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歲的總統府資政李明亮，現在就很接受自己的身體狀況了。5個月前，他出席陳時中助選場合，臉頰和鼻梁都貼著紗布，當時他說：「大跌了2次，肋骨也斷，鼻子骨頭也斷，勉強可以講話，勉強可以挺著走路。」兩個月前，李明亮又跌倒，脊椎受到壓迫，開始坐輪椅。
勉強不來了。電話邀訪時，李明亮很直接向我們表明，目前行動力是零，說：「真歹勢，只能麻煩你們到我家來採訪。」抵達後再度不好意思地說，為了不打擾太太，只能在一樓大廳受訪。
他有一種溫儒的長者氣質，非常謙虛有禮，好像隨時在擔心自己是否會造成其他人困擾。整場採訪，我們用國語發問，他以台、英、中三聲道回答，為免我們翻譯困難，有時說完英文，會再用國語說一遍，思緒清明，儘管聲音微弱沙啞，但故事鏗鏘響亮，一路領我們回到遙遠的從前。
關於李明亮的時間簡史是這樣的：1936年出生於台南縣歸仁鄉，自述生命的最初九年，是大日本帝國的國民。小學時，李明亮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早上九點左右，美軍飛機經過，警報響，大家收拾好書包就可以回家。1945年，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但1947年父親就因收容外省人，反被舉報想「加害」外省人，捲入228事件，全家被打散，「我半年沒看到爸爸，也沒有去學校。」
那年李明亮11歲，躲在父親嘉義糖廠的同事家中，每天練習以最快的速度躲進衣櫃裡的密室。戰亂年代，李明亮基本上隨著任職於台糖的父親，在各地糖廠輾轉，光小學就念了5所，所幸這從未影響他學習，大小考試經常一分不漏。1949年，他考進台南一中，此後一路順遂，唯大學選系在父親的堅持下捨棄最愛的哲學，直升台大醫科。
少年為何對哲學產生興趣？李明亮說不清楚，繞著「『知難』還是『行難』」的命題轉，最後發現最吸引他的正是「沒有正確答案」一事。這當然和他6歲即喪母的經歷有關。他在半自傳的書裡寫過這件事：「對一個6歲的小孩來說，死亡的意義是極其模糊的，我只知道我再也看不到她。棺木要上車往火葬場的時候，親戚告訴我母親將會火化，我拒絕上車，因為怕我也會順便被燒掉。」
他始終不解母親生了何病？為何亡故？說母親早逝，是他生命最大的挫折。結果不甘不願念了醫學系，反倒獲得猜測的機會，想那應該是病毒引起的腦炎或腦膜炎。儘管，永遠不會有答案了。
畢業、退伍，他到美國進修，先在杜克大學接受小兒科訓練，又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受遺傳醫學訓練，一路晉升為教授，從一條條的核酸雙螺旋，探究生命的祕密，最後在新澤西州立醫科大學任教，同時看教學門診。
因為遺傳專業，李明亮說自己看過的病人很少。有些醫生閱病無數，在路上都能遇見自己的病人，「這一點我是完全缺少的。」李明亮說：「我看的病都是非常rare（罕見）的。我看一個小孩子，都是整個package（套裝服務）去看，可能還要看他的兄弟姊妹、家族的人。」
李明亮在美國成家立業，養大3個女兒。1993年小女兒高中畢業，家屋成空巢，他和太太商量，「咱抵美國有一個足美的厝，好山好水好薪水，可以涼勢涼勢過日子。Verses（相對的）咱嘛會當返去台灣，我會當抵退休前，擱再做一件代誌。」
最後他落腳花蓮，為證嚴法師籌備慈濟大學，成為首任校長。他還記得1993年回台時，飛機飛過大峽谷，他看了一下日期，9月1日，正是30年前「一個太平洋彼岸的草地囝仔，降落在紐約甘迺迪機場」的日子。
30年後，決定回台定居，然而那個「再做一件事」的想法，顯然是低估了自己的能耐。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陳水扁說服了證嚴法師「出借」人才2年，邀李明亮入閣擔任衛生署長。
時任健保局總經理賴美淑回憶，當時為了讓新內閣好做事，已做好辭職準備，親自到花蓮向李明亮報告，結果發現李明亮「一個人都沒有要帶，連祕書都沒有。他是真的沒有想過要當官…他就很像一個仁慈的長者，沒有架子，誠心請我留下來幫他。」
並肩作戰時期，2人一起推動了健保IC卡制度，這個決定在二十多年後的Covid-19期間，發揮了強大的資訊整合，與醫療史揭露作用。但在當年，23億元的國家公務預算涉及龐大，「各黨團叫我過去說明，他每一次都陪我去。有一次會議結束，他跟我說，妳如果是我家裡的人，我不會讓妳這麼受辱…我好感動，他是真的把我當家人看待、心疼。」
賴美淑說，李明亮每次聽決策報告，3、4天後必定帶回他和美國健保局的朋友請益的結論，一起做決定，絕不讓下屬擔責任。而他要扛的最大事件，就是健保費率調漲。根據衛福部統計，健保1995年開辦，於1999年首次出現收支失衡，至2001年，一共短絀510億元，成為政策持續推動的最大阻力。李明亮上任2年左右，於2002年7月24日宣布健保費率調漲0.3％，8月24日即宣布辭職。
2年3個月的署長任期，李明亮最大的心得是自己缺乏政治細胞，離去前留下名句：「政務官最大的困難是實話不能說，謊話說不出來。」我問他哪些實話和謊話？他提了健保漲價。我追問，當時是想2年「借才」到期，本來就要下台，乾脆順勢漲保費？他沒正面回答，只說：「我對總統的說法是，我負所有行政責任。」那是健保史上第一次漲價，隔年收支短絀即縮減至四億元。
能這樣轉一個彎把事情完成，顯然是有政治細胞的，只是不想浪費時間繞圈子。當時他的機要祕書劉丹桂說：「他（擔任署長期間）看到的政治面是很殘酷的。他只想談政策，像當時最大的難題是健保改革，你想做，但不得不面對一些（政治）生態的折損，很被鄙視。」李明亮也說，那時為了推健保IC卡，「被立委釘得罵得…但這就是做官。」
不想做官，不代表不想做事。2003年5月SARS疫情失控，他人在美國，接到總統急召回台擔任總指揮，也是「考慮了5秒就答應。」他說：「衛生健康是國家安全的一部分。不是說感冒，吃藥打針就好了，不是吔，那時候是一個一個死給你看吔，醫生、護理師、護理長，都死給你看吔，很恐怖…」一生沒看過多少病人的他，在這一場大疫裡每天與死神戰鬥。
初訪雨日，他談起這些過程，被雨聲包圍的錄音檔裡，留下許多有點清冷的、一個前政務官的各種辛苦回顧。二訪天晴，我們提議到台大校園逛逛，他勉力站起、換上西裝，體面地出門。校園裡眾樹傍身，他仍記得年少時代的那裡也有過一棵樹。路上有人經過，好奇地盯著我們看。我問，在路上被認出來過嗎？他說，擔任抗疫總指揮時搭計程車經常被認出，免費招待，來自人民的感謝，也算彌補了他「病人看不夠多」的缺憾。
他關心台灣，或許也有自小見父親受政治追殺萌生的本土意識，但他不為自己的回台服務冠上任何高尚的動機，只說是還債，「你想我們一生用人家多少稅？美國medical school（醫學院）多貴，我們台大的學費是少到你不能信的，幾乎是free（免費）的。我就想，這是欠人家的錢。（SARS）那時候游錫堃有問過要付我多少錢？我說如果你給我錢，我就不能跟孫子說，阿公以前做過什麼事情。那我現在可以說，我當時是沒拿錢做這些事。」
談到孫子，他很興奮地拿出手機操作，要秀照片給我們看，結果不擅操作，在相簿裡滑來滑去，滑出一張腦波圖，是他自己的腦。他診斷起自己：「你看這邊，都退化去…」
儘管記憶力驚人，但活到近90歲的人回憶起往事，難免掛萬漏一。採訪中他多次因想不起某個名字而卡住，但毫不窘迫，就是再用力想一下，仍想不到，就果斷放棄。四月中，他獲頒瑞信基金會兒童醫療貢獻獎的終生成就獎，領獎時發表感言，也忽然想不起一個名字，最後自我調侃：「年紀大了就是這樣…」學醫的人太清楚身體使用到極限是什麼模樣，遺忘都是順其自然。
忽然想起什麼也是順其自然，把準備離開的我們又叫回座位，開始談他遺傳學的專業，談神經科學，說這是一門還大有可為的學問，能解釋人類的所有行為，一邊說一邊用手在桌上比劃，儼然教學。他的友人裴偉寫過一事，是Covid-19疫情前，某天二人聊著三代健保，「說著說著，他要我把調查組整組記者找進會議室，他在白板前，不厭其煩地講解健保制度下一步該如何如何，做了整整兩個小時的專題演講。」
我彷彿回到那個現場，只是上的是科學與哲學課。李明亮自稱是無神論者，觀點來自霍金，「他計算黑洞到最後，證明出黑洞沒有時間。因為沒時間，所以沒上帝…」接著感嘆自己若能再活200年多好，也許關於生命的疑問會出現終極解答…
身體不便的他如今就靠著思考這些事消磨日子，說：「我不知道的東西真的很多。像樹是不是活的？跟人是不是一樣的？就黑白（胡亂）想，一天就過去了。」如霍金在輪椅上思考萬物論。
這期間，李明亮也思考了死亡，說已經和太太及3個女兒談好，自己「回去」後，要留在台南，和爸媽葬在一起。我問他，逝者不可追，長大後仍回頭推敲媽媽當年的病，是思念媽媽的方式嗎？他說：「對。」
我想起他寫過的一段話：「離開人間之後，我不願再占用這世界任何一角落，我最後的留言將是：『這裡來過一個小孩子。』」他談起自己的衰老：「我的眼睛現在壞了。我左眼看不見，好幾年了，青光眼的緣故。右眼視力也剩下0.4。我現在看你，就是一個黑影。」崇拜霍金的他，談起這些，語氣不帶感傷，反而認為：「老也是成長的一部分。」又帶點哲學意味反思：「生命只是必然中的偶然。」
霍金在書出版3個月後過世了。得知此消息時，李明亮只覺得可惜，好像有些難題再也等不到回答了。但有些難題也不需要霍金回答。
逛完台大校園的回家路上，李明亮回憶起一件往事，說小時候在林百貨的門前，「有一個搖搖馬，投個硬幣就可以動，一年差不多一次或兩次，爸爸媽媽會帶我們去坐那個馬。」為什麼忽然想起這樣一件恬淡美好的事？那恐怕是腦神經科學也未能徹底解釋的，愛的萬物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