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ris 46歲 商人
- 阿寶 41歲 商人
進行訪談前，商人阿寶突然刪除了通訊軟體帳號。我們花了幾天時間，才由其他管道找到她。她說一切安全，沒多提刪除帳號的原因。2019年與阿寶一同受訪的Chris顯得更謹慎，記者無法透過電話、通訊軟體連絡上他。託人傳去訪問綱要，幾天後，他透過加密管道，發送過來幾條語音訊息—這便是他所有的回答。
不少香港中產階級去年以行動支援反修例運動，這群自稱「家長」的中年人，提供經濟支援、物資運送、志願開車接送抗爭者等協助。去年自願擔任「家長」的阿寶、Chris，今年都表示不接受平面拍攝，即使是背影也不示人。阿寶直說：「去年（接受訪問）的風險看得到，現在的風險是看不到的。」她受訪前後幾日，頻頻傳出港府大動作拘捕民主派人士的消息。談起周遭劇變，她的聲音疲憊卻冷靜，「以前我們都哭過，現在都不會了。你哭，都不能改變了。」
才隔了一年，2個平凡的香港商人，就連再度同場受訪、同聲一哭的自由都沒有了。
「國安法那些事，都不要提了」
「大人的創傷沒有太多。我自己想得開，不談這話題（反修例運動），大家都沒事。一談的話，有些人反應都比較大…大家都在逃避吧。」阿寶說，如今的生活與以往幾十年沒有不同，她把運動傷害埋在心底，不談，日子也許好過一些，「大家都說盡量不要提啦，《國安法》那些，都不要說了。只是有些人還是想討論，他們就說：『不怕，自己人，在家裡講一講就好。』」
大人們尚且如此，她觀察到，年輕抗爭者普遍情緒低落，「小朋友們有一種失落感，好像自己什麼都爭取不到，做什麼都白費了。他們脆弱、怕被遺忘、適應不良、不知所措、沒有人生目標。這是很慘的事情。」
過去一年，阿寶曾提供這些年輕抗爭者經濟支援、身心照顧，近來幾名抗爭者陸續與她失去聯繫。她坦言香港總體經濟情況惡化，許多聲援抗爭者的「家長」再也給不出金錢奧援，無法像過去慷慨解囊、協助生活陷入困難的抗爭者。
香港《國安法》壓境，仍有人想衝撞體制，「小朋友的創傷比較大。他們不知道在哪兒發洩、該如何面對，有時無奈地衝出去，又被抓…有些人寧願坐牢，也不想要過沒有意義的生活。」性暴力陰影也沒有離開過，事實上，阿寶所熟識的抗爭者中，就有2人在去年反修例運動中遭到港警性暴力，其中一名女孩已離開香港，另一人與她徹底失聯。
低迷的谷底，免不了相互懷疑或指責。阿寶希望輔導一些年輕手足做心理治療，許多人拒絕，原因是怕被心理醫師出賣，「現在他們都不相信誰是人、誰是鬼（間諜）啊。」這一年，每逢情勢升高，阿寶會苦勸孩子別出門，「我真心為他們的安全著想，如果他們又被犧牲了，怎麼辦？他們跟我說：『妳是鬼啊！我才不信妳！』」儘管說到最痛處，阿寶也是一句帶過：「他們這麼講，我是真的挺傷心的…」
情況變化太快又太壞。阿寶舉例，張貼或持有「香港人加油」文宣，都可能犯法，「現在這些都變成港獨的標語，根據《國安法》，如果你提倡港獨，（最高可判）終身監禁囉。」
Chris則說，如今在網路平台寫文字或分享新聞，都是「想清楚」才敢發布，「我感受到自己的言論自由開始變窄。」《國安法》亦嚴重干擾生活，他不斷自我審查，「每當我使用一些有抗爭符號的物品，都會想：這可以自由帶出門嗎？我使用這些東西，會不會被拍照？會不會被跟《國安法》扯上關係？」
「追尋自由，但不能光明正大」
即使大環境節節倒退，Chris仍說，經歷反修例運動，他變得更常思考：「經歷2019整年的大型社會運動，加上現在《國安法》已立法…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呢？這些事都在刺激我去思考。我開始關注不同地方的歷史，研究它們的民主進程。」
阿寶的思考則更務實些。親友去了英國、澳洲或台灣，光是她認識的港人裡，已有超過10個友人移民英國，「英國反而是一條生路，有政治庇護…」曾在前線抗爭的友人多半已離港，「有的走得很倉促，一個行李箱就跑了…你拖得愈久，愈容易成為目標。」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打算。全球經濟都不好。連美國都還沒明朗。我很迷茫。我想過去馬來西亞、泰國或台灣。但是你去那些國家，可以幹什麼？」除了經濟因素，她說出內心恐懼：「台灣政治也不明朗，大陸老是說要打台灣，我擔心台灣變成香港。我怕台灣變成比香港還要慘的…香港2.0，如果去了台灣，到時候還要逃嗎？」
阿寶說：「現在更清晰、明白，我們香港人需要的是決心。」什麼樣的決心？「我們更有決心要去追尋我們的自由，但不是很光明正大。我們可以暗地裡做文宣。總有一天，香港就是香港。還給香港自由。」
「還給香港自由」這句話前面沒有主詞。我不忍追問，誰來還給香港自由呢？這時阿寶說：「希望總有一天吧…香港人是想看看，老天何時會心軟？老天會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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