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國史館不能推給「層峰」不支持　制度與出版都該被檢視

游佳珍／自由業

國史館前館長陳儀深卸任前接受《Newtalk新聞》專訪，談到任內最大的遺憾，是「歷任總統圖書館」始終沒有做成。他表示，這項構想在蔡英文、賴清德任內都曾提出，也曾往上送，但最後沒有完成；在他看來，這種涉及歷史記憶與國家象徵的工程，需要更高層的政治支持才能推動。問題是，國史館真的可以把制度沒有完成，全部歸因於「層峰不支持」嗎？張炎憲在陳水扁總統任內擔任國史館館長，同樣面對政黨輪替後的朝小野大局面，但國史館仍在其任內推動完成《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2004年1月20日公布施行，明定國史館為主管機關，並建立總統、副總統文物的典藏、管理與開放應用制度。國史館自己的歷史資料也指出，張炎憲任內並進一步訂定施行細則，推動總統副總統文物館等工作。

這並不是說一部法律可以全部歸功於館長個人，也不能簡化成誰比較會做事；但至少說明，政治支持固然重要，機關首長如何提出方案、爭取資源、整合行政體系，同樣是制度能否落地的重要因素。

更值得追問的是，總統圖書館並不是這幾年才開始研究。國史館早在2000年代就曾多次考察美國總統圖書館及相關制度，後來也陸續出版相關研究；陳儀深任內則有2022年韓國總統圖書館制度考察、2023年美國總統檔案史料文物管理及應用考察，2026年卸任前又前往雷根總統圖書館，國史館說明此行包括蒐集「六項保證」相關檔案及洽談合作。出國考察當然沒有問題，國史館本來就有向國外學習的必要；但考察了二十多年，社會真正想知道的，不是去了多少次、看了多少座總統圖書館，而是這些考察最後轉化成了什麼制度成果？如果「歷任總統圖書館」需要更高層支持，那麼國史館是否已經把法律修正、檔案權責、典藏空間、經費來源、組織架構與分階段推動方案準備完成？如果準備好了，就應該公開讓社會檢驗；如果沒有，單純用「層峰不支持」作為政策未完成的主要解釋，顯然不足以回答問題。

另一個更直接的問題，是國史館本身的出版品質。作為陳儀深任內重要出版工作的兩蔣日記，去年《鏡週刊》社論就曾對《蔣經國日記》提出具體質疑，指出國史館「張冠李戴，錯把馮京當馬涼」，把蔣經國日記中的「德溥」註解為王德溥，但實際上應為張德溥。由前國史館館長呂芳上長期主持的「民國歷史文化學社」，也曾針對《蔣中正日記（1937–1947）》公開指出，國史館不同年份由不同編輯處理，可能出現註腳不一致，甚至「有的則是註腳有誤，把某A註成了某B」的情形。

這些指稱當然應該逐項查證，但當外界已經提出如此具體的出版品質問題，國史館有沒有公開逐項說明？有沒有勘誤表？有沒有告訴讀者哪些地方確實需要修正？至少就目前公開可見的資訊，我沒有看到國史館針對這些具體指稱提出一份完整、可供查核的勘誤說明。對一般出版社而言，校對疏漏已經是品質問題；對負責國家級史料整理的國史館而言，更不應該只是「出版了就算完成」。

因此，今天討論陳儀深任內的國史館，不能只看館長去了多少國家、發表多少演講、完成多少考察報告。國史館真正應該留下的，是可以被後人接續的制度與可以經得起查證的史料。張炎憲任內推動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法制，後續又建立施行細則與文物館，這些都是看得見的制度成果；相對地，陳儀深既然把「歷任總統圖書館」視為其七年多任內的重要遺憾，就更應該把「為什麼沒做成」說清楚，也把任內究竟完成哪些前置工作、提出哪些正式方案完整留下來，而不能只用「層峰不支持」或「總統來推」作為最後答案。

國史館是國家級歷史機構，不是館長個人的政績展板。館長任內可以有政策理想，也可以有推動不成的事情，但主事者至少應該對制度進度、行政成果與出版品質負起說明責任。總統圖書館做不成，可以檢討政治環境；出版品出現疑義，可以逐項勘誤；外界提出批評，也可以拿資料回應。最不能接受的，是問題被提出之後沒有下文，最後只剩下一次又一次的考察與一篇又一篇的報告。考察不是成果，出版也不是印出來就算完成；對國史館而言，真正的成果應該是制度留下來、史料經得起查證，而錯誤一旦被指出，就有人負責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