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仔（化名）最近老憶起喝酒的感覺：喉嚨深處有個搔癢感日以繼夜像在挑戰他的意志力，只消一點酒精，就能壓制住那惱人的躁動。
【時代現場】懲罰貧窮 詐騙案裡的經濟底層
會員專區新聞深探
2022年上半年，台灣發生1萬3千多件詐騙案，金額高達31億元。祥仔也是其中一樁詐騙案的被告，因他的證件被詐騙集團用來開設人頭戶進行金融犯罪，而被視為「幫助犯」，遭判刑5個月或易科罰金15萬元。
和祥仔同案的「幫助犯」約十幾位，全是和祥仔差不多的經濟弱勢，也和祥仔一樣曾是或仍是無家者。可惡之人或許總有可憐之處，祥仔的律師平均每個月會接到1件由法律扶助基金會轉介來的幫助犯案件，越深入越理解：當一個人走投無路又沒什麼選擇時，如果只需要付出一點代價，例如提供自己的證件或帳戶，就能得到一筆錢，大部分的個案都願意這麼做。
幾個月前他的一場官司終於有著落，金融詐騙幫助犯。判決結果：關五個月，或易科罰金15萬元。祥仔感覺人生又再次站到了懸崖邊，他納悶自己花了這麼多年努力，好不容易爬離這懸崖邊，怎麼又繞了回來？人生哪裡又出了差錯？
無家者 淪金融詐騙幫助犯
「我死都不進去啦。」悲憤的聲線和情緒同時飆高了起來，「這個司法⋯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幹嘛。」坐在社福機構辦公室的板凳上，祥仔的腿扭來扭去，不停地變換著坐姿。
4、5年前他還是街頭上的無家者，更早以前則是開過計程車。因為一些小偷小搶或偽造文書的案件，反覆進出監所，3個月、6個月的坐牢。每次進去都像人生重新歸零再開始，只是隨著年齡增長，重新開始的難度也越來越大。最後祥仔成了無家者，睡過宮廟廟埕，也曾被陌生人帶回家同居。
這2年他好不容易找了份打掃工作，還兼著出陣頭、抬棺木，想辦法賺多一點，讓生活維持在穩定的基調中。
體力活都是天剛亮就得上工，一次半天、一天，賺個幾千元，伴隨著全身痠痛。但有時也會遇到好事，像是裕隆集團已故董事長嚴凱泰下葬金寶山那天，祥仔也一大早頂著陰雨綿綿，到山頂等抬棺，「那次拿了6千元紅包。」祥仔笑得燦爛。
「後來就沒再做抬棺了啦。我都66歲了，體力也不行了。」祥仔略帶風霜的笑了笑。不再抬棺，祥仔改做回收，「夏天去收那個啤酒罐，1公斤可以賣34元，2公斤可以買一個便當或一罐大罐的保力達。」努力了幾年，祥仔好不容易存了筆錢租屋，有了落腳處，酒也戒了。
那些年他慶幸自己天時地利人和，生活終於穩定了，但陳年官司找上門，多年前牽扯進的金融詐騙案判決出爐，祥仔只有2條路：不是坐牢就是罰款，代價都是賠上目前的生活。
他出庭好幾次，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律師陪著，在庭上模模糊糊聽了個大概，祥仔才知道自己違反《證券交易法》，提供人頭給對方開設證券帳戶，進行股票交割。
上法庭 風霜臉上盡是茫然
和祥仔同案，因提供證件讓詐騙集團得以開設人頭戶的「幫助犯」大約十幾位。滿臉風霜的男女一字排開，臉上盡是茫然。這些人全是和祥仔差不多的經濟弱勢，也和祥仔一樣曾是或仍是無家者，似懂非懂地聽著法庭上難以理解的答辯內容。
這案件牽涉一間上市公司的金融犯罪。該公司明知財務出問題，仍企圖營造獲利假象，先是找了媒體吹捧將與國外公司合作研發新技術，再由業務員向不特定人士推銷公司股票。
為了讓股民信服公司股票是當紅炸子雞，公司委託詐騙集團廣設人頭帳戶買進公司股票，讓股票看似搶手，等被害者上鉤，再由人頭戶轉售給受騙的股民。至於如何開設人頭戶，就交給詐騙集團去號召下包廠商張羅。
「台灣的詐騙就跟辦桌的模式差不多。」偵辦過不少詐騙案的台南地院法官陳欽賢解釋：「一場辦桌，負責桌椅的、煎煮炒炸的、搭棚的全是不同單位，各司其職，彼此也不認識。詐騙也是，負責招募車手的、取簿的、獵人頭戶的和負責進行詐騙的機房、洗錢的水房全是不同人馬組成，互不相識，且各組之間設下斷點，難向上追查到首腦。」陳欽賢苦笑，10件詐騙裡，不到2件能抓到主謀。
而祥仔捲入的，正是整體案件最下游的一部分：詐騙集團透過大舉搜刮個人身分證件，以供開設人頭證券戶使用。
主責搜刮人頭個資的共犯在法庭上坦言，為了取得大量的身分證件，他相中無家者聚集處，不斷與無家者們套交情、提供資金，甚至租下住處供無家者們居住，藉此換取對方的信任，「另方面也避免他們去掛失證件。」而拿到的10多個人頭帳戶裡，其中一個就是用祥仔的名字設置的。
只是共犯在庭上洋洋灑灑承認了細節，但祥仔聽了只覺得更冤，「我根本沒有把證件給別人，我也不認識他啊。」
無住所 未收傳票即被通緝
祥仔想破了頭，分析證件被盜用的可能性。他懷疑是否過去流浪時，戶籍一直掛在區公所，區公所的人冒用了他的個資，拿去給外頭的詐騙集團使用。他也曾說自己遺失過證件，「睡在路邊，醒來後隨身東西都被偷了。」為了證明他的無辜，祥仔的律師陳宏奇也請法院向戶政機關聲請掛失證件的文件，「結果戶政機關說年代太久遠，資料已經銷毀。」陳宏奇搖頭苦笑。
「最慘的就是像祥仔這樣的被告。」陳宏奇一年總會接到十幾件這類詐騙幫助犯的案子，其中多是由法律扶助基金會轉介的經濟弱勢被告。他知道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每個站在眼前的犯罪者若仔細探究，總能找到幾處令人唏噓的無可奈何。
「像祥仔大約在2000年前後遺失證件。那時他正在街頭流浪，可以想像當時的經濟狀況不會很理想，大概還三餐不繼。」陳宏奇嘆了口氣，這樣的經濟弱勢上了法庭卻特別不利。
陳宏奇指出，一個人因經濟不穩而流落街頭，無可避免就會捲入各種微小的犯罪行為。以祥仔為例，司法資料調出來，詐欺、偽造文書、賭博等罪名一長串。雖然都是微罪，但偏偏「執行後未滿5年內再有犯罪紀錄，都算累犯，得加重刑責。」而祥仔卡在上一次執行完後還沒超過5年，如今又有幫助犯的案子，「這在法官眼中，觀感先打折，覺得你素行不良，犯後無悔意，就是個『累犯』。」陳宏奇無奈說道。加上祥仔長年無家，居無定所，偵查期間根本沒收到通知，當然也就傳喚未到，最後被通緝。
前科、通緝，這些黑歷史讓祥仔在法官心中只有差評。因此當陳宏奇在庭上交互詰問共犯是否識得祥仔，共犯直言「不認識、沒印象」，但法官仍認定共犯只是因為時間久了、人數又多才不記得，斷言2人肯定認識，祥仔就是為了利益而將身分證件交給共犯使用。回想法庭經歷，祥仔只覺得有冤無處說。
多數的案件也讓陳宏奇感慨，「當一個人沒什麼選擇時，如果只需要付出一點點代價，例如提供自己的證件或帳戶，就能得到一筆錢。我想大部分的個案，恐怕都會同意藉此換取好處。」尤其流落街頭的人沒有餘裕評估長遠的風險後再做出選擇，大多只能先顧及眼下的溫飽，當然也無法深一層想到，一旦賣了個人證件或帳戶，未來可能牽扯進嚴重的犯罪計畫。多年後，將被拽上法庭，指認為共謀。
有時更倒楣的是根本不涉及販賣個人證件或帳戶，卻也淪為幫助犯。陳宏奇曾遇過一個當事人，本是為了借貸找仲介公司協助搞定銀行融資，誰知不幸碰上詐騙集團，對方要求陳宏奇的當事人提供銀行帳戶，當事人提供帳戶後，對方說「你帳戶裡的錢太少，看起來不漂亮，會影響銀行借款的意願。」詐騙集團提議先匯一筆錢入當事人帳戶，讓他的戶頭看起來很「漂亮」，銀行比較願意融資，待銀行撥款後，再讓當事人交還款項。
「一般人怎麼知道這會有問題，他只是讓對方轉一筆錢進來再還給對方而已。」陳宏奇說，這樣的話術，多數人恐怕都會信以為真，「結果沒想到自己是提供帳號給對方洗錢。」
即使如此不易辨明真偽，但這樣的案子光在偵查庭，「當事人大概都會被電到飛起來。」陳宏奇苦笑，檢察官只要問：「你說你沒有犯罪意圖，可是你同意讓帳戶看起來漂亮，讓銀行對你的還款能力有錯誤期待。這就涉及詐欺，至少是有打算這樣做的不確定故意啊。」到這階段，當事人大概都百口莫辯，誰會料到想讓帳戶看起來漂亮竟然涉及詐欺。
有罪論 被害人反成階下囚
宗仁也曾涉入一樁詐騙案。他的案情更冤，甚至只是幫朋友一把，就成了詐騙幫助犯。幾年前有天晚上，同在夜市做生意的好友兼老客人阿璋來找他喝酒，一桌人聊到深夜，席間阿璋突然感慨自己因為信用紀錄不良，無法在銀行開戶，但最近又有水果買賣需要帳戶做金轉，否則生意將受阻。阿璋愁得不得了，求宗仁幫幫忙，借他的網路銀行帳戶來用。
宗仁知道阿璋真的有在做水果買賣，加上他既沒給阿璋金融卡、印章和存摺，只是提供網路銀行的帳號與密碼，「就那麼一張紙，應該沒問題吧。」
3年後警察找上門，宗仁才知道自己提供的網路銀行帳戶被用在線上博奕詐騙。法庭上，法官質疑宗仁為何交出貼身金融工具給他人，宗仁辯稱：「電腦這些我不懂，想說只是給他一串數字。」但法官接著質疑，既然號稱是熟識多年的好友，為何連阿璋的本名都不知？面對質問，宗仁啞口無言，阿璋是常到他開的快炒店光顧的老客人，「阿璋、阿璋」地跟著大夥一起叫慣了，豈知哪天會因為不知對方姓名而加重自己的嫌疑。只是這些都不足以讓法官採信，宗仁最後判了4個月。
陳欽賢以前也認定幫助犯就是「有罪」，「直到有次我看到一個起訴書，被告是個搜集人頭帳戶的詐騙成員，他騙到一堆人頭帳戶，但還沒開始用，就被抓了。」起訴書裡把那些被騙走帳戶的人都歸為「受害人」，這讓陳欽賢心裡咕咚一聲，「一個人的帳戶被拿去濫用，還沒開始濫用前算『被害人』，開始被濫用後就成了『幫助犯』，這不是很亂嗎？」
一個人在司法中的身分定位，會因犯罪行為的進程而改變，讓陳欽賢開始思考什麼叫做「有罪」，如何判斷「有罪」。他自己年輕時也曾苦過，「生病都不敢去看醫生，怕花錢。」生命經驗教會陳欽賢，弱勢的人不只有經濟遇到困境，更是生活全面性的匱乏：取得資訊、尋求協助的能力，甚至社會支持網絡皆是闕如。當生活只剩眼下的苟且，哪想得了詩和遠方，這樣的弱勢狀態特別容易陷入犯罪循環。後來到陳欽賢手上的案件，他特別關注一個人是否「被騙」？如何做出行動抉擇？
「普遍司法體系裡的人會認為：『對，你很可憐，但你還是犯罪了。司法不可能因為你可憐就不判刑。』這麼想沒有錯，因為一個人的行為本來就都會有成本。」但這直觀的想法，只說對了一半，陳欽賢想著，現實裡的逼仄與司法對撞後，一個法官該怎麼看待「可憐的人犯了罪」，並從「量刑」上取得平衡。
陳欽賢曾接到一宗案件，「那是一對拾荒母子，撿走另一個拾荒老人的電磁爐。」母子騎著機車經過路口，瞥見轉角處一台電磁爐，於是調轉車頭回到路邊拾起電磁爐，揚長而去。
案子上了法庭，陳欽賢知道雙方都是艱苦人，但犯罪事實明擺在眼前，他看了看母子的家庭背景，發覺孩子本身有些智能障礙，因此最後判了母子一人無罪一人緩刑，但要求母親得賠償拾荒老人幾千元，「光是要寫為什麼這人無罪、那人緩刑，你就要花比寫『有罪』還多好幾倍的時間和字數來解釋原因。」
犯罪行為反映一個人的窮途末路，有幸走到陳欽賢面前的，還能篩出必須給予機會的人，「但最終這都是行政機關必須要思考的，如何避免有些人只剩下透過犯罪，才足以勉力活著。」但那也是陳欽賢無能為力之處了。
一被關 人生如同打回谷底
祥仔還是認罪了，他說自己死也不願進去關，一旦坐牢，工作、居所都將消失，幾個月出來後，他的人生等於從零開始，這一次卻不知道還要花多久時間才能爬出谷底，「我之前別的案子去關1個月，房東把我東西全部扔了。出來什麼都沒了。」那不只是坐幾個月的牢獄之災而已，而是再次一無所有。
社工幫祥仔找了另一份能預支薪水的兼差，還陪著祥仔去和書記官協商如何分期償還易科罰金的15萬元，讓祥仔的生活不至於受到太大影響。
「我還在想要不要上訴。」祥仔心裡總有些賭氣，「要我拿這麼多錢去養這些搞我的（司法）人，我真的不甘心啦。死，我不怕，沒錢比較可怕。」
祥仔望著摺在辦公室角落一條白底黑色塊的毛毯，四四方方安安靜靜地躺在牆邊。社工盛夏就提早幫他買好冬天的物資備著，等待寒霜來臨時，讓他帶回租屋處用。居有定所是祥仔現今人生最大的安慰，他想著氣溫下降時裹在毛毯裡看電視，想著未來生活裡平凡無奇卻幸福的瑣事，他的眼神還在毛毯上逗留，像是死死盯著毛毯就能避免被拋出人生軌跡。他深吸口氣：「現在只能兼差賺多一點，拚啦，跟它拚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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