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P外表與一般年輕人無異，只是眼神時而飄忽渙散。採訪時，他的情緒會無來由高亢起來，對提問大多答非所問。他不停抱怨學校、抱怨家人、抱怨同志圈子的速食交友文化，整場談話像一列失速列車，不知要奔向何處。唯獨談到瀕死經驗，他說得誠懇，眼泛淚光：「OD（用藥過量）的時候，我心想，太好了，我終於要死了…再睜開眼時，是天堂嗎？我沒死，幹，我超難過的，怎麼沒死呢？」
【時代現場】與毒共存 男同志的藥與愛
會員專區新聞深探
當海洛因使用者在台灣社會日益凋零之際，男同志社群使用安非他命的狀況成為近年的顯著現象。雖無正式統計數字，但各戒治機構提供同志的戒癮服務幾乎是一位難求。
男同志的藥物使用是結合性愛的「藥愛」。藥愛彰顯了成癮行為的多樣面貌，及成癮原因的複雜。它涉及同志的社會壓抑、社群文化與個人因素。而近年引進的整合戒癮模式，用不同以往的角度重新看待成癮，成為藥愛問題的可能解方。
大學還沒畢業的男同志小P，藥癮時好時壞，多次入院治療，家人與他決裂，身邊的朋友對他不諒解。明明是大好青春，生活卻以「藥愛」（chemsex）為中心開始崩壞。
藥愛一詞指的是以藥物助性，多半是以搖頭丸、安非他命、G水等毒品結合性愛的特殊用藥方式，盛行於男同志之間，並在全球的大都會廣為風行。
在台中山區的「朝露農場」，是台灣第一個正式專門收容男同志藥愛癮者的治療性社區，農場主任伊魯告訴我們：「因床位不多，又不斷有人申請，我們正努力調整空間…」
電音搖頭潮演變藥愛
推究這股風潮，要從千禧年左右說起，台灣男同志的藥物文化先是與電子音樂結合的搖頭舞廳文化，後是與安毒與性愛結合的「藥愛」。這個風潮也在全球大城市裡流行，倫敦的男同志健康組織56 dean street便長期服務、解決倫敦男同志社區的用藥問題，洛杉磯、溫哥華都有相似的組織。他們不只在派對現場提供中毒急救，也宣導安全用藥。
這些藥物流行與衰退都緊緊扣著該地區的社會結構、社群文化和個人經驗差異，藥愛問題正是三者交錯影響下的產物。
自1990年代末就關注男同志社群健康問題的成功大學護理系教授柯乃熒，回國教書後，便常跟著男同志混夜店，也見證了台灣藥物的歷史：「一開始，藥跟性的關係不是那麼緊密，是跳舞用的。」
44歲的阿右經歷了千禧年前後，台灣搖頭舞廳的盛況：「用了搖頭丸之後，整個世界都都變得充滿愛。」藥後的世界，連自己也變得不一樣。阿右平日肢體並不特別靈活，一顆藥丸後，他可以不在乎他人，成為妖嬈的「一代舞后」。
他每週準時到舞廳報到，散場後，捉著藥效的尾巴，再找人回家「續嗨」打砲。性愛並不是主要目的，只是藥的「附帶」效益。他曾在舞廳被臨檢，驗尿有搖頭丸反應因而送戒治。
「搖頭丸根本就沒有癮，要戒什麼呢？」阿右至今提起，仍憤憤不平。至於戒癮，「也只是叫你到教室看影片，我也忘了看了什麼，因為都睡著了。」
搖頭風太盛，警方開始大力掃盪各大搖頭舞廳，舞廳一間一間關門，他們轉往朋友的「私人派對」跳舞。最後，派對也被取締，搖頭黃金年代就此一去不返了。
當時和阿右一起上舞廳的除了男同志之外，還有一群做八大的酒店妹：「男同志續嗨會想打砲，反而酒店妹不會特別想做。」柯乃熒認為，異性戀之間也有陪搖傳播妹的藥愛文化，甚至男人用威而鋼也算是一種廣義下的藥愛。不過，她認為，男同志間的藥愛文化仍是一個顯著現象，背後有部分的原因來自：「社會的壓抑與不友善。」
她說：「表面上，同婚過了，同志權益開始受到注意，但你真的去每個家庭問，如果家裡的小孩是同志的話，父母的反應大多還是負面的、甚至是不談的。」
28歲的蛋蛋，18歲開始用搖頭丸，他在14歲時出櫃，而出櫃完全是場意外。他當時在網路上貼了「水電工阿賢」的男男色情影片，台南警局要他到案說明。由於只有14歲，父親特別請了假，陪他從台北南下應訊，他還記得，當父親看到警方印出來的影片截圖，臉色大變。
應訊結束後，「我們在古典玫瑰園吃飯，就靜靜吃飯，他從頭到尾都沒跟我討論同性戀這件事，我很希望他跟我談。」即便是像蛋蛋這樣的中產家庭，面對家有同志小孩，仍是不知所措。無法在家庭裡找到支持，蛋蛋開始向外尋找認同。
藥場無真愛想找人陪
他開始到同志集散地西門町紅樓的服飾店工作，賺了錢，就混舞廳、用藥、跑趴，「當時用藥的人都是一群『高貴雞』（指外貌佳、打扮入時的同志），藥是一種流行，是打入他們圈子的手段。」
明明當時只有18歲，相貌也不差，蛋蛋卻有極深的外貌焦慮，他自覺正面的臉太乾扁，講話時至今仍習慣以側面示人：「我以為在同志圈裡，大家都一樣，會感到安全，結果，裡面是有階級的，外貌不好的就是無人聞問的賤民。」他還記得後來換到東區的內褲店工作，客人大多是男同志，有客人會直接說：「你長得真醜，怎麼敢在這裡賣內褲？」「身材這麼差，怎麼不去健身？」
只有在藥物的世界裡，他可以忘卻這些焦慮，真正跟所有人成為朋友。當時，他常常在不同的朋友家過夜，和不同的人「呼煙打砲」，一週7天全泡在安非他命裡。
後來，他有了新體悟：「我常在用藥時暈船，喜歡上別人。」藥場無真愛，唯一回應他的愛，是一位神智不清的藥頭。有天，藥頭說要到歐洲工作，消失數年後，又再出現，「什麼歐洲工作？他是販毒被捉去關，我怎麼會愛上這種人呢？」
他慢慢明白：「我只是想要有人陪，有人愛我而已。」他的「呼煙」之旅除了性愛，還夾雜大量的聊天：「我用藥是為了跟人接觸，而性只是接觸的方式之一。」
柯乃熒2006年的研究便發現，男同志社群大多以網路交友方式認識彼此，而性又常常成為認識對方最快的手段。柯乃熒說：「這是一個大家都這樣做的環境，你自然而然也就跟著這樣做。」並不是男同志天生放蕩。
感官解放後緩和焦慮
當社群交友以性為手段，又在匿名性高的網路世界，藥物容易結合兩者，形成男同志社群獨一無二的藥愛文化。蛋蛋說：「你最先認識一個人是網路上的照片，是他的外表，認識的下一步是打砲，而藥物可以讓這個認識的過程『提升』到不同的感官經驗。」也曾做過兩性性生活輔導工作的柯乃熒分析：「男人在性方面常有不夠大、不夠久的焦慮，男同志又有嚴苛的外貌要求，各種焦慮在藥物裡得到解決。」
28歲的林恩在高中時，透過網路交友，認識一位大叔，見面後，大叔拿出一組水煙道具，林恩不知道這是什麼，大叔要他吸幾口。他吸了之後，一陣暈眩，隨後而來是全身感官變得極為敏感，一點肌膚碰觸，他便有直衝腦門的酥麻感。
這是他的第一次安非他命經驗，此後人生，與藥糾纏不清。回顧自己的同志摸索之路：「我從高中就開始見網友，我住在台南安平，離市區遠，想認識人很難。網友約見面就是打砲，不然也不知道能幹嘛。」他還記得高一的時候，同校的高三學長，騎單車從台南市區到安平見他：「見面當然就是要做，但二個人都不會，沒有套子，沒有潤滑液，插不進去，最後他又騎著單車，從安平騎回市區。」性賀爾蒙的驅力有多強，在他們身上得到了驗證。
林恩的「藥海浮沉史」從18歲一路到28歲，狀況時好時壞，而一個成癮者之所以成癮，除了社會結構、社群文化的因素之外，通常還事涉個人成長經驗。
林恩是家中老么，從小就努力當一個好孩子，討好所有人。他在學校功課名列前茅，考上第一志願，成為父親口中可向外人炫耀的好兒子。
從不跟父母頂嘴，對家人百依順服的林恩，在上高中時有了轉變，他發現自己是同性戀，恐懼來了：「若我爸知道我是同性戀，我是不是就不再是他口中的好孩子？不是好孩子，我就無法留在這個家裡了。」好孩子的焦慮成了困住自己的預言，他因接觸同志交友，接觸了毒品，各種焦慮又讓他陷得更深。
上大三的時候，安非他命已經完全瓦解他的生活，他向醫療機構尋求協助。2017年，他當時與家人和解，靠著規律的運動戒除了安非他命。當年受訪時，他自信滿滿面對未來。
4年後，我們在林恩台北的租屋處，他在幾週前，因生活變動，連續7天吸安，最後是由男友將他拉回來。
以福音戒癮遇到挑戰
台北市立醫院昆明院區精神科醫師、門診長期處理同志用藥問題的衛漢庭認為：「戒癮是一個光譜，很多人是在這個光譜裡流動，時好時壞，不是全無和全有的絕然二分，現在不吸並不代表永遠戒治。」林恩吸了安之後，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無止境的手淫，直到射精的那一刻：「射出來時，覺得好累好累…終於解脫了。」
他現在和男友有了約定。藥效上來時，把自己關在房裡，甚至是躲在衣櫃裡，再把車子和房間的鑰匙交給男友保管。同樓鄰居都是大學同學，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狀況，並在他需要時都能提供協助。
訪談一半，林恩的朋友米蟲來了，米蟲來取貨，兩人就在套房的桌上交易起「貨物」。粉末狀的安非他命被裝在夾鍊袋裡，再放入一個化妝品的紙盒裡。
米蟲的神情有點緊張，我以為是因為有我這樣的陌生人在場的緣故，他向我解釋不安的原因：「我一想到裡面有安就會很興奮，我怕回到家，就忍不住想用。我是那種，床頭放多少（安），我就會一次吸光光的那種人。」米蟲也有一個專屬於自己的「支持網絡」，他和不用藥的男友協定，藥只能放男友處，需要時，再向男友「領藥」。
藥癮者並非無止境欲望沉淪，不管是林恩還是米蟲都是一種與現實妥協後的結果，他們有意識地在人際網絡裡建立緩衝機制，藉此拉住自己。
原本的戒癮體制並無法回應這些藥癮者的需求，林恩說：「我去精神科，以為他（醫生）想了解我整個生命經驗，再想方式去戒癮…結果，醫生聊幾句就叫我去驗尿。」
台灣戒癮治療長期欠缺一個科學、有系統的方法。主流的戒癮方發式源自歐美匿名戒酒會的「12步驟」模式，這個方式後來與基督信仰結合，成為福音戒毒採用的戒癮方法。
這種福音戒癮，在同志藥愛問題遇到了挑戰，這群藥癮者直接挑戰了信仰核心，他們不時在團體討論課質疑神到底愛不愛同性戀？有些福音機構在2018年的同婚公投甚至是公開表態反對同婚，本質上與這些藥癮者已是「同床異夢」。一位曾經參加福音戒癮的男同志便說：「你天天說神的愛會療癒我的癮和痛苦，但我問你神愛不愛像我這樣的同性戀，你卻要我悔改？」
尋內在動力引導戒治
在管理上更是另一種難題，戒治機構大多是男女分居，而一群男同志因藥癮住在一起，難免發生各種感情糾紛，甚至發生性關係。這些都是福音團體從所未見的藥癮者，這群人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穿著乾淨體面又伶牙利齒，一點歧視、不順利便起身串聯反抗，這是他們在不友善的世界裡習得的求生本能。
不過，體制也開始變化。2020年，國家衛生研究院神經及精神醫學中心助研究員級主治醫師王聲昌引進「整合治療與復元模式」的戒癮方式，將用藥者視為一個完整個體，從個體的生命經驗出發，給予不同面向的密集治療。這種治療除了個人的心理諮商之外，也對家人衛教認識藥癮，讓成癮者得到情感支持。王聲昌解釋：「很多人以為，戒毒只要自己有決心就辦得到，事實並非如此…我們要家人明白，戒癮是一種慢性病治療，同時也要讓他們看到成癮者為此付出多少努力。」
這個模式已在歐美施行多年，我們在美劇裡見到的各種主角們戒癮諮商的情節、到戒癮中心治療大多都是這套模式。它並不是針對同志的藥愛而設計，只是剛好現今台灣的藥愛問題最先使用。
這種模式對「成癮」的看法也不同於過往，不再將之視為個人縱欲的道德問題，而是個人生活各種層面問題的堆疊。他們從生活現實裡去追問癮是如何發生的？並從中找到介入的可能。
癮之所以為癮，是因為藥物帶來快樂的經驗，與日常生活的感受、小細節做了緊密結合，因而人才離不開藥物。例如，有藥癮的男同志一聽到同志交友軟體的訊息聲響，就會聯想到約藥愛的愉快經驗，此時便要想辦法用別的事去轉移注意力，衛漢庭醫師說：「我們會引導問，你滑軟體是為了什麼？想約人是想要有人陪？想要有人陪，有沒有別的朋友聚會可以取代約砲？」
露德協會的朝露農場也採用相似的戒癮模式。
伊魯領著我們繞了一圈農場，農場裡養雞也栽種水果和山蘇，朝露學員在日復一日的勞動和課程的學習，培養克服藥癮的心理韌力。在朝露農場，可以開放談論性、愛和藥物，伊魯說：「性與愛是人的需求，但需思考會不會影響個人復元目標，做任何事更要顧及他人與情境。」這裡曾想過開設獨立的「個人性解房」，以抒解個人性欲，但礙於空間，且學員也表示擔心引人側目而不敢使用，因而暫時作罷。
目標零使用癮者共存
朝露的課程不斷引導學員思考藥物與自己關係和因應方式。伊魯說：「每當癮頭來，需不斷自問如果用了藥會有什麼後果，透過不斷質問來減緩用藥衝動。」在朝露農場生活場域裡絕對禁用任何違禁藥物，但他們持續與學員討論到底未來想與藥物維持什麼樣的關係。「雖然我們鼓勵完全不用，但若無法完全禁絕，或一步到位戒藥，可以一點一點的位移，每次間隔長一點，藥物劑量少一點，逐步遠離藥物。」如果真的無法戒藥，那要怎麼辦？「與藥共存也是選擇之一，只是你一旦選擇就要承擔一切的後果。」不論你想一個月用一次，還是一年用一次，重點在於能否確保用藥後不會對生活、健康及關係造成任何傷害，若傷害持續發生，就得重新思考自己與藥物的關係，以及自己想要的人生。
真的有與藥共存的一天嗎？柯乃熒主張的戒治方式類似朝露農場，不過，她強調：「戒癮的終點還是要設在零使用，不管你在某個點上停多久，你還是要向著零使用的那個最終目標前進。在某個點上，你看似跟毒品共存了，但那個共存的狀態非常脆弱，一點外力變化就會瓦解。」
戒癮後的生活有何不同？阿右沒有搖頭丸之後，迷上了安眠藥效發起的迷茫瞬間，那個茫感很像搖頭丸。蛋蛋則已經超過2年沒用藥了，但和老公也沒有性生活，他認為這是自己的選擇，並不覺得有什麼遺憾，兩人現今共同的樂趣是吃，每週到吃到飽餐廳報到，他笑稱：「我們二人吃得這麼胖，胖成這樣要約也很難約了。」
藥癮反映人生與社會的各種扭曲，在這樣的扭曲狀況下，我們用盡各種歪斜的生活方式與之共存，活在灰色裡，只是為了讓自己活得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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