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旬，我們採訪數名先後抵台、年齡介於20至30歲的香港人。他們在反送中運動中，流動於前線、後勤等不同位置，2019年7月起，陸續逃抵台灣。時隔2年，大批港人從台灣展開2次流亡、陸續離境。此刻我們回訪這批流亡世代，他們目前皆具專案（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身分，各自經歷染疫、休學、打黑工、護照過期、被跟蹤騷擾、欠下學費或房租，幾乎每人都曾罹患程度不一的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接受過心理治療或諮商。
流亡者的悲鳴 多重斷裂
臨床心理治療師李炯德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曾為在台港人做心理輔導，「但他們說狀態還好，不需要諮商，謝謝我們關心。」他觀察，前來諮商的港人中，大多數都有憂鬱、焦慮情緒，約半數確診憂鬱症，「大家都是狀況很不好了才來（諮商）。這之中，也有努力想離開台灣的人。」
李炯德分析，這些流亡港人大多經歷著三種層次的斷裂，首先，「跟過去的環境產生斷裂。來台之後，跟家人、朋友，甚至香港，是疏離的。我們所謂的失根。」
其次是自我身分的斷裂。他分析：「他們之前的身分認同可能是抗爭者，為香港挺身而出，但一夕之間變成逃離或流亡的人，就可能自我懷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們需要重新建立一個可以相信的東西，以及新的角色認同。」
第三層次，是對未來前景的斷裂。他觀察不少抗爭者過去在香港都有工作，「生涯發展或規劃，全部打亂了。現在透過讀書來台，跟班上的人年紀差距大，本來在香港可以做、喜歡做的事，來台灣也不一定能做，就沒了成就感。」
不能說的專案措施
本刊獨家掌握，政府近期通過一項專案措施，協助具專案身分的香港手足（泛指參與反送中運動、有政治風險的抗爭者）申請定居，法源依據更完備。據了解，這項新措施已於七月初上路，適用對象包含目前在台就學的港人、已獲得工作居留的個案，以及未來新申請進入專案的港人。
這項專案措施上路後，只要符合要件者，都可申請。需協助的港人只要通過專案聯審，政府將協助取得工作許可，從專案核定日起算，連續5年、每年在台居留滿183天，並於居留第5年的年薪達基本工資1.5倍，就可申請定居。通過聯審者，最快在台居留5年，就可拿到台灣身分證。
在此之前，台灣政府有意提供香港抗爭者庇護，卻因台灣沒有《難民法》與相關機制，無法給予抗爭者正式的政治庇護。政府今年原擬於5月1日，公告放寬港澳白領專業人才來台工作資格，只要連續居留5年，最近1年平均每月收入達基本工資2倍，即可申請定居。但4月底消息一出，多名立委基於國安疑慮等理由反對，被迫暫緩。
「人道援助港人的政策承諾生變了嗎？」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4月29日在臉書質疑，陸委會先前宣布將施行新辦法，讓港人來台就業有機會申請定居，新辦法也將援用到接受專案援助的手足，該方案在民進黨政府內部研擬超過1年，「經過將近2年，才溫溫吞吞端出這盤冷菜。結果竟因為幾個民進黨立委的質詢、反對，而立即被擱置，真讓人錯愕。」此文一發，引來大批網友舌戰，反對者多認為，國安考量應重於救援香港手足。吳介民於今年5月接受本刊訪問，他直言：「手足因居留身分不明，有焦慮感，（政府）拖著，如果出任何問題，誰要負責？」當時，他力主要給手足足夠的承諾保障。
對於就業定居修法暫緩，港人社群憤怒失望，從中協助的NGO，更是裡外不是人。一名NGO工作者說：「當初政府請我們跟香港朋友講，即將放寬相關機制，結果變來變去，香港人覺得台灣政府失信於他們，民團被夾在中間，承受責難。」
援港美意，為何令民進黨政府進退失據？「只能做、不能說」的背後，如何權衡人道救援、國內輿論與國際壓力？祕密上路、未經公告的新政，1個月來如何在港人社群內發酵？透過「口耳相傳」的新措施，能真正兼顧國安且照顧手足的生活需求嗎？本刊整理專案措施，遍訪手足、援港工作者，試圖還原《港澳條例》精神，探討這項措施的庇護效力。
名稱保密 只能做不能說
據透露，行政院月前通過的援助香港手足專案措施，將人道救援和移民議題分開處理，專注處理人道救援政策。消息來源共同指出，新政是在《港澳條例》第十八條架構下的專案措施，機制漸趨成熟，但名稱保密，就連許多援助港人的NGO工作者都沒見過該專案的名稱與條文。
長期協助人道救援的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證實：「雖然陸委會沒有正式公開（專案措施），但先前確實廣泛徵詢各界，我也有被徵詢。」他指出，政府重視依法行政，陸委會先前與民團溝通，盼了解目前法條是否適用，同時透過公民團體擴散相關訊息，鼓勵手足進入專案機制。
「幫助手足的部分，是蔡英文總統特別宣示的。」台灣民間支援香港協會（簡稱援港會）理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黃春生觀察，「政府都有在尋求方法，但很多事只能做、不能說。」他透露反送中運動至今，救援、支持港人工作，向來由台灣公部門與NGO互相協力，「2年多來，台灣政府也在思考：要如何去幫助手足？難民法行不通；HF177（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經審查通過者可留台，解決香港抗爭者在台居留問題）也不可行，希望拉高到法律位階。」
5月初，政府原擬公告一系列援港措施，其中關於「放寬港澳白領專業人才來台工作資格」引發爭議，被迫暫停。據了解，援港計畫暫緩後，經政府多方溝通與協調，朝野皆同意應先妥善安置在台灣的香港手足。
低調協助 法源港澳條例
「這個辦法完全保密，所以沒人見過條文內容。」一名長期協助安置香港抗爭者的NGO工作者指出，全球關注台海局勢，援港政策除須兼顧國安、人權，還須考慮兩岸局勢敏感，「中共一直不斷打擊、分化台灣政府和香港人。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港人討厭台灣、台港有嫌隙，中國就達到目的。」
他並轉述政府立場：「何止港人無奈，台灣政府也是無奈。中共連石斑魚（出口）都可以拿來打擊台灣政府，我們身上有很多枷鎖，只能低調做、默默做，避免中共把救援港人當成對台灣發動制裁、甚至挑起戰爭的藉口。」
低調並不意味著沒有法源依據。據指出，這項專案措施的法源與精神源於《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八條：「對於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提供必要之援助。」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主管機關於有本條例第十八條之情形時，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報請行政院專案處理。」
延續前述「專案處理」精神，未來所有港人個案都可列為專案，符合個案保密原則。另據《行政程序法》第三條中「有關外交行為、軍事行為或國家安全保障事項之行為」與「外國人出、入境、難民認定及國籍變更之行為」，皆不適用本法。換言之，台灣政府庇護香港手足，符合前述二項行為，政府依法無須公布細節。
「這麼符合人道精神的好事，實在可以更堂堂正正去做，不用如此畏首畏尾。」吳叡人直言，新專案措施可視為一種「降級的政治庇護」，「民進黨內部的保守力量，一定會干預（港人申請定居）；執政當局也一定會面臨美、日壓力，尤其美國，不想讓台灣當麻煩製造者。」他認為該措施雖未正式公開，但可視為民進黨善意，「對港人友善卻保守，再怎麼同情香港，動作也不敢太大—這很符合蔡政府一貫的外交和國安姿態。」
「最痛苦的是…」不願具名的兩岸事務相關機關官員對本刊表示：「各部會有政績，不都會對外講嗎？我們有這個（政績），竟還要保密、低調，我們的苦衷，就是不想標籤化港人、不想給港人壓力，種種考量，我們不會像政績一樣去說明。」
效力不明 憂心政黨輪替
反送中運動至今，不少抗爭者來台後，不滿取得居留、定居資格的過程遭刁難，或因生活適應不良，選擇前往其他國家。據了解，扣除已離台的手足，目前具有專案身分且能受此新政庇護者，約逾百人；而可能具有專案資格、卻未申請加入者，至少數十人在台，政府目前透過公私協力，鼓勵手足申請進入專案。
相關人士預估，新專案措施上路後，符合要件者皆能申請，除了香港手足，不少長期支援抗爭者的「家長」、持就業金卡來台者，只要符合要件也可適用。多名NGO工作者保守估計，未來數年，該專案措施至少可望協助數以百計的港人。據了解，2020年陸委會成立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交流辦）近日已增補人力。
彷彿憂心「幸福來得太突然」，專案庇護身分看似迎來一線生機，不少港人與民間團體在懷抱希望之際，卻也擔憂因前述保密原則，政府是否有權隨時更改措施？一名NGO工作者直言：「辦法和原則完全保密，你們（台灣政府）可以隨時改（內容），我們也看不到。」
「如果民進黨在野，我會不會被趕出台灣？」「如果國民黨執政，我的資料會不會被提供給港府？」這是許多港人在尚未取得定居資格前心中最大擔憂，也是許多港人具申請專案資格，卻遲遲不申請的主因。黃春生評估，該措施庇護效力不因主政者不同而生變，「我個人認為，政黨輪替不會有影響。」
不過，香港邊城青年理事長江旻諺指出，多數民團與港人仍有顧慮，「大家都沒看到那個法律，不知道會不會有新變化？手足最擔心，如果政黨輪替，他們會不會被遣返？策進會（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辦公室會不會被裁撤？交流辦預算會不會被砍？國民黨如果主掌行政院，默默拿掉援港機制，不會有人知道。」他強調，希望政府能更法制化，公開相關措施可達成群眾監督的效果，也避免政黨輪替可能帶來的風險。
這項措施自7月第一週上路，目前透過「低調且口耳相傳」方式，在港人社群流傳，但措施既不明文公開，又大量倚賴人際轉傳，難免讓部分港人有疑慮。據了解，交流辦已個別通知在台手足，近日將召開閉門說明會。截稿前，我們求證6名流亡在台的受訪者，6人皆表示陸續收到通知，台灣政府將協助港人取得工作許可、申請定居；但其中一人說：「我有被通知，但有朋友也在專案內，他還沒收到通知。」
前述港人不願具名受訪，聽聞政府新措施，並不特別開心。他離開香港後，家中被搜出大量抗爭物資，因此連累家人。他香港護照也過期，一旦返港即會被捕，他悲觀表示：「我都不知道消息是不是真的。」「我覺得，被騙好多次了，（台灣）政府不敢公布的方案，對我來說，等於騙人。」
悲喜不一 盼機制再精進
專案措施規定，港人申請工作居留，須附護照、工作許可證，還需找妥「在台保證人」、請保人提供在職證明。保人還需與港人共赴移民署，現場對保。在台灣，從事援港工作者，幾乎人人替多名港人作保，苦不堪言。據了解，數個參與援港的民間團體皆認為保人制徒具形式，正向政府爭取「由法人擔任手足保人」。其中一名手足表示：「現在頭很痛。我在台灣無親無故，找誰當保人？」
不過對許多港人而言，算是終於等來佳音。受訪者Ivan興奮地說：「收到通知當天，我就申請（工作許可）了。」受訪者阿金說：「有位手足離開台灣3、4天了，到了英國才知道這消息，他聽了開玩笑說要撞牆，很後悔太早離開台灣，要我幫他問，現在還可以回來（台灣）嗎？」黃春生表示，近日有持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赴英國、不曾到訪台灣的手足表示有興趣申請這項專案，希望來台申請定居。
江旻諺指出先前在台港人困境：「沒有HF177、沒有難民法，港人就要回到就學就業身分才能居留，大多數人非得選擇讀書，只有就學，才可能拿身分證。」「我很難判斷他們最近的心情。與其說他們覺得快樂，不如說大家覺得終於有實際一點的方法，讓生活穩定下來。」江旻諺觀察，專案措施近日上路，訊息在港人社群傳開，對許多尚未進入專案、卻有政治風險的在台港人，確有鼓勵效果。
我們求證官方，專案措施是否已經上路？名稱與細節為何？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皆不願正面回應，但間接證實新制已上路：「機制內的，我們一定會逐案（通知），希望機制外的港人，只要符合《港澳條例》第十八條，因政治因素造成安全和自由受緊急危害者，歡迎洽詢交流辦。」
「每個（港人）故事都不大一樣，有人處處碰得頭破血流…」邱垂正觀察，流亡者對環境敏感、不信任，甚至對香港社群也不信任，「交流辦同仁要傾聽輔導、要保密，好幾個同仁受負面情緒影響，自己都要接受心理輔導。」他強調，政府希望完善和精進人道援助機制，盼確保港人在台安身立命，順利適應台灣社會。
台灣男友把我從噩夢裡抱出來
7月1日，出身香港警隊的新任特首李家超就職，與此同時，網上流傳新任律政司長林定國可能簽文件，「重點搜查」甚至拘捕曾被建制派點名的團體。「點名範圍，可能包括我。」那幾晚，Ivan（23歲）數度在睡夢中叫喊出聲。
「你看我今天，說話怪怪的。」今年7月中，他接受採訪，歉然解釋狀態不佳的原因，「我待在家太久，都在打遊戲，沒跟人說話。我一直投暑期工讀，還沒得到回覆，經濟狀況不好，也沒出去玩。」他不再高度戒備，只是手一直停不下來，猛搓眉心、額頭。
我們以為Ivan的噩夢是被警察追，他卻搖頭，這才說出近三年前的經歷：2019年11月29日，香港理工大學被港警圍攻多日，最終1,977人被捕。彼時他逃到台灣，「我擔任網路指揮中心直播台，負責（幫抗爭者）找逃跑路線，後來我常想，是不是我不小心的錯誤，害手足被捕？」曾有抗爭者失蹤，生死未卜，Ivan甚至拜託靈媒找人，數月後發現手足活著，他卻未能鬆口氣，「我常夢到他們在我面前被抓走，那個『人從我手中被警察拖走』的手感，每次都好像真的一樣。」
夢到家人遭虐 自責折磨
「我有印象的夢，都是看見認識的人被折磨。最近這次，夢到家人因為我的關係，被國安抓起來虐待。」愧疚感折磨著他，「我一直很憂慮，港府會不會把中共對付政治犯那套搬到香港？通緝犯的家人，會不會被針對、被虐待？」他抹著臉，分析自己，「我擔心家人受牽連，這也是我噩夢根源。」
家人受威脅，彷彿流亡世代的共同夢魘。Ivan一名流亡友人屢屢收到簡訊，對方發來「我邀你共同維護國家安全」「在台灣省過得快樂嗎？」「你家人住在哪裡，你爸名字，你媽名字我都知道」，威脅流亡者配合，交出「在台灣的香港暴徒名單」。
「我相信，很多抗爭者不願談以前的事，我們不想暴露自己的事。你不曉得，會不會有什麼奇怪的人在你身邊，最後把你賣了？」即使身處台灣，Ivan仍無法鬆懈心防。不過，與其他深受PTSD困擾的流亡港人相比，他也許幸運些，「來台灣後，我看過六個心理師。有些東西還是無解，創傷不是跟醫師說幾句就能解決。我能好轉，關鍵是有人陪伴。」
他主動對我們出櫃：「我狀況比以前好很多，主要是有男朋友陪伴。逃到台灣之後，我睡到一半會發抖、做噩夢，痛苦地大吼大叫。」暴吼的囈語全是廣東話，台灣男友一字也聽不懂，剛交往時，半夜常被嚇到，只能抱著Ivan，「後來每次我發作，他會一直拍我、一直抱我，直到我醒來。」他語調平淡，面無表情，話裡卻甜甜地：「謝謝他，從來不嫌棄我。」
調解不懂台語 期望安家
Ivan原想留在台北，但被分發至南部某所大學，遠離台北，竟換來身心平安。2019年，他曾在台北生活，在捷運、教會、便利超商都曾遭不明人士跟蹤拍攝。有一回，他和香港手足朋友甩不掉跟蹤，一群人急得在台北市中心狂奔。「現在，我住的地方附近都是田，（跟蹤的）人沒地方躲，哈哈。」攤開上學期課表，他選修人權、女權、台灣地質、台灣植物、台灣原住民，「我想認識台灣，我真的把這邊當成第二個家。」
他來台才學騎摩托車，買車的錢還是媽媽領到港府疫情補助後，匯來台灣給他的。疫情期間，他騎車被砂石車撞，沒有商業保險，天天跑醫院換藥，打工都須暫停，因而向肇事者求償新台幣20萬元。「去調解的時候，保險公司的人跟砂石車司機講台語，我都聽不懂，感覺很糟。最後他們一起勸我，接受他們的金額，否則要上法院，我會很麻煩。」肇事者將他求償金額砍半，只賠10萬，他只能無奈接受。
透過就學，Ivan拿到為期四年的居留證，如今效期已過一半。「我之前看新聞，覺得台灣政府（政策）很反覆。一下子說，對香港抗爭者來台居留或申請定居放寬，前陣子又傳出會收緊，這讓我很擔心，到底要等多久，才能拿到定居身分？他們（移民署）口頭說，不會把我趕走，跟我說別擔心居留問題，但我要怎麼合法留在這？」他又開始抓臉，「有人勸我離開，我很多朋友看到留在台灣的不確定性，都去了澳洲、加拿大、英國。還沒走的，也在打聽後路了。」
但Ivan不打算離開。近日台灣政府放寬手足取得工作許可、申請定居，他收到消息，第一天就去申請，「基本上我認識的手足，大家都有去申請，對比讀書專案（就學4年加上就業5年）最快要9年才可能拿到身分證，新政策實在好太多了。」截稿前，他回覆我們詢問，以自己通過專案審查日期開始計算，若取得工作許可，最快再等約3年，可望取得台灣身分證，他既期待又怕再次受傷，「希望這次政策不要再改變…」
「來台灣以後，我算是settle down（安家）了，我不要再承受一次那種不確定。」有人曾建議他，等到跨國同婚合法後，他就能和男友結婚、藉此留在台灣，但他否決了這個選項：「結婚不是（用來申請合法居留的）途徑，而是人生大事。他（男友）還很年輕，我不能為了居留，而去犧牲另一個人的幸福，這點，我倒是很堅持。」
我在台灣被跟蹤
「我在這裡幾乎沒朋友。」流亡者不易打入台灣圈子，但至少和台灣的香港社群有聯繫？Daniel（25歲）搖頭，「也滿少。我不知道可以相信誰。」
來台灣2年半，Daniel外表看似「很台」。他平日看哈哈台、上PTT，不爽的時候，飆得出幾句國罵，自嘲起來，喜歡說自己滿口「台灣價值」。事實上，他上課總窩角落，刻意低調，「同學知道我是港生，都會問（反送中），他們說有上街嗎？我說有。他們問有受傷嗎？我就隨便說一下，趕快帶過。」
比起2020年受訪時，Daniel一路壓著臉躲鏡頭，如今他有了笑容、話變多了，猶豫一會兒，直說：「一些香港人覺得愈高調愈安全，還告訴人家手足在哪開店，我覺得真是超白痴。每次看新聞都在想，人家不用去抓你，只要在你對面隨便設一個鏡頭，就能拍到你。你總有脫口罩的時候吧？」
就算沒疫情，Daniel在公共場所也絕不脫去口罩。有天他打工忙太晚，與同事同行後各自返家，落單不久，發現身後有人。「我走他就走，我停他就停。我走進超商，那人就在店外等。」Daniel透過手機向台灣同事求助：「現在開始，我每五分鐘傳一封訊息給你，如果十分鐘都沒我的訊息，你就報警。」
「來台灣之後，我有幾次好像被跟蹤，不過，這次最明顯。這人技巧很low。」他語氣不屑，敘述如何甩掉跟蹤者。「我沒有直接回家，走進一班捷運，門打開之後，從第一個門進去，車門關上之前，從第4個車門下車。」
離港之前，Daniel在香港讀的是全球排名百大的大學。「如果沒有反送中，我現在當然在上班，月薪應該至少有新台幣10萬元吧。」只是人生沒有如果，他2020年逃來台灣，申請專案身分，目前就讀一所知名大學碩士班，這學期，他欠了學校學費，學期過了大半，受訪前2天才還清。
「我不是不想繳學費。」他無奈解釋，持學生簽每個月打工時數、額度有限制，「我就算租超遠，房租也占收入一大部分。」首次訪談Daniel時，初到台灣的他說：「我不要當蛀米大蟲。」「我們也不希望人家這樣去照顧、長期打理我們，我們要自立。」
他確實試著自立，節約吃穿用度，持續打工，也販售自己拍攝、印製的攝影集。3級警戒期間，工讀機會中斷，他1天3餐不超過150元，「我盡量睡到下午一點，等4、5點才吃第一餐。如果晚上真的餓，就煮個麵條。」他嚴控交通預算，算出如何於捷運、客運和Ubike轉換，能省最多。
申請延長居留 官員刁難
為省房租，他住離市區太遠，夜歸不便，幾次得搭計程車。「在台灣，我盡量不跟小黃司機說我是香港人。有次和朋友分攤計程車費，司機很藍，說你們不去搞事，港府就不會鎮壓你。」Daniel的同事不服，與司機爭辯，「我聽了很怕，一直叫同事別再講了，X！我很怕。」
「我自己一個人很久了，沒人跟我講話，我就自己跟自己講話啊。」他是獨行俠，語氣像小老頭，「我現在煩寫論文。現在煩惱的，都是一些很實在的東西，例如畢業後找工作，或是學費。」他回憶來台初期的徬徨，「那時候，沒有『實在的東西』讓我煩。」言下之意，最黑暗的時刻已經挺過，「當初來台灣沒多久，（相關單位）就問我們要不要諮商？好不容易，他們幫我找了懂廣東話的諮商師，他講的東西也都正確，跟我說要嘗試（走出去），我也知道要嘗試啊，但我就是做不到啊。」
除了學雜費，延長居留證是Daniel近日最煩之事。暑假之前，他向移民署提出申請延長居留，接到一通電話，官員要求提供「完整1年的上課出席紀錄」。他傻眼，向官員解釋疫情之故，許多課程改為線上授課，難以取得點名紀錄，詢問能否提供成績單作為佐證？他愈說愈氣：「研究所哪有人在點名？我除了一科B+，其他每科都拿A以上。這不足以證明我有上課嗎？X。」對方態度強硬，要他提出每堂課出席證明，他只好回頭找授課老師，逐堂「開證明」。
你覺得移民署官員此舉是刁難嗎？「我覺得是，」話才說出口，他發現答得太快，趕快補充：「哎呀，不要直接這樣寫啦，可能（出席率）標準，每家大學不同。」他閉上眼，止不住地嘆氣，最後說：「我很怕，答錯你的問題。」
新制保證存疑 猶豫去向
台灣政府原擬於5月1日，公告放寬港澳白領專業人士在台申請定居資格，因立委與民間質疑一度喊卡。對此，他收起有話就說的直接，委婉答：「（立委）出發點一定是好的，我知道國安問題很重要。」「有朋友說：『如果覺得這邊（台灣）不行，你就去英國、加拿大。』但是，被迫離開香港的人，來台灣2、3年了，如果有能力走，應該都走了吧。我希望可以有更多機會，讓台灣社群更加接納我們。」
截稿前，我們向他確認，是否獲悉新上路的援港措施？他說尚未遞件，「我還在猶豫，你不知道這次（政策）會不會被收回或取消？以前那些（修法）東西，坦白說，我們也聽過很多次了…。台灣政府之前也說會有很實在的保障，但立委講一兩句，後來就沒了。」他憂心：「現在告訴我，最快五年拿身分證，但會不會我等到第四年，政府就說，沒有明文法律喔，掰掰。」他表示，正在考慮未來規劃，不排除拿到碩士後，前往其他國家申請定居。
我們也向他確認延簽是否順利？他說「喬」了頗久，移民署官員仍要他拿出所有出席紀錄，「這驚動了我所有科目的老師，有人熱心居中協助，之後就搞定了。」他語調輕鬆，發來貼圖，卡通人物的臉哭笑不得。
回台灣與去香港
採訪過程，約克（29歲）偶然說了一句：「香港回不去了。」聽錄音檔時，我們忽然無法分辨這句子的是主詞是約克還是香港。
2年多以前，他在朋友家受訪，和其他人不同，非常放鬆，講起話來天地不怕，媽媽喜歡林鄭月娥、立法會爛掉了、解放軍會進來嗎？一股腦說著想說的話，又不時碎念台灣的新聞系為何重理論而少實作，令有相關經驗的他適應困難。
3年搬家7次 變動頻繁
我們問他：「在台灣，你能規劃到多久以後的未來？」他說：「規劃到有大學會收我。」最後考上基隆一間被他戲稱為「爛學校」的大學，從台北搬過去，念了一年，光是租屋就換了3處。後來他設法轉學，信心滿滿，甚至先在淡海租了房子，「因為我一直以為我會上淡大，結果沒考上。」
那是他在台灣住的第5間房，後來因為和室友磨合問題又搬離，加上3年前剛來台時住的Airbnb，他一共換了7個住處，平均半年搬一次家，是生命中最頻繁變動的3年，導致他整體呈現一種飄浮感。身材又瘦削，身高近170公分，體重僅49公斤。
但這樣的身材曾經拯救他。約克在香港是攝影記者，可能是跑新聞的訓練，他自稱：「5、6月的時候就覺得香港可能快不行了。我第六感很準確。」一念成讖，2019年7月1日，遊行民眾攻進立法會，他在裡頭拍攝，也被拍，面容「可能」曝光，出來後朋友按著他的手說：「你還是離開比較好。」6天後，他到台灣，先報了個電視台辦的新聞課程，心態上接近「短期遊學」，但已尋求專案庇護。
專案審查曠日費時，他說：「不可以抱怨。有些人說政府很慢，可是你不能抱怨。很多東西他們真的要查，他們連我們哪一班飛機進來也（要）知道，他們要去找啊。」但提到今年5月，因立委林靜儀等人質疑而被迫喊停的「港澳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修正案」，還是忍不住小聲地說：「我很記得台中那個立委…」
等待期間，他每月回港支援抗爭，無役不與，中大衝突、理大圍城，他都從機場直奔現場，連家人都不知道他回香港。從理工大學離開時，他被捕，警察拿麥克筆在他衣服上寫編號，再以大巴士載走，「一個汙辱感…」「他們用鎖帶把我的手鎖在背後。我發現我手真的很細，可以拔出來，就把（聯絡用的）手機（關機後）丟在車上。」
那支手機，現在可能還在那輛警用大巴的座椅和窗戶夾縫中，但他已回不去了。回想警局48小時，他憑記憶打電話給媽媽，但不知怎地記錯號碼，竟撥給交往6年的前任，對方接起來，「很淡定說『喔喔』，就掛了。」
以上種種，約克2年前受訪時隻字不提，只說他被保釋後，花了一週時間打包行李，和老闆、家人合照告別，並不知道其中還包括一段搖搖欲墜的感情。2人價值觀有衝突，反送中運動開始後，爭吵愈來愈多，「對方喜歡工作，嫌我衝動，做的事很白痴。」最後一次見面是7月時，「很普通的問候。」約克當時就預感會分手，再度成真。
理大事件後，約克從此認定來台灣使用的動詞是「回」。他猜測，可能因為被捕，專案迅速通過，砍掉的人生正式開始重練。取得學生身分後，他一邊讀書，一邊接香港的影片剪接案，期間也主持了1年多的央廣電台節目，卻始終僅能維持在「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的經濟狀況，永遠擔心著下個月的生活費。我問他，台灣住習慣了嗎？他說：「我台北市不用看地圖，已經知道怎麼走。」
第六感的偵測範圍卻是愈來愈窄。關於同樣的那題：「能規劃到多久以後的未來？」成績不好的他嘆一口氣說：「見到路就走吧。我會延畢，我算過，至少一年，最壞2年。」
記者就像罪人 浮動未來
只是路到底在哪裡？學期結束後，我打電話關心他成績，他卻意外說出自己剛結束一場約會。那是他在台灣交往的第4人，換對象和換租屋速度差不多。將邁入而立之年的他，感情生活豐富，也不吝分享，我於是在電話中聽他慢慢將4任對象都盤點過一輪。
頻繁更換地址、對象，都是「浮動」的證明。能寫嗎？他猶豫一下，答應，又忽然說：「欸，你知道最近很多人離開嗎？」他認識其中一個，「上1年我生日，我們去唱KTV，他就說：『我過幾天就離開台灣，去加拿大。』他在台灣念書念不下去，很像我…我根本很多科目都被當掉…」
平日他臉書資訊極少，來台已3年，仍僅用粵語更新，偶爾轉貼香港新聞。他在香港和記者同事一起養著一隻狗，後來車禍死亡，他一直希望同事能把骨灰帶到台灣給他，至今未能成真。「（同事們）人還在，可是搬走了，但搬去哪就不方便講。因為國安法通過了嘛，他們也可能被（政府）找。」
他對新聞有憧憬，這志向從2年多前受訪，至今未改。他在香港讀藝術高中，14歲開始拿DV胡亂拍；來到台灣求學，只想讀新聞或大傳，目標是未來進入電視台工作，先求有再求好，拍綜藝節目也沒關係。香港給他的啟蒙，一直留在身體裡，不曾離去。
傷害也不曾離去。他去看《時代革命》那天，「遲到了，但肚子很餓，還是去買了爆米花。結果我發現看《時代革命》不能吃爆米花。吃不下。」緊繃著看完全場。
孤單也不曾離去。問他為什麼一直談戀愛？他說：「就怕孤單啦。」孤單時都在想些什麼？「我會想被抓的那件事。我會想，怎麼把（當時同樣被抓的）那些人帶出來，離開那個鬼地方。」
所以回不去的，不只是他，也是香港。接在那句「回不去了」的句子後面，他說的是：「香港的媒體環境也很差，香港現在新聞系的招生率很差，你念完幹嘛？在香港，記者像罪人一樣。」
有食物屑屑吃就很好了
今年四月，正式採訪前，我和阿俊（28歲）約吃飯。2年多前碰面，互加Instagram，也聊了幾次LINE，但基於上次他對自己的層層保護，我對他面貌一無所知，甚至無法百分之百相信眼前的人就是阿俊。藉由片段且遠距的資訊，我猜想他應該十分萎靡，深陷情緒困擾，一如他發文所述：人生彷彿永夜，失去一切動力，體重暴落，嚴重失眠，心理諮商師和精神科醫師變成最常見的人。
他氣色不壞，食欲尚可，說話有條有理，全程無蒙面，不再時時戴著太陽眼鏡。在台灣２年多，誰和誰深交又絕裂，哪個港人入獄了，誰暗中幫助了誰，他都能很快找出資料，迅速判斷能否讓我翻拍，技術性遮住可供辨識身分的資訊。他甚至很自在地聊起女友：「台灣人。雖然她完全知道我的身分背景，也可以接受，可是她無法想像那個重量…」我們追問，什麼重量？他忽然理不清，最後倉促地說：「我不能講太久，等一下要去心理諮商。」
夢醒後的恍惚 深陷圍城
幾週後，阿俊邀我們參加《理大圍城》的放映會。那是遠比《時代革命》更逼近、沉重、壓抑的紀錄，坐困校園的學生們又飢又疲，開始內鬨，眾聲喧譁夾雜哭喊與謾罵。坐我隔壁的阿俊全程無聲響，映後我問他感想，他淡淡說：「沒什麼感覺。我們之前抗爭也發生一樣的事，攻哪裡，怎麼撤，留下來還是退，都吵到不行，誰也沒有聽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幾句話，大概就總結了他在香港的最後一段生活。劫難之後，也無太平。初來台灣之時，他覺得自己，「整個根都給拔走。」為了居留，他先隨便報名一間南部大學，再設法轉學回台北。那段時間，他不斷空轉，「等審查通過，半年；等學籍，又半年。我也不能說什麼，可以合法留在台灣已經很好了。」
學生身分有著落後，他一邊念書，同時打兩份工。在香港，他曾擔任學生會幹部，組織自己的六四紀念晚會，也有專業技術證照，但來到台灣都派不上用場，只能做很基礎的文書或服務生工作。白日忙碌，夜間也不得閒，經常做夢，「香港抗爭的事情也有，後來比較多反而是在台灣這邊的適應…」
他曾找到一名移民來台的港人援助，結果不斷被情緒勒索，「他真的以為他是我的乾爹，說要陪我去見我女朋友的家長，催我們結婚。也貶低我，我的學系要求正式的報告發表，他看了說那個文章他一天就可以寫出來。」
半年瘦8公斤，他逃開，重新開始，最後一個人住。那狀況也像圍城，「一個人的時候，就對著四面牆。我失去了很多動力，生命沒有什麼吸引我的…」最慘時，他連續一週處於恍惚狀態，「下床煮個泡麵，吃完覺得好累，又躺回去。不想出門，不開燈。吃就隨便吃，洗澡也沒力氣。」他決定尋求專業的諮商師和醫師協助，「他開給我的睡眠藥，可以讓我睡時少一點做夢。」
他多次提到「夢」這個字，說整場反送中的抗爭，如今回望就是一場夢。無論《理大圍城》或《時代革命》，「我看的感受只有遺憾。」抗爭是夢，香港也是，「過去二十幾年在香港學到的東西，建構的一切人脈，都好像夢。你的家人、朋友，都只剩遠距的虛擬空間…他們說還是關心你，但他們就不能在你身邊，你還是一個人在這邊。」
失根後淪底層 憂鬱煩惱
在台灣2年多來，「我本來擁有的東西愈來愈失去了。首先是我相信過的手足，都無法再相信。」他給自己的最後定義，是「社會最底層，一隻螞蟻那樣，每天有食物屑屑吃已經很好了，持不持續都不敢多想。」他曾向熟悉的香港「家長」申請就學補助，「（先）說你九千塊可以過生活，下學期又說6千塊就足夠。讀書的話，平均分要70分（才能拿到補助）…可是念書根本不是這麼容易。」採訪時，他正為被退回重改的期末報告煩惱，語氣接近絕望。
以為合法的身分，也充滿變數。專案沒有紙本證明，「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白紙黑字。他們是打電話通知，說你過了，（但）不知道會承諾多久？可不可以有文件？」2年前他擔心政黨輪替，現在還擔心著2年後。「我們不想帶給其他社會麻煩，不想像一個伸手黨去向政府拿錢，可是…」
可是活著太難了。2年前受訪，阿俊的身分是勇武，還想著回港犧牲，「一去就不回的那樣，就是應該會被殺死…」但他不能只考慮自己，「有個網站專門揭露我們的個資，香港解密，我是連我家人的名字都被放在上面。」採訪過後我們拍照，他又拿出口罩戴上。
他說諮商師會開功課給他，「下次回來前，可不可以試著整理房間？」諮商師聽到他一直想爬山，也建議他爬山。真的去爬了？「對，我發現快諮商了，就趕快去做，變成一個小動力。」我真的以為歷經谷底的他，正在努力往上爬。
只是狀況時好時壞。看完《理大圍城》那天，他傳訊給我：「哈哈，剛才有點嚇到，給一位來自香港的東吳學生認出來。」過一陣子，他又忽然傳訊：「我現在的生活幾乎跟香港人脫鉤了，除了我以前的朋友和家人，目前在台灣的生活都是跟台灣人接觸。我今天還可以度過每一天，是因為台灣政府幫我，老師給機會，同學關心，還有我自己吃力的求生存。」
然而他話鋒一轉，「在台灣又格格不入。別人看我只能看到香港這個標籤，但其實我什麼都不是，我都不大知道自己是誰了…」
我很喜歡做噩夢
阿金（29歲）第一次受訪時，化名小鐵，如今他決定以朋友間都知道的暱稱受訪，第一次談到在香港被警察破門而入的經歷。2019年7月，某天早上6點多，他還在睡，房外忽然傳來猛力的拍門聲，「我知道一定是警察，那麼凶猛。我以為沒有那麼嚴重，還跟我媽說沒事。結果警察就破門抓人。」
當時他就想，「只要能從警局出來，就離開。」來到台灣近3年，阿金的生活漸趨平穩，幾乎是太平穩了。上回受訪，他說自己看到抗爭相關報導會心跳變弱、全身發冷，大熱天也想穿外套。但今年初《時代革命》上映，他還是去看了，不覺得很折磨嗎？他說：「折磨一定要啊。那很像刀子，你不磨不利。我只知道抗爭方面要做什麼，人生方面我不明瞭。」
不明瞭的人生走一步算一步，阿金如今在公立大學的熱門科系就讀，住在頂樓加蓋的租屋裡。帶來的港幣近十萬元，剩最後一點，次月房租6千元，「確定繳不出。」在香港他是室內設計師，來台後一度在市場宰鮭魚賺錢，但仍無法支撐生活。
時刻都想回港 荒謬幻夢
和多數在茫茫未來路上陷入憂鬱的人不同，阿金說：「我是知道未來在哪裡才憂鬱。」還是想回香港？他說：「我每一刻都想回去。」前年8月，12名香港人於保釋期間乘坐快艇企圖偷渡至台灣，最後被廣東海警局拘捕。事件發生後，阿金頻繁做同一個夢，「夢到我在香港醒來，開始計畫怎麼逃到台灣。」
他的電腦層架上放著藥袋，上面寫：「適應症：自律神經失調、焦慮症、恐慌症。」他說：「我知道我有PTSD，但我在香港沒有看過精神科醫生。我在香港都是靠著去抗爭現場治療PTSD，用我的腎上腺素。」
異鄉無戰事，他只能吃藥。阿金還做過一個噩夢：「我是恐怖分子，被警察追殺，頭部中彈，就醒過來。那是我第一次夢到自己死掉。我在裡面就一直（罵警察）屌你老母。」聽起來不是太愉快的夢，但他說：「我很喜歡做噩夢。」因為那也是一種「現場的治療」。
他們說我很麻煩
香港女生Absent（年齡保密）連月婉拒邀訪。截稿後，她來訊表示願意見面，我們為她延長截稿時間，問她為何願意受訪？她答：「有些事，我想說出來。」
我們以為Absent長年拮据，她這才透露逃亡前，和朋友在香港開店當老闆，如果錢不夠還能跟家裡拿。2019年前，她經濟無虞，很常來台旅遊，有陣子喜歡住W Hotel。「移民署的人後來（專案審查時）問我，前幾年為何一直入境台灣？我說，因為我就是喜歡台灣啊！好怕他們把我當成共諜啊。」
喜歡逐漸轉化成失望。「總統大選之前，突然很多人關心我們，現在想想，他們好假。他們願意幫助的，都是有名氣的香港人。」Absent毫無名氣，隱身人群。2020來台申請就學，太晚入學，書都還沒買就面臨考試，「我考很差，NGO就不發下學期學費給我。」她休學，日前染疫，身心混亂，「染疫才好啊，吃了就吐，吃不下，就都不會餓。」「我現在打黑工，上班時會偷吃店裡的東西。」我們關切，Absent是專案協助的抗爭者，台灣官方應有專人協助就業與居留事宜？她說確實有專人聯繫，近期被告知將有新措施，部分消息卻和其他港人不一致。
「我誠實讓交流辦的人知道，我有打工，結果他說我違法，沒正式雇主，不能打工。我問：那我要睡街頭吃垃圾嗎？」「我有點生氣，因為之前，我跟另一個交流辦的人說想申請補助，對方鼓勵我多打工，為生活奮鬥。」但台灣是法治國家，妳應設法申請合法工作許可？她無奈：「我想啊，但（申請）要附體檢證明，體檢一次3千元，我湊不到做體檢的錢。」
救援用盡力氣 身心俱疲
她香港帳戶已被凍結，近百萬存款見底，最忙時一天打3份工，月入不到新台幣四萬元。為何花這麼快？這才發現，她不僅是手足，也曾是出錢出力支援抗爭者「家長」，「我幫其他手足申請補助，也幫他們付生活費和住宿費，最後我沒錢了，還得跟人借。」採訪前後，Absent都排了工作，訪談結束她連抽三根菸，說打工到半夜，得抽菸提神。「其實，我情況愈來愈不好。」她被父母封鎖、哥哥對她已讀不回，她又說起身心俱疲關鍵—染疫、缺錢都是其次，最無法承受的是曾涉救援案，但沒有成功救到人，還被控連累出賣朋友，「有香港人罵我間諜，有台灣人警告我，說我很麻煩。」她在暗巷裡哭到喘氣，和煙圈一起吐出的內容太敏感，我們答應她不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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