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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習二會」──零和賽局裡的「戰略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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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
「川習二會」──零和賽局裡的「戰略喘息」
川習二會此次的特色是「儀式隆重,進展趨零」。圖/達志影像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一、 峰會本質:零和賽局裡的「戰略喘息」

川習二會此次的特色是「儀式隆重,進展趨零」;然而,檯面上那些隆重的外交儀式確實經常誤導大眾對領袖高層彼此間的會晤產生過多期待,視之為國際合作的開端或兩國關係的好轉。但靜下心來思考一下,我們有什麼理由去相信在一個欠缺比美中兩強更高之共同權威(common authority)的國際舞台,華府與北京之間的瑜亮情節可以只因幾次的元首峰會就被化解?

答案是「沒有任何具說服性的理由」。從事實層面來看,無論川習二會結束後美中雙方的官方聲明如何掩飾,兩國在關稅問題、關鍵技術(如AI與先進半導體)、敏感商品的貿易出口管制,還有很多國人關切的軍售議題上均處於僵局或「戰略喘息」的情況。究其根本原因,在於這些事務所涉及之安全領域並非純粹的經濟,而是可以轉換為硬實力(hard power)的物質資產,而硬實力至為關鍵地左右美中之間在國際舞台上「相對位置」的變化,不會有任何一個強權在攸關自身相對實力消長的議題領域(issue areas)做出讓步。簡言之,美中關係已走到寸步之爭的階段,並沒有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只是眼下雙方都很謹慎小心,如履薄冰,涉法避免踩到陷阱,但沒有任何一方有能力拆除陷阱。

二、元首外交:用棉裡針來試水溫

AI的議題是檢測此次川習二會最好的一張石蕊試紙;就習近平結束赴美的國事訪問後,Trump總統將於即將到來的星期二陸續與美國科技界的企業領袖會面。由於不久前關於AI技術發展過快,最終可能對人類生存構成威脅的疑慮升溫,來自各界的輿論呼籲建立一個全球性的AI治理機制。與此同時,美國國會也在辯論一系列的相關提案,旨在監管AI並抑止資料中心帶來的龐大電耗壓力。然而,Trump在與習近平會面後表示,兩人此次會晤沒有花太多時間討論 AI治理的議題,而他也不打算讓美國放慢腳步。

事實上,Trump在與習會面之前的聯合國演說中已公開向全世界領袖表達了他的立場,即美國的AI發展領先全球(包括中國大陸),並且會繼續維持這個優勢,所以不利於美國維持優勢的合作,美國沒有參與的必要;此外,處於領先地位的美國也不會自縛手腳。由此可知,至少在2029年1月Trump卸任以前,美中都不可能在AI治理上達成有意義的共識。而兩個AI發展最前沿的強權沒有共識,全球AI治理只能是空談。不過,在元首外交隆重又溫馨的儀式感之下,華府與北京同意建立一個針對 AI突發事件的雙邊溝通管道,以即時對話的方式交換對技術風險如何控管的看法,目前預計下一次的雙邊討論會在11月。

清楚可見,美中有意願共建護欄(guardrails),避免現階段爆發衝突(尤其是軍事衝突),但無論它們採取多少管理彼此關係的手段,都難以解釋成美中形成和解。事實上,習近平出訪美國的主要目的是藉由一場元首峰會將美中關係在全球媒體眾目睽睽之下定調於「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然後置入行銷自己能與Trump「平起平坐」的視覺認知,進而收割有利於己實現第四任期的國內政治槓桿,最後若行有餘力,才是處理棘手的台灣問題。Trump總統及其幕僚當然知道習的這些心思,但選擇不直接拆穿,而是在給予最高規格之外交禮賓待遇下,透過國宴祝酒酒款的選擇、熊貓外交的回禮、主桌賓客的選擇、演奏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等等精細的「小動作」來提醒習近平,華府不會在與北京的較勁過程中有一刻放鬆;相反地,為了維繫美國優勢,脫鉤、去風險,甚至重回冷戰期間的圍堵,都是美國可能採取之策略。毋寧,一場檯面上風風光光,檯面下暗潮洶湧的元首外交在杯觥交錯的國宴裡實現了棉裡針試水溫。

川習二會,美中雙方第一夫人參觀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圖/達志影像
川習二會,美中雙方第一夫人參觀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圖/達志影像

三、台灣的難題:強權博奕下的身分選擇

先講結論,台灣此刻最艱困之選擇不是該親美還是該親中?我們只能親美,絕對無法親中。然而,在只能親美的情境裡,台灣的角色是越過楚河漢界的攻擊手,還是在河界彼端固守安全的防禦者,是一個令人糾結之選擇。

地緣戰略上,台灣海峽是美中兩強有可能因為修昔底德陷阱而爆發軍事衝突的最前線。一旦戰事爆發,台灣本島必受牽連;基於災難發生前宜做最壞情境評估的邏輯,延後台海戰事的發生時點,是我們確保國家安全的第一優先目標。華府在本次川習會晤過程中維持「一個中國政策」並重申台海安全承諾,傳達維持兩岸現狀符合美國當前整體戰略利益的重要訊息。身為強權博奕下的第三方,也是台美中戰略三角關係中至為關鍵的第三方,台灣的身分選擇與其當前在尖端科技供應鏈中的地位緊扣而不可分。

易言之,「地緣經濟」構成了台灣的結構性槓桿(structural leverage),指引我們透過經濟與科技上的籌碼去換得足以確保生存安全的資產,只要這樣的資產與美中任何一方成本收益的計算公式息息相關,並且形成台灣有事,就幾乎是各國有事的計算結果時,兩強在瀕臨安全困境的邊界時,就不得不謹慎評估其資產耗損與獲利的判斷是否正確。

已有許多專研和平與衝突或是國際安全的學者指出,美中關係已進入「選擇性對抗」的新冷戰時期。這代表,兩強還沒有陷入全面性對抗的劍拔弩張,但彼此能夠合作的空間持續縮減。縮減的時間多長難以準確估算,但目前美中都非常有意願透過外交接觸來避險在合作縮減爆發軍事衝突。台灣因為身處的戰略地理位置和擁有之商品供應鏈節點身分非比尋常,必須看到美中關係背後更為深遂的一面,即美中兩強爆發衝突的風險越來越高,而地理上毗鄰中國大陸,但外交上密接華府白宮的我們,該做且應即刻行動的目標是讓台灣具備充分的能力與韌性,不斷累積自己的資產價值,從而讓企圖改變現狀的北京當局,在試圖減損台灣生存空間的時候,都會面臨弊大於利的計算結果。

強權雖然在歷史上總是決定和主導國際體系結構的行為者,但小國不一定總是無能為力的弱者。小國的生存空間會被壓縮到何種程度,取決於能否有效運用地理優勢、盟邦關係、經貿互賴,國防力量,以及自身智慧。台灣不是唯一為了自身安全而選擇親美的國家,但選擇並非盲目的,選擇也不等於必然的信任,時時刻刻將國家安全與自身防禦的實力,還有對美國戰略價值的不可替代性鑲嵌鄉一起,才是我們唯一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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