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爆發一個多月來，第一線醫護人員的身心壓力已緊繃到極限。5月31日，雙和醫院有3名護理師遭確診病患砍傷。6月12日，一名新北市私立康復之家負責人疑因疫情期間壓力太大，在自家房間內上吊輕生；同一天晚上，新竹國軍醫院一名24歲的李姓護理師，在護理站與3名家屬對峙，爭執持續15分鐘，孤立無援下，她拿起辦公剪刀，劃破自己的左手腕，留下深深的血色縫線。
【鏡相人間】誰奪走了救人者的求救鈴 疫情下醫護的隱形壓力與心理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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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當前，民眾的健康靠醫院守護，但當醫療量能備受考驗，醫療暴力接連發生，第一線醫護人員不只安全受到威脅，心理也瀕臨瓦解。
本刊協同醫師設計問卷，調查全台超過600名醫護人員的身心壓力和當前需求，獨家數據顯示，近半數填答者可能已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逾半醫護想轉職，補償和救援的方法在哪裡？
醫護的命也是命，不只患者，前線的救人者也該有求救鈴，讓外界聽見他們持續負重、即將倒地的聲音。
隔天下午，我們致電李姓護理師，她已返家休息，語氣相當低迷虛弱，「病患6月8日住進來，從第一天起，家屬就想要輪流進來探病，他們說要上班，沒辦法配合政府防疫規定，已經自費採檢，為什麼不能進來？」4天下來，李姓護理師連日遭到言語霸凌。12日晚上，「病患女兒指責我態度不佳、刁難他們，要拍我的識別證，揚言投訴；媳婦也一直質問，兒子過來要討論，但他們講話咄咄逼人，沒有要聽我說。我感覺不管怎麼做都不對，（割腕當下）腦子裡沒有想太多…」她說那晚病房人力吃緊，學姐在另一邊準備接送要進隔離病房的人，只有她一個護理師，只能孤軍奮戰。
一線高壓 鑄成醫護創傷
醫療暴力事件讓醫護人員的心理壓力瀕臨崩潰。美國波士頓大學研究疫情期間中低收入國家醫療暴力事件，認為醫療暴力不能單單歸咎於患者或其家屬的失序舉動，更該注意的是惡劣的醫療環境，包括患者未獲得充分治療及物資、醫病關係不信任、政府未針對疫情進行有效控制、廣為散布的疫情假消息、社會普遍的恐懼等。
我們與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成員、台大醫院環境及職業醫學部的醫師陳宗延、陳秉暉，共同設計一份網路問卷，評估所有醫療院所及防疫場所設施工作者在COVID-19疫情下承受的心理壓力。
此問卷於6月8日發出，廣泛張貼於各醫護群組，2日內回收620份有效問卷，填答者以護理師最多，占56.9％，其次為醫師，占20.8％；受試者地區分布以雙北為主，占54.7％；另外，有高達六成的填答者在防疫專責醫院服務。問卷結果發現，一線醫護人員承受嚴峻的心理壓力，恐已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本問卷設計參考疫情相關心理壓力問卷及「事件影響量表修訂版」（The Impact of Event Scale – Revised, IES-R），測量填答者的日常生活壓力、創傷經驗及急性壓力反應。結果顯示，46％的醫護人員臨床上出現PTSD症狀，其中26％的人極可能被診斷為PTSD，17.7％的人壓力程度可能已經影響免疫系統。陳秉暉認為此結果需被高度關注，「我們的數據和中國去年1到3月（疫情爆發時）的數據差不多，但我們現在對疫情明明有更多認識、更多已知有效的武器，也有更多時間做準備，（醫護人員）卻產生一樣的心理衝擊，這不是很好的狀況。」
幻聽警報 焦慮沒有盡頭
亞東醫院急診專科護理師楊卉庭就發現自己的身心狀態已不同以往，「變得神經質，還有幻聽。我會一直聽到救護車的聲音；重症病人有監視器，血壓、血氧掉了，儀器會叫，登登登，很像鐵路平交道警報器的聲音，我下班後還會聽到『登登登』的聲音。」除了下班關不了機，上班前幾個小時，她開始焦躁，反覆確認外出要用的零錢、口罩，「要出門了卻一直跑廁所，有點像腸躁症。新冠肺炎的症狀之一是腹瀉，我得病了嗎？可是我沒有發燒啊？有點歇斯底里，也會擔心防護哪邊漏了。」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某院區的負壓加護病房護理師小鳳（化名）也說自己變得更焦慮，她負責照顧全院最嚴重的重症者，「什麼時候才能看到盡頭？久了就有點淡漠，覺得疏離，關在一個環境只面對重症病人，全世界好像只剩下我…」她以「行屍走肉」自我形容，「好像解離的感覺，把感知的部分關掉，就不會這麼多情緒。」
楊卉庭和小鳳的狀況並非特例。問卷結果顯示，有47.6％的醫護對是否要去工作感到猶豫，並有過半的填答者感到精神耗弱。近來頻繁發生的醫病衝突及暴力事件，也使醫護感到不被保護，問卷結果指出，高達六成五的醫護認為他們未受到國家適當保護及支持，另有過半醫護認為未受到醫院的適當保護及支持。
醫療暴力平時便已存在，只是隨著疫情升溫而更被凸顯。楊卉庭觀察，目前最大宗是言語暴力、情緒發洩，「我們穿全身防護衣、戴手套，打鍵盤很難點到（正確的位置），一直打錯字，本來5分鐘可以打完，現在可能要花10分鐘，病人就會不耐煩，把等待的情緒發洩在我們身上。不管是發藥、量血壓，檢驗師從裡面穿好裝備出來，至少要半小時，又要請他們保持社交距離，就容易起衝突。」由於作業時間變長，護理師必須加班打病歷，「大家都是趴在桌上打病歷，只能用癱瘓來形容。」
擔憂染疫 不吃不喝不尿
問卷結果亦顯示，醫療人員最擔心的是將工作場所的染疫風險帶回家中。五月中以來，不少醫院陸續爆發院內群聚感染，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一名護理師告訴我們，至截稿前，據她所知該院確診護理師共有3人，其中一人是急診科護理師。同在急診科的護理師吳岱晏說：「6月1日中午我在吃飯，想說奇怪，清潔人員為什麼一直噴酒精？後來才聽說我們單位有學妹確診，當下真的嚇到，感覺病毒又更靠近我們。」
她甚至夢到自己確診，「全家人被隔離，擔心自己變重症，我還這麼年輕，2個小孩還這麼小，還沒開始享受（人生）就遇到這些，我會不會就這樣走了？」身處疫情初期的重災區萬華，那幾天她惡夢連連，「醒來重新整理心情，還是去上班。」
吳岱晏最小的孩子才6個月，還在餵母乳，即使風險極高，她還是選擇下班後回家，脫完裝備全身噴一次酒精、洗澡30分鐘，出醫院全身再噴一次酒精，鞋底、包包也噴，到家搭電梯再噴，進門後再洗一次澡，衣服馬上清洗。「有時候小朋友需要抱抱，會很擔心漏了哪裡沒消毒好？在一個很沒有安全感的狀態，只要家人一咳嗽就會很擔心。」
在負壓加護病房的小鳳則已超過一個月不敢回家。「第一個死亡case（案例）開完刀才確診，差點造成院內感染。一開始很恨他，覺得他隱瞞，後來又覺得他（孤單過世）很可憐。我是第二批進去顧他的，第一天還是很害怕，會不會帶一堆病毒出來？我就跟老公、小孩說：『不回家了。』」
由於宿舍全滿，她睡在院內的家屬休息室沙發上，睡眠品質非常差。她常上大夜班，上班前先喝一杯500cc的溫開水，然後穿上裝備上陣。「不敢吃飯，因為吃飯要把N95口罩拿下來，會浪費一個，一戴上去就不吃、不喝、不尿8個小時，下班後第一泡尿都超黃。」由於缺水，「戴口罩前一定要擦護唇膏，不然嘴巴裂到很痛苦。」
難過時，小鳳只能寫臉書抒發，偶爾流淚。「第一天老公幫我補物資，裡面有一張小孩寫的卡片，說：『希望妳快點回來！最後祝妳健健康康』我就忍不住了。」第14天，她跟家中孩子視訊完，「孩子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我好難過，我沒有跟孩子分離這麼久過。」她淡漠的聲音在講到小孩時突然哽咽。
人力吃緊 提離職才支援
疫情劇烈改變多數醫護人員的工作型態，據問卷結果，超過7成的醫護人員對工作改變感到負擔，並有近4成醫護人員有失眠困擾。近日頻繁發生的醫療暴力事件，更使醫護人員產生離職念頭。數據顯示，有47.26％醫護人員因醫療暴力事件感到焦慮；更有54％的人因此想轉職。
儘管指揮中心否認有護理師離職潮，但醫療環境惡劣、人力短缺，確實讓第一線護理師心生退意。中興醫院在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體系中，醫療資源與人力相對缺乏，卻承受了疫情爆發初期的巨大衝擊，吃下多數病患。中興醫院急診科護理師小蓉（化名）回憶：「5月13日那天，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急診關閉，病人全部往我們這邊跑，一天掛號就有1、200個，一夜間爆增二十幾例陽性。一開始我們都很熱血，覺得共同敵人是病毒，但需要人力的時候，沒有人理我們。」
五月底，離職潮爆發，急診科一天內有九位護理師遞出離職申請單。小蓉說：「這麼惡劣的環境真的待不下去，我們連續十幾天跟護理科要支援（人手），都不給，結果那天遞完離職單，督導立刻派了四個支援下來。」她無奈竟要以離職相逼，才能引起院方重視。她選擇留下，「還是有很多醫護人員在戰場上，如果我當逃兵，會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但環境仍然嚴峻。6月上旬，小蓉陸續在下班後傳來訊息，像是求救：「急診外真的很像亂葬崗…樓上病房因群聚感染一間間關，急診卻持續接119救護車、自來民眾、確診病人，但病人必須頂著豔陽在外頭曬，等PCR陰才能進來，有病人病況不好，PCR結果還沒出來就死了。」她也因身穿隔離衣熱到中暑，直言醫院環境真的很差，尖峰時期，發燒篩檢站甚至是2到4個陽性病患擠在一間隔離室裡待床3、4天，有的好不容易等到床，還來不及上去就死在急診，她痛苦又憤怒：「眼看著病人喘死，旁邊還有清醒的病人。」
惡劣的工作環境及暴露風險，也是增加醫護心理壓力的因素。根據問卷結果，有28％的醫護人員沒有合格配戴或操作個人防護用具（N95口罩、全面罩、隔離衣等）。「極高暴露風險的醫護人員（接觸疑似確診或確診者，並執行高風險醫療行為）甚至有17.59％個人防護用具不及格，明明物資應該足夠，這是不可以接受的。」陳秉暉說。
一線醫護人員因為疫情離職的問題，早已在全球引起關注。國際護理師協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理事長Howard Catton今年一月指出，「COVID-19效應」已使全球醫療院所大量流失護理師，且造成隱憂，「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全球性、針對護理人員特殊且複雜的職業性創傷。只要現有的10至15％護理師離職，我們將在2030年面臨短缺1千4百萬名護理師的困境。」
腹背受敵 心輔效率不彰
救人者也有需要被救的時候，逃避或許有用，但要承受良心折磨，使命感又能支撐醫護到何時？
聯合醫院中興院區整合醫學照護科主治醫師姜冠宇提到，疫情期間在急診為病人服務，「有急診同仁反應，確診病人等不到床，按捺不住，情緒反應比較大，當下就把口罩拿下來對醫護吐口水。」他邊救人，邊遭等不到病床的輕症者投訴，「幾乎有腹背受敵的感覺。」
醫護的心理負荷如此之重，解方到底在哪裡？院方或政府有提供醫護心輔機制？能否發揮效用？姜冠宇說：「一來我覺得沒有時間，第二是（院方）可能也沒有這樣的計畫。」
他以八仙塵爆為例，當時也討論過醫護心理衛生問題。2015年7月6日、塵爆發生9天後，基層護理人員工會曾赴行政院抗議、哭訴，面對傷勢嚴重的病患，每位護理師都有心理創傷，「上班換藥，下班痛哭，誰來救我們！」
彼時，陸續傳出傷者家屬質疑醫護使用假藥，抱怨植皮手術過久，對執行救治的醫護錄音錄影。醫護的心理創傷結痂、成疤後，又被遺忘，幾年後重來一次，「大家會覺得這是醫護必須經歷的臨床上的風風雨雨，你必須承擔。」會覺得醫護好像沒有資格脆弱？姜冠宇說：「對。萬一有人真的不幸染疫，像之前楊志良（前衛生署長）針對部桃染疫的醫師，說一定要開除他—這對醫護人員其實是更大的傷害。」
臨床心理師黃天豪以美國急診室醫師自殺的事件為例，希望台灣第一線醫護不會在類似的疫情壓力下，造成同樣悲劇。去年4月，在紐約長老會艾倫校區醫院急診室工作的醫師布琳（Lorna Breen），因照顧確診患者而染病，康復後準備回急診室繼續工作，卻被醫院勒令回家，之後輕生身亡。
黃天豪指出，現在考慮到因應作為，應該以「實質協助醫護」為優先，「要有好的排班，要有宿舍。醫護的孩子沒有人照顧，醫院可以幫忙嗎？現在孩子都在家裡上課，如果爸媽是醫護，怎麼辦？這些實質的協助，應該要優先。」他強調：「不是心理不重要。這些看起來『不心理』（的作為），其實更具有『心理健康的意義』，可以立即減輕壓力。或是有實質的補貼，而且要來得快、容易到位，醫護才能馬上知道，我們不是不被關心的。我們不能等壓力爆了，再來談話，再來輔導。」
醫院並非沒有心理輔導機制，實際上卻使用效率不彰。小鳳說，院內雖提供心理師專線，「但我沒打，心理師不是第一線，很難懂我們的點，找同事罵一罵比較有用，同單位比較有共鳴。」
暴力難防 反應時間不及
桃園療養院臨床心理師黃瓊葦認同此說法，「同單位的支持性團體確實可能是個解方。不用拘泥於形式，也許3、5個人，最多8個，大家約好時間彼此分享…悶著不講，可能就會過度壓抑。」她觀察目前各院內的心理諮商服務，多集中在疑似確診或隔離中個案，「滿多醫院是有心理師在做這樣的關懷，但一般前線高風險的醫護人員，可能由於（心理師）人手也不足，還是比較被動。」
雙和醫院在病患砍人事件發生後重新正視醫護心理壓力的問題，其中大約3成的同仁有失眠、焦慮、精神無法集中等狀況，需要深入輔導。副院長劉燦宏說：「不只受傷的醫護有心理創傷，同病房、其他專責病房的同仁也開始會害怕。本來工作就已經有受感染的壓力，現在還可能受到攻擊。」
劉燦宏坦言，醫療暴力很難事先預防：「不出事不知道。病房的視訊或監測系統，的確沒到位。」目前已改善？「監測系統已經在做了，通報系統也要，醫護要配備求救鈴，以前我們只知道病人要配備求救鈴，現在發現護理人員也要有求救鈴。」
一般來說，若遭遇醫療暴力，醫護人員須自己向醫院、縣市衛生局做異常通報。《醫療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如涉及刑事責任，應移送司法機關偵辦。醫療院所雖每年針對醫療暴力做教育訓練及演練，最低時數一小時，內容包括按緊急鈴、通知警衛和警察到達現場、調閱監視器、不要刺激病患情緒等。然而，事件發生當下，醫院往往無法立即處理，按鈴通報後警衛也需一段時間才會抵達現場，在醫院反應過來前，醫護人員已經被攻擊了。
台灣護理產業工會理事、前台北榮總急診科護理師陳彥伶提供可能解方：「如果最近頻繁發生醫療暴力事件，主管會叫我們每個人都要戴防暴手環（配戴在手上的警報器，按下便可連接警報系統），確實有幫助我們爭取到多一點時間。」
見證終點 陪走最後一段
疫情暫且看不見終點，醫護人員持續積累的高壓和創傷也看似沒有盡頭。
台北內湖三軍總醫院專責病房的陳姓護理師跟我們說了一個故事：6月2日早上9點多，生命徵象儀器嗶嗶響，當她穿好裝備進入隔離病房，心電圖已呈一條直線，停留在9點46分。
那是一位91歲、家住萬華的爺爺，本來身體很好，每天都去龍山寺附近散步，爬公寓五樓。爺爺在5月25日確診住院，「第一天他手一直比，說要下床、要回家。灌牛奶時，他說：『對不起，我下次會改進，讓我回家好不好？』他可能沒想到會那麼嚴重。」她知道爺爺或許再也回不了家，沒有改進的機會，身邊沒有親人。「如果可以，我進病室就會多留幾分鐘，跟他講講話。有一次我寫紙條，問他有沒有哪裡不舒服？還請他加油。他很努力把頭抬起來看，一直跟我點頭…」
爺爺走後，她透過視訊讓家屬見爺爺最後一面，「病人死亡，家屬通常也確診或被隔離，護理師是陪伴（往生者）走過最後一段路的見證者。」她印象深刻：「進去時，爺爺眼睛沒有閉起來，我把他的眼皮闔起來，我想，他是不是還是有一些遺憾？」
大疫之下，醫護人員成為某人生命最後一段的見證者，願他們對自己、對家人也沒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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