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雷震案66週年——「民主反共」是台灣重要的歷史資產

薛化元／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自由思想基金會董事長、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1960年9月4日雷震案爆發，《自由中國》負責人雷震及傅正等人被捕。雷震和傅正當年反對蔣中正總統三連任，加上與台籍菁英共同推動「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導致他們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捕。今年是雷震案66週年，回顧這起因言論自由和組黨運動遭受迫害的案件，就轉型正義而言，本來就有重新檢視、平反的必要。另一方面，雷震等人創辦《自由中國》，主張要用「自由民主」來「反共」，這和目前臺灣流行的反共的訴求，究竟有什麼不同?透過進一步的討論，或許可以提供民主反共作為台灣社會共同的資源，既促進自由民主價值的深化，也可以做為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威脅的思想利器。

去年「大罷免」期間，約大半年的過程中，「反共」是一個重要的訴求，可是當時大眾與媒體提到「反共」時，經常被聯想、連帶出現的是蔣介石和蔣經國形象。難道「反共」就只是如此嗎？蔣介石、蔣經國固然是反共，然而，台灣的自由民主發展裡面的反共脈絡，應該不僅如此。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在台灣應該是一項重要的共識。但要什麼樣的反共？反共如何跟民主產生關係？

如果國人認為，反對中國共產帝國主義的文攻武嚇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從台灣的自由主義傳統，或是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脈絡，這樣的論述是成立的：對抗中國共產帝國主義的併吞威脅，是希望在台灣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度。

1949年前後來自中國大陸，以《自由中國》為核心，支持自由民主人士（包括後來短期來台者）——胡適、雷震、殷海光、傅正等人，他們都是反對中國共產主義。他們反對中國共產主義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度。對他們而言，要反共，就必須要用民主的方式，將自由民主作為價值來反共，不應該學共產黨的方法來反共。也就是說，反共的目的，應該是要促進自由民主的發展，而不是以反共為名來製造白色恐怖。他們一開始還期待可以「反攻大陸」，可是，隨著時間經過，「反攻大陸」越來越像不能落實的想像。

特別是1958年蔣介石與杜勒斯發表聯合公報，表示：「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美國相信此一使命的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由於有關「非憑藉武力」的說法出現在官方文獻上，使蔣介石總統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一貫的(以武力)「反攻大陸」政策是否改變，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為此，時任外交部長的黃少谷對合眾國際社記者所發表之意見中，特別表明：中華民國政府並未宣布放棄，一旦遇到「大陸爆發革命」時，「使用武力光復大陸」。對此，當時代表在野言論的《自由中國》便以社論表示，黃少谷的說明證實了中華民國已經「放棄軍事反攻大陸」的「主動權」，只「保留響應大陸革命」的用武權而已。

面對此一外在情勢的改變，一開始他們要求國民黨政府不可以以「反攻大陸」為名，影響台灣自由民主的發展，應該在台灣積極推動政治改革。問題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受到越來越多的承認，會不會對台灣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空間跟文化造成了威脅？面對此一國際情勢的轉折，原本還希望「中華民國變成『自由中國』之後的統一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他們的思想開始發生了轉變。無論是雷震、殷海光，甚至傅正，他們都思考過這個問題。所以他們才能夠比較心安地來看待，台灣逐漸朝向自由民主發展以後新的政治權力的安排。

1960年4月，當約翰甘迺迪競選總統的重要外交幕僚Chester Bowles（後來出任美國副國務卿），在Foreign Affairs發表〝The China Problem Reconsidered〞一文以後，《自由中國》社便商請蔣勻田翻譯，主動地加以引介。從蔣勻田的譯文中，可以清楚發現，Bowles主張：在「北京政府雖仍困難重重，然已穩定握有中國大陸」，以及「住在台灣八百萬台灣人與二百萬大陸人應有權力要求安全，獨立存在，和發展文化，翹然於共產勢力圈之外」的前提下，主張以「獨立的中台國（An Independent Sino - Formosan Nation）」來解決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雷震跟《自由中國》非常罕見地「沒有批判」兩個中國的主張，只是請蔣勻田把文章翻譯成中文逕行發表；如果是早期一點的《自由中國》，只要提到「兩個中國」，絕對是少不了批判。這是否透露出他們的想法開始轉變？可是後續來不及有更多的表達，因為發生了雷震案，《自由中國》就結束了。

不過，早在那篇文章之前，雷震在《自由中國》就寫過一篇社論，這篇社論引用的人比較少，他是在寫那個時代他的主張，我們可以不同意，但我覺得他講的很有意思，在此稍作說明。當時雷震認為「台灣屬於中國」的前提，是國際上不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如果國際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台灣屬於中國」的主張就要重新考慮。他甚至主張，全中國應該在聯合國或其他單位的介入下來公民投票。問題是，要求中國在國際監督下舉行公民投票，決定中國的發展方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言，怎麼可能發生？但是，雷震忠於他原來的價值，對於中國民主化的困境，他要提出一個解套方法，來追求他的理想。不過，若是中國不能民主化， 反而對台灣的生存造成威脅，要如何因應？這在他出獄之後的言論，提供了解答。

過去在討論1960年「中國民主黨」組黨行動時，《自由中國》同仁中大多只注意到雷震和傅正的參與。後來我訪談殷海光的學生許登源，他告知是殷海光帶他參加組黨運動。不僅如此，他作為殷海光重要的學生，雖然後來不見得贊成殷海光晚年的主張，可是他覺得有義務要讓台灣社會知道：作為自由主義者，殷海光最後主張，要在台灣由台灣島上的住民，來建構一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政治體。殷海光來不及看到雷震出獄，就在病榻上過世。1970年雷震一出獄，包括他日記、受訪的紀錄，他認為「中華民國式的大一統」絕對行不通，一定要採取兩個中國。他的兩個中國主張，在當時相當前衛：一國兩制固然不可以；蘇聯式在聯合國的一國兩席也絕對不可以；不要說聯邦、邦聯也不可以。只要台灣再退讓一下，很快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

對雷震來講，他原來期待的「自由中國」的理想，希望有一天可以在中國實現。可是在那之前，重要的是台灣要如何避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而且台灣還必須發展成自由民主的主權獨立的國家。以此為前提，雷震在1971年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代表權之後，開始撰寫〈救亡圖存獻議〉，而在1972年初完成，交給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張群、黃少谷等五位國民黨當局高層。傅正參與協助了〈救亡圖存獻議〉的整稿，現在以訛傳訛有時候講得比較過度，說〈救亡圖存獻議〉是傅正寫的。不過，〈救亡圖存獻議〉「兩個中國」的構想，雷震出獄後就一直強調。其次，〈救亡圖存獻議〉提出的新憲法的國家體制架構，基本上在雷震的文章中大多可以找到出處。換言之，傅正也同意雷震的想法，但是並不是傅正的發想。

傅正在雷震過世之後，加上美麗島事件的衝擊，他參加了黨外運動，後來成為台灣兩度組黨——就是1960年組黨跟1986年組黨——都參加的少數人，而且他是民進黨組黨的一個關鍵的人物。民進黨成立以後，國家認同是內部的重大課題。在那個歷史脈絡裡面，傅正不止一次提到，認同〈救亡圖存獻議〉的主張來思考台灣前途。對傅正而言，在台灣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於希望中國可以民主化的中國人，為什麼一些人會支持台灣可以做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為台灣做主權獨立的國家太重要，台灣是華人文化圈唯一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台灣可以作為一個典範，這對中國朝向自由民主而言是一個外在的正面因素。對台灣而言，要維持、深化自由民主的價值，要維持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須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

如果從思想史脈絡來看，雷震當年主張〈救亡圖存獻議〉，在台灣政治思想史的位置是什麼？ 1980年代黨外雜誌曾經轉載雷震的〈救亡圖存獻議〉，不過都不敢全文刊登，而將某些關鍵字、關鍵段落，進行遮蔽處理。這代表什麼？一直到1980年代為止，雷震的主張在台灣的反對陣營中，仍然是前衛的主張，不見容於國民黨當局。至於雷震主張建立「中華台灣民主國」，為什麼在台灣建立民主憲政體制，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主權國家，國家的名稱不可以是「中華民國」？這是雷震提出〈救亡圖存獻議〉時 思考的重要課題。

對雷震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國繼承了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在國際社會以繼承中華民國為名，主張領有台灣。雷震沒有提到，現在台灣內部必須思考的是，聯合國憲章的中華民國席次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這樣以中華民國為名，又要如何重返國際社會，成為正常的主權國家。

基本上，既然肯定自由、民主、人權優先的價值，那麼推動台灣的自由民主，甚至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樣的方向跟價值在今天來看仍然是相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維護台灣自由民主的成果與發展，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先抗拒中國共產帝國主義的威脅。這是我們在台灣，能夠維持營自由民主體制的前提。假如前提不存在，我們縱使再怎麼努力也難以維持自由民主的發展。

在這紀念雷震案的日子，我們固然紀念雷震與《自由中國》在台灣自由民主發展的重要貢獻，但更重要的不是為了緬懷過去，而是正視「民主反共」的歷史的資產，對我們的未來能夠產生的正面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