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Z 19歲 職業不透露
阿Z卻堅持不服藥。「我不想變成一個倚賴，我不要靠藥物去抵抗，我想自己去康復。」上回受訪時，他是剛從去年11月18日理工大學戰役中爬水溝逃生的倖存者。一年之後的11月18日，他重返故地，在理大周圍走了一圈。問他是隻身前往，還是和朋友一起？「這個，我不能說。」
「困在理大那永遠走不完的路」
他只談自己，也只能談自己。其實他去年受訪時就提及，離開理大後的每個夜晚，都被噩夢追趕。夢裡夢外都是恐懼，他說整年為失眠所苦，好不容易睡著，又老是夢見困厄。「我有時候發噩夢，夢到之前在理大的那些場景，就是（爬）渠的一些記憶，好像要走一條永遠都走不完的路…你看不到盡頭。」
噩夢沒有停止，甚至延伸到現實中。白天出門，阿Z再也不搭地鐵，「黨鐵（民眾因港鐵在反修例運動中配合港警執法所起的戲稱）都是配合警方行動，這一年，我去哪裡都坐巴士。」但在路面行走，常遇到的困擾是，他很容易被交通噪音嚇到，若碰到較為靠近的喇叭聲，他會本能壓低身體，「我會很自然地憤怒，立刻蹲下來，進入警戒狀態。好像上一年的戰爭一樣，有些聲音好像警察開槍的聲音，好像我身邊有橡膠子彈…」
而生活好像歸於穩定了。他說父親的政治立場是藍底（建制派支持者），回到家裡，他與父母不再談政治，「一說就會吵起來。現在沒有問題了，不談。」阿Z與女友分手，「我參加運動，有很多事情要做，沒有時間拍拖（談戀愛）…」
「沒有連儂牆了，但精神還在」
「之前我一直覺得，中共一定會弄一個法律的…」今年7月1日，《國安法》落地香港，這天比他想像得更早來臨。他記得當日所見：「基本上，所有我們香港的黃店、黃色經濟圈（指反修例運動中，理念相近的支持者共同構建的經濟圈和商家），店裡貼的海報、反政府標語和圖片，他們全部移除了。」
「香港沒有連儂牆了。只有一些流動的文宣、一些貼紙。」但他並不全然悲觀，「抗爭要融入生活當中。這個牆沒了，我們精神還是在的。」阿Z上次受訪時，提到他幾乎花光所有零用錢，自費印刷反《逃犯條例》、替香港人加油的彩色海報和各種創意標語，到處張貼。而今而後，張貼有罪，喊口號亦有罪，「如果有人在街上大叫『光復香港』，我還是會大叫『時代革命』…但是，已經沒有人敢呼這個口號了。」
「2020之後，香港人，一直都在退步。」退步指的是什麼？阿Z隨口一段蘇洵《六國論》：「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他對於《國安法》後的港人意志低迷，連帶造成部分底線不斷退讓，感到失望、氣餒。
他整年都堅持以自己決定的方式生活，例如只在黃色經濟圈消費。「香港人真的很善忘。我們當年有黃色經濟圈，可是你看，很多人現在也在光顧一些藍店（支持建制派企業開的商店），甚至有些人，連最基本的『只吃黃店』都做不到。你看美心集團（高層曾表達不支持反修例運動，而遭部分港人抵制），很多人又開始去光顧…」阿Z的語氣終於急切起來。
「香港人開始懶了，一些沒有風險、行動安全的事，他們也不做。」他舉例，前往法庭旁聽，或寫信給在囚人士加油打氣，「這2個我覺得非常安全的行動，能支持在反送中運動被捕的手足，只是給一些支持而已，現在卻很少人去做。」
一年來，他每天在網路上查詢「法庭聲援表」，若覺得被告需要支持，就會去法庭旁聽。他也加入香港「送車」行列：被告從法庭出來，上囚車之際，他會打開手機的手電筒，奮力揮舞，「我們把手機燈亮一亮，讓他們知道我們還沒放棄他們，有些人已經關押很長時間了…我們要給他們一些支持。」他不懂，這麼簡單的事，為何參與的人愈來愈少了？
「現在香港人什麼都不做了，我覺得不應該這樣，一定有我們還可以做的事。」白天若沒有排班，他會特意早起去送囚車，有時一等就是數小時，但他會堅持等到囚車出現、抓準時機對著車上的人亮出手電筒。「我浪費幾個鐘頭，其實不重要。他們被關了一整年，我才犧牲幾小時。我去年跟你說過我愛玩，我現在還是喜歡去玩、去喝酒，但變成晚上才去玩，至少白天時間，我給了手足。」
談到自己與友人的未來，他更謹慎了。說了些細節，來回確認好幾次，最後能記下的只剩這句：「我會繼續為香港努力。如果未來街頭抗爭真的回來了，我一定會繼續上去（前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