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到一個段落，萬華飲酒店業協會的總幹事潘炳榮突然起身，匆匆丟下一句：「我要先回店裡打烊了，你們聊。」說罷轉身快步離開包廂，人影跟著沒入外頭那不足2米寬的巷道裡。
【時代現場】大疫之後 阿公店走味了嗎
會員專區文化
萬華，以阿公店為中心的龐大的經濟體滋養了許多萬華人。但一場新冠肺炎疫情，不僅讓阿公店被迫停業大半年，還背上散播病毒的汙名，萬華的巷弄悄無人聲，形同鬼城。
然而當疫情平緩，百業復甦時，阿公店的復業卻要面對重重門檻，這種上不了檯面，卻少不了的「親密關係連帶」，會不會就此消失？如果消失了，那些寂寞心靈，又該從哪裡尋求慰藉？
留在阿公店包廂內的客人一臉疑惑，瞄了眼手錶，指針逼近晚上10點，從前這時段，不分四季，萬華的夜生活都才剛開始暖身，現今如冷颼颼的12月初，外頭街道安靜，來客寥寥。坐在一旁的店主陳老闆倚著沙發靠墊，表情稀鬆平常地解釋：「生意不好，現在有的店是早班一組人做、晚班換另一組人來。省一點成本。」潘炳榮的阿公店，做的是中午12點到晚上10點的早班，差不多該去收拾一下，讓晚班進場了。
不捨收店 賺的比小姐還少
「這是『共享』阿公店嗎？」客人驚訝地問。一夥人全笑了，另一個萬華飲酒店業協會的成員說：「早就開始共享了。要賺錢，什麼辦法都想得出來啦。」
過去10年，開店一天賠錢比賺錢多，但陳老闆也沒捨得收，「總是賺食（謀生）嘛，生活開銷還是打得平，水費、電費、手機費也還繳得起啦。」SARS後進入萬華接手父輩阿公店的陳老闆聳了聳肩，每次有陪侍小姐跟他抱怨生意不好，他都苦笑回嘴：「妳別說，我當老闆賺的比妳們小姐還少啦。」
陳老闆的店就在三水街的蜿蜒巷弄，不到2米寬的小巷，周遭全是屋齡超過40年的2層樓透天厝，有的2樓以上還有鐵皮加蓋。每棟建築物外牆掛著「皇家」「楓香」等無法從字面理解營業項目的招牌。相連的屋簷遮日，巷子裡如自成一格的結界。
入了店門，昏黃帶紅的暖調燈光配上2、3張靠牆的方桌，桌邊幾個中年人斜倚著牆，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再往裡走，一個2坪大包廂，包廂內擺2張長桌，ㄇ字型沙發椅靠牆圍成一圈，牆上是新貼的壁紙，中央還掛著螢幕，螢幕裡切換卡拉OK版本的音樂錄影帶，影中人無聲地唱著。店裡的格局，幾乎未曾更動，時間在這裡過得特別快，也特別慢。
1970年代是萬華阿公店的鼎盛時期，店家與鄰近的附隨產業，可謂支撐起萬華的在地經濟。研究萬華角頭與宮廟文化的中研院民族所博士後研究員鍾秀雋解釋，早年萬華地區的角頭和阿公店關係緊密，要來開店都得先和地方角頭打聲招呼，角頭也壟斷了店家物料的供應鏈，「像是瓜子、冰塊、酒水和伴唱帶，都得和固定對象進貨。」
低價情色 形構龐大經濟體
「除了這些壟斷型的經濟，在地許多角頭都在萬華出生長大，跟鄰里都是舊識。有時如角頭的國小同學在萬華開炒飯店，那阿公店要叫炒飯，就會跟這間店點菜。」鍾秀雋說，在地人際網絡交織出各種營生，成為一片龐大灰色經濟體。入夜後，穿梭在巷弄裡，外送水果切片盤、熱炒甚至砂鍋魚頭到阿公店的工作人員彼此錯身。
不只要與角頭維持關係，阿公店也得和白道保持默契，「以前每間店都要給錢啦，小間的幾千元、大間的幾萬元，你看一個分局每個月拿多少。現在當然沒有了啦。」大成（化名）是地方道上的人，年輕時就在西區走跳，喝遍大小酒家、茶室和阿公店。談起阿公店，他有無數回憶。
這龐大的經濟體滋養了許多萬華人，也提供了低價情色想像。「在這邊，一個晚上花3,000、5,000元，就可以吃到熱炒、喝點小酒，還有陪侍小姐跟你聊天、唱歌，時間一下就過去。」當然，情投意合，雙方也可能發展出性關係。鍾秀雋說，收入有限的市場工人或工地粗工，下了班就能到這裡尋找娛樂，暫時擺脫生活的憂愁。
陪侍小姐有時會和客人成為伴侶，以維持一定的生意。每個客人和店家都能說上一段陪侍小姐的傳奇故事，「小姐都很厲害，一個人好幾個男朋友。以前有家店，兄弟每天要賺20萬元，就是等著晚上去店裡花。」大成笑說，因為每個兄弟在那家店都有一個女友，彼此幫對方的伴侶捧場，今天點這小姐做「主番」（主要的坐檯陪侍）、明天換點另一個小姐的檯，輪流來去，每個人都有生意。
客人一晚上的花銷，養活的不只有陪侍小姐、少爺和會計，「再加上周邊開計程車的、賣水果、熱炒的、賣金紙的，那是幾萬人的生計。」陳老闆挑眉說道。
豐厚利潤下，阿公店的業者也和官方發展出和諧的相處之道。像是2018年，萬華200多家阿公店業者和萬華分局進行座談，商量如何維持地方治安。「這邊有很多小姐，會自己在外面拉客人進來我們店裡喝酒、消費。這種小姐我們叫『伊拉客』。」陳老闆解釋，「伊拉客」並不隸屬哪家店，常常是自己帶了人進來喝酒，結果酒客身上財物遭竊，隔天酒客清醒後跑來質問店家，店家也沒辦法。由於這種拉客亂象造成不少紛爭，嚴重影響地方治安，那天座談會上，多數業者和警方很快達成共識，不讓這樣的「伊拉客」上門。
不如往昔 共享店鋪求生存
榮景隨時間流轉而風光不再。約莫2000年左右，萬華阿公店的店家開始聘僱中國籍陪侍小姐，加上台籍陪侍小姐凋零，一增一減，過去10年，阿公店的版圖因此有了大幅變動，「現在幾乎都是中國籍的陪侍小姐。」
鐘奇欣的店位在鄰近大路的一端，他7、8年前頂下這家店，店裡有30幾個陪侍小姐，鐘奇欣觀察，過去幾年，阿公店的來客數逐漸下滑，店家生意不好，往日固定向角頭進貨的慣例也逐漸消失，「店家就沒賺錢了，當然會跟角頭反應嘛。」
大環境的變動讓生意難做，但在鐘奇欣看來，店家之間的砍價競爭，導致更嚴重的後果。「因為客人是跟著陪侍小姐走，小姐在哪家店，客人就去哪家店。有些店家為了挖角小姐，會提供比較高的抽成，像現在幾乎都是給小姐抽4成。包廂費、酒水錢全部抽4成，店家賺的更少啦。」陪侍小姐和店主間微妙的權力拉鋸，也讓雙方有時更像夥伴而非僱傭關係。
極盛時期，阿公店甚至24小時營業、輪三班制。10年前左右，阿公店已露疲態，來客不如以往，店家收入下降，店頭收了不少，或「共享」店鋪求生，分攤店租和固定成本。「30年前，華西街一帶啊，一到晚上就水泄不通，你人都擠不進來。看有多熱鬧。」大成語氣感慨。萬代風華如今滄桑，店家和客人都看在眼裡。
停業半年 熬不過跳橋自盡
但2021年碰上的新冠肺炎疫情，才是阿公店聚落最致命一擊。
2021年5月，台灣爆發新冠肺炎社區感染，疫情迅速蔓延，最早被感染的萬華阿公店聚落因而停業了大半年。被迫停業那段日子，萬華的巷弄簡直如鬼城般毫無人聲，「萬華的『黃、毒、賭』這麼多年掃蕩不掉，一個疫情來，全沒了。」鐘奇欣自我嘲諷地說。但即便暫停營業，房租、水電費仍得繼續繳，「水費1個月竟然還2,000多元，難道我是沒事來店裡喝水嗎？」陳老闆沒好氣地說。
少了人潮與錢潮，店家只能各自苦撐。「這邊好多人自殺的、跳橋的，我不騙你。」陳老闆說，附近一個賣椰子水的攤位，疫情期間老闆就自殺了。一夥人跟著點頭，都早耳聞了椰子水老闆的噩耗。
鄰座的小吃攤老闆阿華（化名）跟著附和：「我旁邊那個攤位的老闆也是啊，3點多我還看到他人，結果晚上就走上華中橋，往下一跳。」
過去在華西街、廣州街一帶排班的計程車司機大志（化名），如今改行去電視台開採訪車，晚上才到阿公店附近兼差開計程車，「以前這邊有4個車隊在排班，晚上11點開始熱鬧到凌晨，人來人往。現在一天有跑200元都算好過了，你看有多慘。這附近真的很多人撐不下去，好一點的轉行，有的不行，就自殺了。」
「我就跟著朋友去做工啊。生意不能做，只好去找工地，但人家一聽我萬華來的，就不用我啊。」阿華苦笑。眾人盯著大志說道：「還好你有一技之長，可以去開採訪車。」
復業維艱 局處要求補不完
直到11月，陳老闆才盼來復業曙光，但剛復業的陳老闆臉上不見喜色，「現在雖然給我們復業，但是規定一大堆。」他掰了掰手指數數來自不同行政單位的規範，「建管說違建要拆，消防說要裝警報器、逃生標示，商業局說『飲酒店』執照要改『飲料店』。」還有不能有陪侍、10點以後不能唱歌，每間店只能有1台唱歌機器。「這幾天環保（局）的人晚上都在巡，勸導降低音量。」
大半年不能營業，為了復業還得先花錢拆鐵皮、裝設備，陳老闆說，附近店家能借錢的借錢、抵押的抵押。「結果每個單位的規定還不一樣，一下這個說門要拆，明天另一個單位來檢查，又說這門怎麼拆了。」陳老闆一個白眼，「到底要我們怎麼樣？」
另一間阿公店的會計阿玲（化名）探頭進來，跟著坐下埋怨一番。「11月開始申請復業，補件就跑了3次，一下消防安全問題。好，我們改。補件後又說防火門一個螺絲怎麼了，我直接換一個新的。」接著，阿玲又被要求進行建築物耐震評估，「測一次是萬元起跳啊！」阿玲提高音量說道。
復業前一天，阿玲又收到消息，店內工作人員名單必須造冊，還得附上疫苗接種證明，「每間店都瘋了，急著聯絡小姐，拍一下小黃卡。」最後一疊資料送上去，市府卻要店家簽切結書，同意將原本飲酒店改申請成飲料店的牌，阿玲都懵了。可為了復業只能簽了，但簽了以後，也只有一樓核准營業。
這多如牛毛的規定，背後牽涉的是老舊城區商業使用的複雜問題，其中橫跨商業處、建管處和消防安檢等不同單位。疫情前，執法單位和業者間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默契，讓許多店家在灰色地帶營運下去，雙方也共同維繫地方秩序。
產權複雜 商業使用受侷限
但今年5月，疫情從萬華爆發，讓阿公店進入眾人目光，甚至成為輿論焦點。過去的灰色空間消失，現在要復業，一切得「照規矩來」，這才讓不少業者困惑：「以前可以，為什麼現在不行？」
面對業者埋怨市府劃設的各種復業門檻，潘炳榮任職總幹事的萬華飲酒店業協會，從8月初便開始與市府斡旋，試圖在雙方認知差距間找出復業可能。但仍有無法跨越的障礙。
潘炳榮解釋，光是土地、建物的產權問題，就已限制店家商業使用的可能性。「早在日治或更久遠的清朝就已存在的阿公店聚落，土地產權大多屬於仁濟院、龍山寺，房東只有地上權，店家則是房客。」且聚落裡一半的房屋，都沒有建築使用執照。
產權複雜，改建並不容易，因此放眼望去，阿公店聚落建物多半是40、50年以上的老房子。
這次申請復業的過程中，市府重新檢視房舍的狀況，「像有些店家想登記為『飲酒店』。那若要登記『飲酒店』，因為飲酒比較容易有喧譁等行為，所以我們對建築物的強度要求比較高，業者還要進行公安申報。」商業處專門委員方霖解釋，公安申報中，包括了建築物耐震、防火等檢查。
相較之下，若營業項目登記為「飲料店」，一來無須公安申報，且建築管理要求也比較低。萬華多數建物較容易符合規定。「因此截至12月10日，申請復業的阿公店有94家，其中核准復業的91家業者中，僅8家業者完成公安申報，登記為「飲酒店」。其他部分店家改登記為飲料店。有一些則還在進行改善工程。」方霖說道。
自律公約 茶室文化難再續
建物老舊外，聚落裡半數房子缺乏使用執照也成了復業的另一個難關－缺乏建築使用執照，不單是阿公店聚落的困境，幾乎是台北市老城區共同面臨的問題－台北市政府商業處處長高振源解釋，按現行法規定，1971年以前存在且沒有使用執照的建築物，僅1樓可作日常商業使用，如零售或餐飲。
高振源強調，申請復業時，市府會重新檢視建物的產權、執照及建築結構，不少阿公店業者即是卡在建物既是1971年以前興建，又缺乏使用執照，所以僅有一樓能有商業行為。「像這次申請復業的94家阿公店中，就有3家因為位於2樓且建築沒有使用執照，因此無法復業。」
除了改建，似乎沒有他途能讓老舊建築符合現代公安標準，讓店面可做不同商業使用。專長防災的銘傳大學建築系教授王价巨坦言，消防公安的規定，是從1999年921大地震後才逐漸修訂完備，因此早年建築大多無法符合現行法規；加上阿公店聚落的產權複雜，更難改建，「政府怕出事，業者想營業，兩邊拉扯。想繼續經營，恐怕只能靠業者願意改善消防設施，像是加裝防燃大門等，來降低風險了。」
但建管法規還不是最難跨越的門檻。這次申請復業時，店家還得繳交自律公約，內容包括杜絕色情、不能有陪侍服務等。這些規定讓業者跳腳，「我們這邊還『茶室文化街』咧，這不是政府自己劃設的嗎？這邊一直都是你來喝茶、喝酒，旁邊有人陪你聊天唱歌啊。」談起這規定，陳老闆又是一頓氣悶。一旁的少爺阿欽（化名）也忍不住插嘴：「我們的文化就是（客人）下班來這邊跟陪侍小姐練痟話（胡扯、聊天），時間過得很快樂，現在不能有陪侍…」
非屬八大 陪侍服務不合法
一桌子不同世代的店主們七嘴八舌地埋怨起來。40歲上下的阿強（化名），經營的是早班生意，他沒參與到多少過往的榮景，倒是碰上了大蕭條的危機。阿強拉高了音量，「小姐在店裡好歹還有我們店家幫忙照應，現在不能陪侍，一堆小姐私接客人，帶去出租套房喝酒，遇到危險怎麼辦？」旁邊有人點頭附和，「很多人在這邊做了一輩子，現在50、60歲，是要她轉行嗎？她又能做什麼其他工作？」陳老闆也很不服氣，「這政府是在『逼良為娼』啦，我說真的。」
就連陪侍也禁止，對此，高振源搬出法條解釋，「按規定，特定行業才能有陪侍。所謂特定行業就是我們俗稱的『八大（行業）』，但這種特定行業有很多規定，例如一定範圍內不能有學校、醫院等。萬華這邊都沒辦法符合這些要求，所以一直以來都不是申請為特定行業，當然也就不能有陪侍。」
但這解釋更讓店家一頭霧水，「我們不是八大，那我們之前為什麼停業半年？」阿強嘴裡還咬著檳榔，有些氣憤地說：「我們不是八大，那怎麼KTV都可以營業了，我們還不行？」同桌的人也加入戰局，「根本是針對萬華嘛，附近西門町的club都做得嚇嚇叫了！」「別縣市的阿公店也早就開始做了啊！」
在業者經驗裡，阿公店的陪侍服務存在超過一甲子，長久以來都處於只能做不能說的曖昧狀態，法規和現實的差距，盡在不言中。這模糊空間讓阿公店得以生存。
「模糊」可以說是阿公店這場所的內核。2018到2020年間在台北市某區進行茶室田野研究的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博士陳逸婷觀察，阿公店、摸摸茶等地，存在一套不同於現代都會的生活想像，「這個聚落提供了一種『熟人網絡』。」
陳逸婷解釋，一個客人可能在每間店都會有熟識的陪侍小姐或其他客人，所以走進聚落前，他並不一定預期會遇見誰，或和誰約定好碰面，更像是隨興地在一個熟悉空間裡，與隨機偶遇的熟人開啟對話，「相較現代人習慣先在會面前約定好確切的時間與地點，在這裡，時間感相對比較模糊。」在場、相遇都沒有一定的計畫。
而即便裡頭的人相互熟識，彼此往往只知道暱稱，也不一定知其真名。互動的模糊性，給彼此留了餘地。「正是因為不那麼知道彼此是誰，才能自在地相處。」陳逸婷說道。
模糊不再 未來聚落安在否
這套熟人網絡提供了私人家戶以外的親密關係連帶，陳逸婷說：「田野時，很多客人會反問我『回家幹嘛』。相較家庭的空間讓他們備感壓力或者百無聊賴，茶店反而是個可以放鬆的地方。」這個合法關係外，難以言說的模糊連帶成了安適的所在，它有時涉及性，但不總是和性相關。
多重的模糊性創造出一個安全空間。有些業者會笑稱阿公店聚落的巷弄狹窄，路面凹凸不平，簡直無法想像是位在台北市裡，這形容讓陳逸婷備感貼切，「不像台北市的區域，給了不像現代都會居民的人一個去處。」
「過往討論性專區議題時，最難談的其中之一也是這部分：一旦有了『專區』，等於要把這個模糊性檯面化，把非以家庭為基礎的親密關係和性一起檯面化。 」陳逸婷說。
但一切措手不及。疫情讓阿公店的模糊性浮上檯面，必須以法條來度量衡。如今，每家店門口貼著實聯制公告，要求客人攜帶施打疫苗證明的小黃卡，每個人如此透明。這些規範讓陳逸婷有些擔憂，「會不會過去依賴這些元素而待在阿公店的客人和小姐，就此離開了？」業者面對未來也有些提心吊膽，不確定疫情暴起暴落，聚落能否再走下去。
世界因疫情而躁動，沒人知道接下來會如何，但煩惱暫時還被屏蔽在結界之外。店門裡幾個略有白髮的男子手握麥克風，盯著牆上的螢幕歡唱，歌聲逸散到室外，店門口一個年約60歲的阿姨坐在板凳上，一手抵著大腿，上半身前傾，想聽清那停下腳步與她交談的人說了些什麼。巷弄口，附近熱炒店的夥計端著一道清蒸魚快步走來，正要為某家店送菜，身影被路燈照著一團光暈，消失在這幾十年如一日的街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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