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時候會想問他，如果你還在，我們家會不會更完整？我也不用經歷這些？」周天觀說，會開始與想像中的哥哥對話，是在2015年反課綱微調學運之後。
【鏡相人間】我不是哥哥的替代品 反課綱微調後的周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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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很難忘記，聰明乖巧的小詩人周大觀10歲就癌症過世了。當年新聞全程報導病中點滴，勇敢樂觀抗癌的故事感動社會。周大觀的詩集《我還有一隻腳》登上學校教材，全球銷量至今累積30萬冊。
周大觀過世1年後，周天觀出生了。他一出生，就被視為靈魂的回返，繼承哥哥的意志，從小在醫院中表演音樂、朗誦詩歌，扮演散播歡樂散播愛的天使。父母與社會的期待也是枷鎖，他背負著這個名字賦予的責任，直到2015年參加教育部前反課綱微調運動，革命也衝開了他生命的破口。「我是誰？」少年踏上尋找答案的旅程，撿拾過往散落的拼圖，他正一點一點地拼回自己。
學運期間，好友林冠華自殺身亡，周天觀與夥伴們激憤衝入教育部前廣場、焚燒冥紙，周天觀哭得撕心裂肺，當晚情緒崩潰、推母打父，引發熱烈議論。事後，他在臉書上發言，說過去17年自己是個沒有名字的人，「我是周天觀，不是周大觀。」「現在我要奪回自己的身分！」
那是他第一次以自己名字現身。
因為身分，我只能笑，沒有哭和生氣的自由。
眼前的周天觀20歲了，稚氣臉龐上還有幾顆青春痘，身上是印花T恤、七分褲配皮質拖鞋，一副完全沒有要打扮自己的隨意模樣。他目前是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2年級學生，像童年當志工時一樣進出醫院，目睹生死。「我還不太知道什麼叫幫助別人的時候，就跟著爸媽到醫院做志工了。我沒有見過我大哥，不了解他，只聽別人說他好像是一個很積極、樂觀進取的人。」
周大觀的死亡與周天觀的出生皆在鎂光燈下。周大觀生前彌留之際，曾經抱著母親郭盈蘭說：「如果有一天我走了，妳一定還要再把我生回來。」1年後的1998年4月7日，在眾人的期待下，周大觀彷彿拋棄病舊身軀，以一個嶄新軀體重回家人身邊，原本的名字再加上一橫，於是成了「天觀」。二哥周上觀當時說：「天觀是弟弟也是哥哥。」孩子甫滿月，就被推到媒體鏡頭前，郭盈蘭笑咪咪：「他的臉型、屁股上的胎記都和大觀像極了！」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周天觀便被認為是大觀再世。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的慈善活動填滿了周天觀的童年。主持活動時，爸爸周進華提到，天觀跟大觀很像，都會把玩具藏在冰箱裡。他會悄悄跟二哥周上觀抱怨：「我不喜歡爸爸這樣說。」但在公眾面前，拿著麥克風，他乖巧地說自己是「大觀哥哥走後才出生的弟弟」，這個形象一直與他無法分割。
身披彩帶表演音樂、朗誦詩歌，他必須扮演鼓勵病童的生命鬥士，只展露笑容溫暖的一面，隱藏所有負面悲傷。在家同樣戴上面具行禮如儀，彷彿活在楚門的世界。真正的周天觀，從來就不被看見。
小時候做這些事情快樂嗎？他笑得很靦腆：「如果能讓家屬、病人開心舒服一點，也覺得就這樣，但我一直都沒有太強烈的感覺。」大哥會拉小提琴，他從小也認為自己應該要喜歡小提琴、看文學經典，表現得品學兼優、知書達禮。但實際學習拉小提琴之後，「發現自己很不喜歡，就藉口要念書沒時間練習。後來接觸陶笛，小小的，也不難。我從小一直在追求不一樣，想讓周圍的人看到我的獨特。我感覺得到別人對我有期待，好像我是我哥哥的延伸，但世界上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
小時候屬於他的快樂，是拿一本自己喜歡的書，躲在角落裡看。他喜歡研究地理、昆蟲，或是爬到高處往下看，感覺暫時脫離這個世界。或許是因為必須活在很多人的注目之下，能夠卸下心防、面對自己的時候，才感到自由。
拿哥哥當模板，審視我的一言一行符不符合。
他在學校常被拿來與哥哥比較。「小學時，有個教過哥哥的老師說，你跟你哥哥怎麼差那麼多？我覺得很受傷，有種說不出的生氣。為什麼我達不到別人的要求？我本身有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沒辦法很focus在課堂上，成績只有中等。我有努力，但就是考不到班上前幾名。他在我心裡是一個很高的標準，人們會說：『你是大觀的弟弟，那你應該會寫詩吧？會拉小提琴吧？』我會想，哥哥好厲害喔！我也想跟他一樣，既有才華又會念書，但我一直得到的評價就是『無教化的可能』。」
小學開始，學校是牢籠，ADHD是他必須努力克服的困擾。「我常常忘東忘西、恍神，很常跟同學起衝突。我明明有ADHD，但不敢跟老師講，怕被當成異類、被貼上特殊學生的標籤。他們會覺得你們家的人都很有才華，你應該也要是。」在老師非黑即白的分類中，他不是好寶寶。
爸爸周進華說，周天觀從小喜歡看科普類書籍，但只能專心10分鐘，就要停下來發表自己的看法，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有時候在課堂上會問到老師沒面子。他無法安靜坐在教室內，被老師叫到走廊罰站，呆呆盯著操場，人來人往的異樣眼光對他無異於羞辱。「我第一本看到會想要哭的書就是《危險心靈》，根本就是我的故事。」小說中的主角謝政傑有輕微ADHD與亞斯伯格症，因為上課看漫畫被連人帶桌趕到教室外，周天觀有深刻的共鳴。
國中時期，他封閉自己的心，在學校受了傷，回到家也不願開口。只要聽到別人說他是周大觀的弟弟，便立刻啟動防衛機制，「覺得他們是不是又想要套劇本在我身上？我在外面很不想提家裡的事。」爸媽帶他去台大醫院，被診斷出ADHD。「國二時有吃利他能（Ritalin）幾個月。我很不喜歡吃藥，我本身思考很跳躍，坐在教室裡面，但心思在外面，吃藥就是整個shut down，大腦停機，思緒變很慢，也沒辦法專心，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只是被強迫坐在那個情境裡面。」
過去17年，我是個沒有名字的人。
相比周大觀的內斂乖巧，周天觀顯然更外放活潑，更努力追求反叛與獨立。一方面或許是在醫院看多了生病與死亡，他被迫早熟，更急切想熱愛生命。「高二升高三的時候，面對升學壓力，我很想展示給別人看我關心社會，想要證明自己。」2015年7月，他一股腦兒投入反課綱微調學運。
街頭上有熱血理想也有殘酷現實，林冠華的死亡導致他情緒崩潰，在眾人眼前推父嗆母。「我跟爸媽之間一直有很深的誤解，覺得他們不了解我，心裡的積怨一直忍，到了那年一次炸開鍋。我的不快樂像一隻怪獸被養大，我看見那隻怪獸掌控我，以致我失控。」衝突後怎麼和解？「我以前情感很封閉，這1、2年慢慢才學習把心打開，發現爸媽不像我想像中那麼不理解我。」
革命也衝開了他心中的枷鎖，「我才明白，一個人是不可能學別人的，（再學下去）只是把自己搞得四不像。」他不斷自問，我是誰？我活著的價值跟定位是什麼？這2年，他依然熱衷社會運動，參與反勞基法修惡、公投連署，活出自己的光采。
我代替哥哥去看世界。
這天，我們造訪周家，周大觀生前使用的書桌至今沒變，除了生活起居物品與大量書籍，屋裡到處布置著周大觀的照片、銅像、骨灰，像一座紀念館。
生日或忌日可有什麼儀式？周天觀說，爸爸每次出國回來，都會把紀念品放在哥哥的照片前，獨處一段時間；媽媽則會看著窗外發呆良久。從小，當他感受到父母在想念哥哥，就會走過去牽起他們的手，擁抱、安慰他們。
如果周家沒有「生回來」周天觀，是否會繼續沉浸在喪子的悲痛中呢？「離開的不可能回來，但說不定我可以讓愛的感覺延續。哥哥有一首詩說『我還有一隻腳，我要走遍美麗的世界』，其實這首詩默默鼓勵我。我的確代替哥哥去看世界，我不是大觀，不想成為哥哥的替代品，但我可以在家裡當一個安慰爸媽的人，用我的心填補他們心中的空缺。」會有代替哥哥再活一遍的感覺嗎？「也不是，人就是這一生，不會有誰可以代替誰，也不會有誰比誰重要。」
「但我會不斷思考他是一位怎樣的哥哥？也會想著如果我跟他面對面，會有什麼對話？我有時候會很氣他，就是因為你走了，我們家才這麼辛苦，爸媽才這麼難過。」想像的對話是從學運之後才開始，面對哥哥也面對自己的心魔。想對哥哥說什麼？「很謝謝他吧，他永遠是我們家的一部分。我覺得他會很欣慰家裡有一個新成員能夠陪爸媽，至少讓這個傷痛不要那麼大，也會很欣慰我可以真的做自己。」
採訪了近2個小時，專注力大概也耗盡了。才剛結束採訪，周天觀一起身就蹦蹦跳跳。他不愛穿鞋襪，也不愛揹背包，總是把手機、悠遊卡塞口袋。也跟一般孩子一樣愛喝手搖茶、愛吃洋芋片、網路電玩重度使用、常常睡過頭早上8點來不及到課…但也是因為這樣，多了點人味，他不必是病房中表演樂器的天使，不必是另一個人的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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