需求的學生參加夏令營，其中又以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人數為最大宗。以雙北地區小學每個班級約25人而言，平均每班都有1至3位有ADHD特質的孩子。
我國推行融合教育已30年之久，試圖讓有特殊需求的學生與一般學生融合於一個普通班級中，然而現實是孩子仍可能被老師忽略、誤解或被其他家長投訴。這個充滿爭議又普遍的ADHD，如何去除汙名並被正確對待？每個家庭全憑自身條件找方法，一試再試。
洋洋一開始拒絕，過了10分鐘情緒較緩和後，他才說出原來有個同學罵他是「甲甲」（男同志之意），他氣到想打人，但努力克制自己，趴在桌子上調整呼吸，練習平復和控制情緒。最終，洋洋沒有打人，罵他的同學也向他道歉。
洋洋念幼稚園時，老師發現他衝動、情緒控制很差，不順心時就攻擊同學，經常被其他老師、家長「投訴」，爸媽被請到學校，醫院兒童發展中心評估結果是ADHD，開始服藥、做職能治療。
我們造訪洋洋家，洋洋4歲的弟弟也有ADHD特質，看見客人來訪，興奮得不斷說話、滿屋亂跑。洋洋如今四年級，小學生活是不斷調整、適應，他坐在椅子上認真對我們說：「以前二年級我很瘋，完全已經腦袋瘋掉，他們午休睡覺的時候我在教室跑步、滑壘，從（課桌）中間任意滑過去，還『哇哇哇』在那邊大叫，我都不守他們的規矩，我就像是隨便，老師已經把我放棄。」
洋洋的父親是緬甸華僑，母親是泰籍，洋洋在泰國出生，1歲時來台灣。父親擔任裝潢工人，一份薪水養活全家四口，2個孩子在學校狀況連連是很大的挑戰。媽媽說：「他一開始不知道自己做錯什麼事，我說人家的小孩這麼乖，為什麼我的小孩每天有人告狀？」洋洋馬上接話：「因為我過動…。」媽媽抱著他安撫後繼續說：「打也不聽，我就給他跪下去，『求你不要這樣好不好？』他也哭。」洋洋的姑姑決定介入，姑姑說：「因為弟弟、弟媳是我接過來台灣，他們在社會上是基層、弱勢。」她協助找醫療、教育資源，除了正規的治療方法，週末也額外花費送去由陶璽工作室舉辦的活動，如爬山、打籃球，透過運動讓孩子發洩體力，並在團隊互動中學習應對進退和社交能力。
融合教育難 老師重擔
台灣精神醫學會估計ADHD的盛行率約5％到10％，是一種腦部神經發展較緩慢導致的現象。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系老師詹元碩解釋，ADHD是小學生中比例最高的特殊需求學生，雙北地區每個班級平均有1到3個（其中男生又比女生多3至5倍）。隨著醫療診斷技術提升與教養認知改變，ADHD學生的增加已是教育現場常態。
在學校，經鑑定安置的ADHD特殊需求學生由資源班特教老師提供額外的協助，包括情緒困擾、社交技巧、教學補強，這樣的制度設計依然有其不完美。30年來，台灣依《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推行融合教育，主張有特殊需求、身心障礙的學生與一般學生都有在一個班級中享有平等的受教權，但普通教育、特殊教育之間仍存在一道隱形的牆，難以融合。有特殊需求的學生還是必須從普通班級中抽離去資源班上課，可能被貼上「有問題所以要出去上課」的標籤。
洋洋的課表上標注每週週一、週四早上7點50分，第一節課開始之前，他要額外補強國語；其中一天午休要加強社會技巧。姑姑記得當時聽到孩子需要上資源班時的反應：「當下我就哭了，因為他接下來會很辛苦，其他同學在午休，他卻要去資源班上課。」
孩子辛苦，老師也辛苦。《特殊教育法》規定一個普通班級不超過3個特殊需求學生，以降低老師負擔，但還是常有突發狀況。一名新北市社會科普通班老師說，每班平均都有2、3個ADHD、亞斯（AS，自閉症類群障礙中一種）、學習障礙等不同特殊需求學生，「有個孩子有多重障礙，他上課會吼叫、挑釁、罵髒話、走來走去，或是拿出水瓶灑水、踢同學桌子，我嚴厲制止，他就會開始飆髒話。我有課程進度要趕，這堂課就會一直被打斷。」公立學校雖有特教組負責宣導、介入協調，並制定個別化教育計畫（IEP），但還是極度仰賴個別老師的觀念和技巧。這位老師的解決方法是「我會在課餘時間跟他聊天建立關係，知道他的狀況。孩子很單純，當他知道你是朋友，即使課堂上制止他，會心情不好，但可以明白老師要管理班級運作，不是針對他。」
易被貼標籤 喪失信任
台灣師培教育制度中，普通教育、特殊教育分開訓練，普通教育重視智力知識，特殊教育側重醫學病理，儘管普教老師需修習特殊教育導論，但僅有3學分，對特殊需求兒童的認識仍嚴重不足。一位不願具名的公立學校特教組組長也說：「《教師法》規定不能體罰孩子，但沒辦法保證每個老師情緒管理都很穩定。」
四年級的齊齊（化名）剛升上小學不到一週，老師便宣告：「媽媽，這個孩子我沒有辦法教。」這對齊齊媽媽而言猶如天崩地裂，「那句話讓我非常難過。他幼稚園時，老師只是覺得他比較活潑、有自己的想法、比較坐不住。國小時，老師說他在學校跟同學打架，問他發生什麼？他也說不清楚。老師覺得他有ADHD傾向。我跟爸爸愣住，為什麼才入學一個禮拜就判定沒辦法教？對孩子來說，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齊齊感覺自己被老師針對，拒絕去學校，他說：「老師都不相信我，不讓我跟同學玩，同學也不想理我。」他會在早上起床時大聲哭喊不要去學校。齊齊的哥哥也因情緒障礙，在學校與老師有許多衝突。媽媽是藥師，爸爸是工程師，夫妻倆為了兩兄弟，蠟燭兩頭燒。
爸媽帶著齊齊去鑑定，得出衝動控制較差、注意力不集中的診斷，「醫生判斷他不太需要（吃藥），二年級開始他有時候有吃藥（利他能），有時候沒吃。」齊齊會依當天狀況決定自己要不要吃。
媽媽只好讓齊齊轉學，「但也沒有非常順遂，老師要能夠不給孩子貼標籤，是非常難的。我們把齊齊的狀況跟老師說，老師一開始接受，但後來也沒辦法冷靜面對他。二年級時，齊齊被老師提報到性平會，老師說齊齊摸了對方的小雞雞。齊齊則說，因為老師、同學都不相信他，所以想要報復。反正，老師最後就是不斷抱怨齊齊。」
試遍各療法 家長焦慮
詹元碩提到融合教育實踐之難：「以歐洲來講，普教老師都要有特教知能，知道這個小朋友可能是高敏感、學習慢、沒辦法控制自己…。以芬蘭來說，他們上課時間更短，活動空間更大，每個老師面對的學生人數更少，與台灣背景差異很大。台灣空間就這麼大，每天遇到的都是教室、同學、器材，在學校活動量又少，會因缺乏刺激，導致身心發展更緩慢。」但他也補充：「台灣的特教系統在亞洲已經相當進步。像美國，老師很少介入，學校就讓學生吃藥。」
在台灣，許多家長除了遵循精神科藥物治療、配合老師要求，也會積極尋求針對特殊需求學生的其他療法。精神科醫師、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常務監事林子勤解釋，ADHD的治療方法在台灣一直有爭議，精神科醫療強調科學證據，主張正統藥物、行為治療，然而台灣存在許多信念各異的作法，例如感覺統合、飲食療法，甚至芳香精油、遊戲治療等各式各樣的方法。正規醫療專家會認為，家長因缺乏正確知識而誤信另類療法，造成正規與另類療法之間的論戰。
林子勤在〈一試再試：ADHD孩童家長的另類醫療經驗與照護邏輯〉論文中強調：家長根據各自的經驗與處境，可能同步或依序使用正規與另類療法，「家長置身於具有諸多選擇的社會之中，他們會因為害怕錯過或者教養焦慮，不得不一試再試。」林子勤特別提到母職的困難：「老師提出孩子有狀況，家長會走一個歷程，一開始是：這是疾病還是特質？後面進入用藥，疑惑變成孩子要一直吃藥嗎？他們的處境很複雜，中間變數很多，需要滿多時間一一討論、回應這些疑問，醫療現場不一定有足夠時間。」
併發多症狀 協調性差
我們與阿偉（化名）視訊，他一邊開共享螢幕玩著遊戲，一邊回答問題。問他在暑期營隊與老師、同學相處如何？阿偉的回答多半是沒有前因後果的短句，例如：「他真的讓我氣炸了！」「我不想記得垃圾事情！」短短一小時內，阿偉連續換了10種遊戲。
阿偉5歲前疑似注意力不集中、有ADHD特質，經醫師鑑定發現除了ADHD，亞斯、對立反抗特質也很明顯，升上小一後又出現妥瑞症症狀。ADHD並非自成一格，可能合併亞斯、妥瑞症、身體協調性不佳，或其他學習、情緒障礙，症狀除了注意力不集中、學習不穩定、衝動，也包括動作不協調，經常跌倒、撞來撞去。
阿偉是家中獨子，媽媽是牙醫師，她說：「我跟先生都很會念書，不知道為什麼小孩跟我們都不一樣？婆婆、先生不覺得（原先）有這些狀況，認為是後來才出現的病，言下之意，好像我教壞了。」平靜的語氣其實有滿滿自責。她開始嚴格教導，小二時，她動用關係把阿偉送到名師班上，「我們有診斷，但沒有跟學校通報，因為跟家人討論，覺得會被貼標籤，我們找一個很有經驗的老師來帶他，沒想到差點被趕出學校。」
阿偉媽媽平靜細數他在學校闖過的禍：「有陣子他喜歡一個女生，從第一節下課就追著她跑，跑到最後一節下課。那個女生乖乖的，不知道怎麼拒絕，回家跟爸媽說，對方爸爸很生氣。」還有，「排隊時去拉別人的書包，結果對方脖子扭傷，要賠錢。」
計畫性運動 提升專注
阿偉經鑑定安置後，學校為他量身制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有特教老師協助，一週上一次人際關係課程。媽媽說，鑑定後，老師比較知道怎麼跟他相處、處理糾紛，阿嬤、爸爸也接受阿偉是一個有特殊需求的孩子，需要服藥，每天早餐、午餐後各吃一顆利他能，上課較能專心，但還是感覺「被貼一個標籤。」
阿偉升上高年級後幸運遇到能接納他的老師和同學，老師會引導全班看到阿偉的優點，也會請阿偉幫忙跑腿領東西、複印、操作電腦放歌曲。媽媽給我們看同學稱讚他的文字：「他（阿偉）在美勞課結束後，都會幫忙老師拿東西到辦公室。其實他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不好，我覺得他很體貼。」
有的孩子能幸運遇到合得來的班級，有的則不。對每個有ADHD特質孩子的家庭而言，學校、醫院未必能解決孩子的狀況，經濟能力允許的家長會尋求針對特殊需求、情緒行為的課外輔導訓練。
陶璽工作室的活動營隊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創辦人曲智鑛本身也有ADHD特質，他2009年於師大特殊教育研究所畢業後，創辦陶璽工作室，2015年擔任實驗學校無界塾副塾長。週末、每年寒暑假，他都會帶著一群學生上山下海、打籃球，學生在團體中不只消耗體力，也在互動中學習應對進退和社交能力。
詹元碩是臨床運動治療師，他認為計畫性運動確實能改善ADHD，「兒童發展階段大量靜態學習某些學科，對未來未必有太大幫助，動態性的運動例如上山下海，對大腦神經是有效益的，可以提升專注力與抗壓性，改善衝動行為和社交能力，醫療界也慢慢接受。」
衝突中練習 覺察情緒
炎炎暑假，我們隨一行50個有ADHD、亞斯、ASD（自閉症類群障礙）等不同特質的孩子參加營隊，他們必須學習自己管理隨身物品，拉著行李箱坐公車、步行、爬山，夜晚要自己盥洗、鋪睡袋。孩子們偶有情緒行為，團體中發生衝突時，老師會引導他們練習覺察、控制自己的情緒。曲智鑛說：「我不怕學生衝突、吵架，那是他們學習的最好機會。在這個場域裡面，我盡可能讓小孩在刺激過程中去學習，他們在有情緒的狀態下才會用身體記住。」
這天上午，孩子們分組輪流搭船出海，一個學生將暈船藥忘在房間行李箱內，便要自己承擔忘記帶暈船藥的後果。曲智鑛說：「我可能會引導他去問同學是否有帶藥，這是他學習社會性互動的機會。」如果借不到，「你就去經歷暈船，下次就會記得帶暈船藥。例如這次爬山我忘記戴帽子，曬傷我也自己承擔啊！」同理，丟掉個人物品、亂花零用錢、太快把水喝光、跟同學打架…，在這個營隊裡，他們一次次練習調節情緒、自我規範。
例如洋洋，他被同學罵「甲甲」後，能覺察並練習控制情緒。我們問洋洋怎麼控制？他大聲回答：「控得了！我摔椅子來發怒，或是睡覺啊！可以讓我忘記那件事，（醒來後）為什麼我要生氣啊？我忘了欸！」曲智鑛觀察洋洋：「他一直在練習情緒被刺激、控制、修復，一直在run這個循環。我會問他感覺怎樣？他可能覺得丟臉、很不爽、想殺了他，因為真的氣炸了。情緒很複雜，有強度的區別，我會協助整理、給他很多選擇，他會想：『我是哪一種？』就會跟我討論，對情緒層次有更多了解。」
洋洋的姑姑認為他進步很多，「他對情緒的覺察好很多，比如有一次我帶他去夜市玩套圈圈，說好只套一籃，但他還想再套。坐公車回家的時候，他很冷靜跟我說他其實很不開心，我說：『不是說好只套一籃嗎？』他說：『我知道，但我還是很不開心，先讓我冷靜，不要吵我。』還沒回到家，洋洋就說：『我好了，我要跟姑姑道歉。』」
有次在學校，老師問洋洋最近好不好？洋洋回答：「還好，不過脾氣的部分還要再練習。」他知道自己如果被投訴會帶給媽媽麻煩，回家後總是說：「我今天在學校OK喔！」
阿偉也靠自己想辦法克服。今年小學畢業旅行，老師擔心他會闖禍，媽媽也猶豫該不該讓他去？阿偉自己想出解決方法：帶一台小遊戲機，無聊時拿出來玩，就可以降低衝突機率。媽媽臉上浮現欣慰：「他還是會顧慮到大人的擔心，又沒辦法保證自己不會惹事，這是他自己想的。」父母把阿偉交給曲智鑛的夏令營，一方面也獲得喘息，「曲老師的營隊是我們唯一可以放心參加，不怕小孩被退貨的營隊。」曲智鑛觀察阿偉，「所有規則都會被他破壞，就要幫助他控制。我會給他機會，跟他約定，他違反的話要承擔後果。」遵守承諾才能建立信任，阿偉說：「我有跟曲哥約定好，我們關係還蠻好的啊！」
同理是關鍵 走出循環
暑假即將結束的週末下午，我們跟著齊齊一家四口到秀朗橋下的運動公園拍照。全家人都穿著亮橘色的家庭服，為了照顧有特殊需求的2個孩子，父母每週帶孩子外出大量運動，需要極大的耐心和學習。
齊齊的母親看了大量書籍學習教養之道，也帶著孩子參加各種親子課程、心理諮商、對話治療課程，「我只是沒有用傾家蕩產來形容。」言下之意是也相去不遠了。「齊齊非常可愛，會跟著我看。我們一週練習一種，例如自我覺察、自我欣賞。我說：『媽媽也在學習。』他回答：『我跟妳一起。』他也會分享：『今天沒有跟同學打架，今天有寫完功課，今天有生氣可是沒有罵人，我有忍耐。』」
多年努力下，媽媽逐漸觀察到齊齊的改變：「以前他的循環是：犯錯、被罵，然後反擊告訴全世界他沒有錯。他會覺得是別人故意挑釁他，老師也只會指責他。但他說：『曲老師有同理我，相信我的感覺，所以這次老師叫我停的時候，我忍住了。』」同理是改變的關鍵。
這一天，齊齊要求我們陪他打羽毛球、玩撲克牌，走路時跑跑跳跳不愛走直線。問他在學校還常被投訴嗎？齊齊答：「很少！」他努力讓自己在學校時不闖禍，「不要離開教室就好，就不會有問題。」
其實這樣的小孩，只是比較不愛走直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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